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問：文化革命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扮演了什麼角色？

還是同意傳統說是“受迫害者”，這是從整體上來看，應該能找到有關數據支持。文革中受批鬥、住牛棚的，除了走資派（當權者，其中有大量知識分子），就是臭老九。

“本應該最清醒的知識分子此時竟也構成‘集體無意識’中一部分，即知識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數”。知識分子應該清醒有良心，這是東西方流行多時的提法。任何時候都不缺少清醒的知識分子，但並不是什麼時候，清醒者有足夠的話語權利，或者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畢竟能不能保持清醒，只是良心和道德問題，所以能不能言、敢不敢言、言是否有人聽，無法作太高期望。

舉一個例子，德日法西斯時代，向有冷靜思辨的傳統的德國學者，為日耳曼優越論沖昏的不在少數，想必也有清醒的，他們的話有人聽嗎？日本亦然。《易經·乾·文言》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又如何？孔子就是一代聖人，為倡其言而周遊列國，不過是屢受困厄，飽經嘲諷而已。《論語·述而》載孔子對顏淵講：“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我，我就一展鴻圖，不用，我就退隱山林。無奈的心態昭然。這是態度的消極嗎？很難說是。

自五四到文革，中國絕不缺少有良心且清醒的知識分子。事後來看，清醒者多是中間派人士（中庸之道，其深若海，勉之）。結果一次又一次走彎路，一次又一次反思懺悔，懺悔之後又犯同樣的錯誤。就中國的情形來說，由於歷史上知識分子和統治集團的密切聯繫，清醒不清醒，裡頭有切身利益作怪。簡單說，如果堅持“世人皆醉吾獨醒”，就可能將自己從精英階層中邊緣化出來，甚至完全非精英化。其出路，能退隱山林是好的，不幸的只能作屈原，或者死諫之臣，身後的清名，則歸於反思的範疇了。

所以說，知識分子不能超然，不能衣食無憂，無法超然物外又如何裝清醒？象謝安那樣，出世作第一流的名士，入世作第一流的宰相，畢竟要豪門大族、朝中有人才行，而謝安本人，一入塵世，為家族興衰所羈縻，到死再不得重歸東山。現代的知識分子多為專業人士，衣食無憂，除去政治因素，似乎比前人更有清醒的條件。

回到文革。每臨變革，知識分子階層就經歷一次分化，梁效、蒯大富、聶元子之流，仍屬精英；當右派、住幹校的，實際上被拋離出精英集團，自動喪失了憂國憂民的權利和義務。對文革，梁效可以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反思，朱鎔基可以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反思。

總結一下上面的意思。一、知識分子不是神仙，紅塵紛擾，難得清醒。二、要提倡良心和清醒，但不可過分指望其作用。

到底誰應該為文革懺悔？底線是：作惡者，打殺人、陷害人、作偽證的，應該懺悔。文革雖然是民族大災難，道德判斷的尺度與正常年代相當，比較公平。前面說過，右派們失去了憂國憂民的權利，可以不懺悔；可以為善而沒有為的，也不必一世良心不安－－如果人人都能守住底線，不見利忘義，文革之為害，不致如此之烈。

“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識分子不應該懺悔，因為更應該懺悔的人沒有懺悔”，住牛棚的知識分子可以不懺悔，未作惡的知識分子可以不懺悔，對於其他人，“懺悔本來就是一種主動的姿態，不存在誰逼誰懺悔，誰說誰應該懺悔的問題”，很對，懺悔本來是良心問題，公開發表沒問題，避人獨思也恰當。從道德倫理角度看，倫理的出發點是設立完美化標準，供眾人仰望的，至於實踐程度，在於各人的意願和修行，但是倫理所樹立的反面典型，是萬萬不可觸及的禁忌。殺人是大惡，從小灌輸的倫理觀念，會使逍遙法外的殺人者良心不安，如果有一天，無故殺人者大多心安理得，倫理觀念實際上已經變遷了。換句話說，從道德倫理的層面，人只能向上比，不能向下比，所以“最惡者不懺悔，我亦不懺悔”的說法，至少從倫理上講是不合適的。

由於知識的背景，知識分子確實是最應該具有俗世與宗教情懷的群體；但是，他們能不能把內在的情懷外放出來，成為社會的良心？持保留態度，因為其一，懷疑如此宣稱的動機，有為知識分子群體攫取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利的嫌疑，對其他群體不公；其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紀錄不佳。還是堅持前面的觀點，一、知識分子難得清醒，二、要提倡良心和清醒，但不可誇大其作用。

“還有什麼理由要求那些本來被他們視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統治者們為文革懺悔”。我認為統治者應該最具有反省精神，一兩千年前的中國君主，能四處巡查民間疾苦，注意納諫；現代的政府，嘗試用系統論、控制論等來解決社會問題。可以想象的是，不具備反省精神的當權者，只會帶來國家民族的災難。文革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