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後,我訂了《讀書》雜誌和《中華讀書報》，開始了思想回歸的歷程。九十年代的後期，有幾個詞是知識分子文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比如“人文關懷”、“精神家園”、“堅守理想”。這些東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軟肋。我想，我的精神，確實脫離了家園，遊蕩得太遠了。我們這個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內，折騰光了2700多萬資金，最後換來的是一片荒草地。

這些錢，沒有一分錢是勞動創造出來的，都是公司通過各種烏七八糟的手段借貸來的。當我跳出了商界這個圈子來審視我們這群人的時候，確實驚出了一身冷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蟲。2700萬不可能是銀行憑空印出來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勞動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變成了銀行呆帳，變成了杯盤狼藉，變成了一片荒草。我們當初的註冊資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是假的，我們的經濟活動整個都是假的。在揮霍掉2700萬的日日夜夜裡，只有荒淫無恥，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喚醒了我的良知，一種人文主義情懷在我心中滋長。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計劃，發指令，職員們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但思想的風暴始終在醞釀。直到有一天，我在電視裡看到一則公益廣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錢，就可以使一個失學的鄉村孩子上一年學。風暴終於摧枯拉朽地襲來。我拿過了計算器啪啪按了幾下，得數讓我目瞪口呆：我們揮霍掉的2700萬足可以使13萬5千個失學的農家子弟讀一年書。我是個因為文革而少年失學的人，又是個在窮鄉僻壤呆過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難滋味，終生難忘。我知道那意味着什麼。剎那間，我耳邊響起了13萬個孩子絕望的飲泣。我無法想象2700萬變成現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們已經罪惡如山！

　　終於，我跟老闆攤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惡，我就再不能與它共處哪怕是一天。老闆當然無法知道我的思想變化，他掩飾不住驚奇，說：你幹嘛要走？這公司不就是你的麼？你要到哪兒去？你還能幹什麼？我說：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闆說：在公司你有房有車，我待你像親兄弟。這兩年是不大景氣，但我們的艱難期馬上就要過去，好運就在眼前。我問你，你到底要什麼？我說：人各有志，並不是你對不起我。我此去決不是為了錢。我私人帳上還有若干，實際上是你幫我賺的，公司現在需要錢，我還給你，只留下機票錢就夠了。老闆拍案大怒：你瘋了！你到北京靠什麼生活？我說：北京我有朋友。老闆氣得站起來又坐下：你，你，你老糊塗了，朋友還靠得住嗎？我說：我相信靠得住，我們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闆無言良久，突然爆發了：好，你走吧！走啊！我不要再見到你！　　（未完待續，今日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