幾天后，黃暮秋說他有時間了，問我要翻譯什麼？我說兩件事情請他幫忙：第一，中央電視台委託我在好萊塢連續聘請著名的電視廣告人為他們講課，如我有時間，一般會與之同行，並充當翻譯。但那一年我無法抽身，就讓他們自己去，臨行前我需要把所有攜帶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廣告語的翻譯很艱難，因為多有言外之意和潛台詞， Copy-writer 本身就已是個極具挑戰的高薪工作，短短幾個字，就可能讓人一個星期磨白了頭髮。國內的翻譯如果不是專業人，往往將意思曲改成牛頭馬面，聽者聽完冒名奇妙。第二，鍾阿城為我寫了小小一段解說詞，表面平淡無比，但是用心很深，我需要翻譯成英文，不但要文字準確，還要翻出看不見的東西。

他看着我，若有所思。“你要求很高”。

我閉了一下眼睛，表示不否認。

“那我試試。”

“有些用語，比如說 dry idea ，你知道怎麼翻嗎？”我問。

“干點子？”

“嗯，國內現在有這個時髦用語了嗎？”

“有了。”

從下午開始，他就一個人坐在我剪接室的另一張桌子上工作，我出去給他買了一杯新鮮的熱咖啡，還帶了下午新出爐的巧克力 cookies ，放在桌上，他頭都沒抬。

吃晚飯時，他帶着一部分草稿，給我念，念着念着自己也興奮了起來，說未有這種體驗，很好玩的。有些詞彙我跟他商榷，說我的理解應該是另一層意思，他一點就通，絕頂聰明，我發現他天賦異稟。

我們坐在一家日本餐廳的院子裡吃飯，地上鋪着大塊的青石板，天兒冷了，風吹過，覺得深深的寒意。我穿上外套，並把領子豎了起來，說你快回家吧，這些稿子不急，我還要趕回學校。他說因天黑，所以要送我，到了樓上，他居然也坐下來，繼續翻譯他的稿件，一眼也沒看我。

那天晚上我們工作到凌晨 4 點，他最後把所有的文稿整整齊齊地摞好，擺在了我的案頭。

我說很感激，不知該說些什麼。他說出門靠朋友嘛。

從那以後，我們常常來往，他很喜歡打電話，可是因為我時間太緊張，總是跟他說不了幾句就掛斷了。有一個周日，我已經再不能堅持工作，決定要徹底地睡一覺，沒想到上午 9 點左右，電話鈴響了，是黃暮秋。

東聊西聊，其實沒什麼大事兒，我很想繼續再睡，可是不好意思掛斷。印象里我覺得黃是個話不多的人，可不知為何，他在電話里持續地講話，就像是停不下來，令我十分詫異。大部分時間我在聽，偶爾嗯一聲，他完全沒感覺，似乎就像喃喃自語。我把電話放在旁邊，轉頭又睡，一覺醒來，發現話筒對方還在說話，而幾個小時已經過去了。

就在出事前三天的中午，我在學院樓上的小放映室里。一個教授開門進來，說樓道里的公用電話有人找你。我太吃驚了，連我都不知道公用電話的號碼，誰會把電話打到這裡？教授聳聳肩膀，也覺得莫名其妙。

我跑出去，拿起電話問是誰？那邊響起來黃暮秋的聲音。他說：“我需要你幫忙，很重要的事情。我的車停在你們系的第三停車場，我在那裡等你。”我急忙問發生了何事？他說見面再說吧。

他把車開到學校附近的一家中餐館，我記得名字叫“上海”，餐館不大，掛着一幅廣東人喜歡的那種金邊大鏡框，裡面是數匹飛馬，絳紅色的屏風，俗氣陳舊，瀰漫着油膩的味道。我挑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黃坐在了我的對面。

我安靜地等待着他開始。他眼神遊移地看着我，終於說：“有個同性戀組織在跟蹤我，很長一段時間了，你要幫我。”

瞬間，我的雞皮疙瘩從耳後根蔓延了開來，呼吸頓時停住，眼珠睜圓地看着他。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