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春的一個早上，我在紐約上西區百老匯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館吃了一頓平常的早餐：一份煎蛋、兩片吐司、一杯咖啡，後來因為嘴饞，又加了一杯橙汁。結賬：11美元。考慮到第二天要飛佛羅里達上遊輪，一路零星開銷需要現金，而我手頭現金已所剩不多，便用信用卡結了帳。

當天下午，我按計划去B&H購買相機，打算在加勒比海的遊輪上大拍特拍一番。B&H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頭號照相器材店，店裡從老闆到店員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正統派猶太教徒（兩年前擴建後才出現了其他族裔的店員）。這些教徒大多數是些土生土長的布魯克林猶太人，一生中的某個時間曾經在以色列（通常是耶路撒冷）住過一兩年，大多只能說一些簡單的希伯來語。因此，像我每次去買器材的情況一樣，我的身邊很快聚起了一小群留着絡腮鬍子的店員，一面像圍觀外星人似的打量這個“住在聖地，希伯來語說得比我們還好”的中國人，一面問長問短，間帶着給我的購買計劃出謀劃策。我挑好器材，在兩個自告奮勇帶我去付款的店員的陪同下來到收款台前，收款員還興奮地拿着我的信用卡給別人看，說這是聖地來的信用卡，讓大家都看個新鮮。不過到卡刷下去時，大家可都傻了眼：這卡不好使！

好在“假老鄉”的面子多少還起點作用，經理慷慨地讓我拿店裡的電話給以色列的信用卡公司打電話查詢情況，一問，才知道我的信用卡刷爆了一美元，早上那杯橙汁讓我破產了。

我請求增加信用額度，接線員說只有我的銀行才有這個權力，此時是以色列的半夜三更，我唯一能做的是在紐約的凌晨給我的銀行打電話。她還特別叮囑我，千萬別睡過頭，因為第二天是周五，銀行只工作半天，而周六是安息日，全天休息。

那天的夜晚我是在極度不安中度過的：如果當夜解決不了問題，我將無錢支付旅館費，而如果周六不能飛往佛羅里達的話，遊輪公司是不會退款的，幾千美元的船票將盡付東流，整個旅行計劃將全部泡湯。為了不錯過打電話的時間，我定了叫醒服務又用手機設了三個鬧鐘。在給銀行打過電話後，知道猶太人辦小事疏忽出錯的習慣，又不斷給信用卡公司撥電話查詢，最後逼着信用卡公司直接打電話給銀行確認信用額度增加了，才算安下心來睡覺。

這段經歷也許極端一點，然而卻在某種意義上說明旅行的本質便是不安。旅行的含義是：我們暫時放棄了安穩的居所，去異國他鄉追尋那種過了今夜不知明夜在何處的動盪生活；我們離開親友故舊，離開那張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關係網，走上孑然一身，舉目無親的漫漫長途；我們甚至離開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為我們建起的安全空間，回到野獸成群的蠻荒之地，去享受那種生命威脅近在咫尺的莫名的興奮。旅途中的我們，總是不安着又快樂着，在不安中品味快樂，在快樂中享受不安。

而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一生追求安居樂業，以安為樂，我們又何以花錢費力地去向不安的旅途追求快樂？如果我們的旅途快樂來自我們對安居過久的厭倦，那麼我們又何以知道在以安為安的家常自我與以不安為安的旅途自我之間，究竟哪一個是本真的自我？

從孔夫子到王陽明，我們是一個以“求安”為傳統的民族。孔子在跟宰我爭辯“三年之喪”時說的那句“汝安，則為之”帶領了我們幾千年的長途。相比之下，猶太傳統可以說是追求“不安”的傳統，一種信奉“帶着不安去認真生活”的傳統。

這種傳統在20世紀誕生了一位被稱為“二十世紀的頭腦”的史學大師托尼•朱特。他是第一個把猶太傳統的“不安”引入現代生活的學者，他對歷史學家的責任做過這樣一個闡述：

“歷史學家的使命並非為破壞而破壞，而是講述幾乎是永遠不安的故事，並解釋為什麼這不安的真相是我們所需要的，為的是我們能活得好，活得得體。”

不安的根源乃是人類的非完美特性。這種特性在歷史中的表現便是諸多讓我們不安乃至難堪的共同經歷。面對這種經歷，“求安”的傳統會要求我們忘掉不快，學會“向前看”。然而朱特告訴我們，除非我們正視這種不安，徹底了解這種不安，給這種不安一個恰當的地位，否則我們就不能好好生活，因為被壓制的不安將如不散陰魂，時時會改頭換面，出來騷擾我們的歲月。這就是為什麼朱特要求歐洲民族認真反思反猶大屠殺的歷史。在他看來，不認真反思，歐洲就走不出二十世紀，就永遠邁不過時代的門檻。

國家民族如此，個人其實也不例外，佛洛伊德心理學的基本要點便是要我們把被壓抑的不安都尋找出來，與他們達成理解，給他們必要的地位，以免他們以變態出現，使我們掉進種種非理性的陷坑。

我們還應該知道，不安並不只是過去的事情，我們的非完美性同樣表現在我們的現在以及我們所預見的未來。在這方面，“安”的追求者們希望我們相信如果我們還沒有完美無缺的話，我們至少已經抵達極限，可以心安理得，不必再求新求異。而“不安”的追求者們則恰恰相反，懷疑與批判是他們基本心理習慣，任何靜止狀態都引起他們對“不安”的渴望。朱特自己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基本道路可以總結為“住在哪裡便批判哪裡”，在英國批判英國，在法國批判法國，在以色列批判猶太國，在美國批判美國。用他的摯友的話說：是“永遠在反叛他所熱愛的，並且就在他熱愛的時候反叛。”這種反叛，與其說是在反叛特定對象，不如說是在反叛“安”的感覺。一旦“心安理得”，便立刻警惕起來，因為“安”表明自己走在了錯誤的方向上。

常人不是孔夫子，不可能做到事事心安；常人也非朱特，不可能做到處處反叛。常人如你我，多半會是在“安”與“不安”之間搖擺不定，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安”的天地里時時偷窺“不安”的奇境，恰如我們在順從時嚮往反叛，或者我們在一生安恬的日子裡夢想一世漂泊的旅途。

張平 2010年10月12日 於特拉維夫

原載《走遍世界》2010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