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言采其芹：評《文革七問》
跛行者7、7、2003

第一問：誰更有資格評價文化革命和什麼是歷史。

誰有資格評價歷史，似乎答案是明顯的：用時髦的話說，每個人都有其對歷史的話語權利。但是不同的人，影響他人的能力大有差別。僅從本體和認識的角度來看，歷史跟別的客觀存在沒有區別。鑑於人類歷史（確切一下這裡“歷史”的所指）是關於人本身和人類社會的歷史，從個體天然的好奇心理，到群體對先世的仰慕、仿效、憎恨、懺悔等追念性情緒和行為，從不自覺地追求真相，到自覺地操縱、利用、刪增、篡改，使得歷史無法局限於一門可以超然物外的學問，而是可以直接間接影響當世生活。人類活在歷史的陰影中，例子就不一一列舉了。

政商領袖、學者、藝術家、其他名人，不僅僅是歷史學家，其歷史話語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元元大眾。實際上，所謂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只是“政治上正確”的說法，地位權利名聲凌駕於大眾之上的社會成員，無論其出身、信仰、經歷，在創造歷史方面，他們占用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資源，具有比普通人高得多的能力。部分地由於社會結構，部分地由於自覺不直覺的“精英”意識，社會精英們猶豫或不猶豫地使用手中創造歷史的權利，實踐他們高尚或猥瑣的信念，世事他人不過是棋局棋子而已。在平和緩變沒有明顯危機的情況下，最好的選擇常常是因循，如老子所言“無為而治”；面臨劇變嚴重關頭，由於不可預知的或然性和無窮的變量，精英決策方式的本質，跟孩童遊戲沒有太大區別，其對概率的把握甚至不及專業賭徒。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制度下，精英都形成階層或團體，不同的是獨裁者的意願明顯高於他所代表的階層，決策的效率更高、隨意性更強。

所以不得不強調精英層的責任和良心。指望精英層自覺無疑是不現實地，換句話說，空喊道德是沒有用的，必須有倫理和制度的雙重約束，這一點對獨裁或民主沒有區別。這是在創造歷史方面。在認識歷史方面，現代沒有明顯的制度（錯了糾正我），只有倫理信用來約束。歷史首先是關於史實或近似史實的研究。每人寫一本歷史，在沒有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其高下判斷，是陳述的真實性和對史實的解釋。如果大量背離史實或偽造史實，即是劣品，該作者自動失去信用。

英國史家卡爾說，“歷史不是別人而是知識分子‘製造出來’的；寫歷史就是製造歷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家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與湯因比齊名美國史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說：“所有的宏觀歷史都是自傳。” 凡此種種，歷史的終極客觀性不可達到的說法，跟物理學無法絕對精確測量一樣，並不出奇，原因有
1）史料不全或矛盾。遠古史料常常不全，而近現代則無比浩繁、需細辨真偽。
2）當事人的心態、動機、性格、決策思路等無從捉摸。
3）史料選擇的不同，及對史實的解釋，無法達到一致。後者是由於史料的不全或矛盾，或由於當事人的心理無從捉摸，或由於史家學力參差。
4）政治、權力和大眾情緒（比如民族主義）的干擾。

中國古代史家，秉承孔子“微言大義”的傳統，一般陳述多，評論少。讀過的英文史書不多，從讀過的來看，從羅馬時代到近現代的著作幾種，評論比較多，看起來這是中西治史傳統的不同。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一書中提出的“歷史與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根本原因是歷史的絕對客觀性無法達到，當然也無法解決這一背反。因為這種背反而停止研究歷史，好比因為尺子量不準絕對長度，而停止測量一樣。

歷史通常是簡約的，不很注重細節的。細節跟藝術的關係更密切，更容易用來煽情，而難以保持面對歷史的平靜心。同樣殺死一個無辜者，一刀致命和五馬分屍，對於歷史和藝術來說是有區別的。

“歷史的疏離感”其實不是新鮮命題，古代說“蓋棺定論”，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疏離”的好處，一是資料比較詳細完備，二是多少能避免一些因利益、名譽衝突而導致的主觀失實。“疏離”的壞處，是對當事人心理的把握困難，在古代，還有資料軼失的問題。想提醒的一點是，所謂“張祥平與高粱先生作了將文革放在中國歷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將自己也卷進去，這樣可作到‘旁觀者’”，是對“疏離感”最差的註解，因為“疏離”不是聲稱就可以做到的，換句話說，如果張高和同時代人有相同的經歷、同樣的修養學力，那麼別人不能“疏離”，則張高也不能。

最後回到文革回憶錄的撰寫問題，同意“知識分子首要的任務是以求真的精神來作歷史主義的思考，而不應該首先把個人的好惡加上去對其進行個性化的價值判斷”，但是，因為回憶錄的主觀性和相互矛盾，而不鼓勵回憶和反思，是因噎廢食。記住一點：我們正是在前人的“主觀”和“個性化”陳述的基礎上，來研究歷史的，換句話說，史家所作的，正是考究真偽，去繁就簡。

同意“恰是這些年輕的一代，才具備‘歷史疏離感’”，但是也要捍衛經歷過文革的一代，評論他們創造的歷史的話語權利。這不僅是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因為親身經歷、親身感受，對於歷史研究極其珍貴。對文革的多角度觀察，總是對接近客觀有益的。“首要的任務仍應該是對歷史本體完整、準確的把握，然後才談得上進行理性的認識”，理論上也是對的，但不願看到因為這個原因，把非專業個體的話語權利剝奪，作為對人類社會、對人本身的研究，多些人參與、多些角度，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