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寫安憶，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會感到一絲奇怪的沉重，仿佛這自覺 的使命，推卸不了，卻也完成不好。但有一點我明白，這“奇怪的沉重”來自安 憶的心。安憶的心有多敏感！安憶的心有多細緻！安憶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 的包容、多痛的記憶！還有，安憶的心有多麼明了的直覺、多少鮮為人知的掩藏 ！安憶的心，使安憶的小說變化無窮。

　　所以，寫安憶，是個困難的差事，因為無法概括，就像讀她的小說，你很難 用三言兩語說明意思。我想，讀安憶，也只能感覺。讀她的文章，讀她的小說， 總有一種隱隱的、期待的心情；對安憶是否又有新發現？

　　這種“不斷發現安憶”的心情，有這樣幾次，印象較深，一次是１９８９年 。８０年代末，我寫了一系列女人的故事，編成一部小說集，名為《天生是個女 人》，請安憶寫序。我的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國女性在開始變革的社會生活 中逐漸甦醒，並朦朧地希望“換一種活法”的故事，小說集所容納的故事雖林林 總總，可我對小說里這些女主角的認識也只是茫然。

　　安憶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後，一語道破地指出：“看來，這些‘ 新女性’，無論換多少種活法，結果都是在一個固定的樊籬之中，這個樊籬就是 男人。接下來的問題是，她們能不能衝出這個樊籬，或者說，這個樊籬是不是她 們想衝出去就可沖得出的。這是一個人類的命題，也是一個人性的困境，這困境 是在人性的深處，可說是核心的地位。陸星兒走過許多路，終於到了這一個困境 ，我希望她不要因為害怕困難而回頭，或者繞道而行。”

　　安憶提出女性的這些問題，是“人性的困境”，她把問題一下點到最要害的 “穴位”。讀到安憶的“三戀”，看她演繹愛情故事，赤裸裸地面對着“人性的 困境”，人物和故事都驚心動魄。我從安憶給我寫的那篇序里，發現了她的“三 戀”為什麼在當時會引起震動的原因。

　　還有一次“發現”，好像是１９９２年，我正準備寫長篇小說《精神科醫生 》，只是以精神病醫院為載體，着重想刻畫的還是老三屆這代人進入９０年代改 革開放時期的精神狀態、生存處境。有一天，去安憶家玩，她問我手頭上在寫什 麼東西，我講了正活動在構想中卻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醫生”，安憶好像不 假思索地接話：這個人物有點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這四個字有如靈 感閃爍而過，那個始終恍惚的人物，仿佛從隱約的背景後面明明白白、確確實實 地站到我眼前，我立刻意識到，我可以動筆了，因為，安憶簡扼的話說出了人物 的“核”，視線對準了本質，一切便瞭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對一大批“ 老三屆”面對新時代的概括。

　　寫９０年代這一代人的心態、處境，“英雄末路”的評定，再準確不過了。 寫完《精神科醫生》，我寫了一篇寫作這部長篇小說的文章，題目就是：《英雄 末路》。這點金之語，我卻“得來全不費功夫”。所以，我很重視和安憶閒聊， 她常常會夾雜着閒話，出其不意地說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兩句，或犀利，或 透徹，或獨到。

　　而最讓我吃驚的一次發現，是安憶被聘為復旦大學客座教授，並要給中文系 的學生做個系列講座，重點地分析幾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象安憶站在講台前侃 侃而談，不是談十分鐘、二十分鐘，是一上午，是連續不斷的幾個課時，還要講 授整整一學期。雖說，認識安憶很久了，可我從來不覺得她還有口才，每逢開會 ，能不發言的，她總是退讓、推脫，必須要說，也總是三言兩語，說得又快又短 ，常常是臉一紅一紅的，紅暈未褪，話已結束，幾乎沒看她有過滔滔不絕的時候 ，就是和她通電話，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說的事講完，便立刻撂電話：那就這樣 吧。決不拖泥帶水。

　　很吝惜話語的安憶，卻自告奮勇要給復旦的學生講一學期的課，她的表現會 怎樣呢？

　　先是聽王周生在電話里激動地告訴我：安憶講得很棒啊！可我仍然無法對“ 很棒”具體化。不久，為感受“很棒”，我趕去復旦大學聽安憶講課。講台上的 安憶，不慌不忙地娓娓道來，沒有重複，沒有贅言。

　　那天，安憶給大學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在講解這部小說時， 她首先把《簡愛》與《呼嘯山莊》進行了比較，這兩部小說都是寫愛與恨，但安 憶的分析是：簡愛與羅切斯特的愛情沒有超出我們一般人的經驗之上，而在那個 狂風呼嘯、不見人跡的山莊裡所發生的愛與恨，它是一種永恆的力量，是一種與 我們人類對峙的力量。

　　安憶說：我為它命名了一句話。她把那句話一筆一划寫到黑板上：“愛情消 滅了肉體，同時愛情又化腐朽為神奇。”

　　而在下課鈴聲響起時，安憶的結束語是：愛情具有心靈的特質，並在現實中 可以使心靈超升。雖然，愛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們在愛情之上看到神靈之 境的，實在不可多得，而《呼嘯山莊》是一個。

　　下課了，安憶從容地收拾講義，像個資深的老教師，印象中，她的講義是一 本黃封面的活頁簿。

　　安憶真地讓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勁地問自己：她什麼時候鍛煉出這能力？

　　那一學期，安憶的這種講學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復旦大學名副其實地當 了一回教授。　

　　當這個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備課的辛苦，還有長途跋涉的辛苦，清早 起來趕路，坐２１路電車，再換乘５５路公共汽車，橫穿一個城市。在那個年月 ，誰都不捨得“打的”，安憶也一樣克儉。

　　四年前，《長恨歌》一脫稿，安憶便重重地病了一場。讀《長恨歌》，我只 感到那些細緻到極點的文字，是安憶掰碎的心，對一條弄堂的描寫，就用了幾萬 字的筆觸，細到對一顆落到地縫裡的西瓜籽都不放過，我想，她對這個世界的覺 察實在太仔細，她對人情的體察實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

　　有天下午，她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坐在床邊的一張藤椅上，靜 靜地端詳她，她更清瘦了，身體微微蜷曲，顯得很孱弱、很無奈的樣子，我的心 緊得像一張快撐破的紙，我愛莫能助啊，誰能幫得了她的心？但是，每當我的心 出現問題的時候，安憶總會及時地拉我一把，有一些情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

　　１９８８年夏天，我從北京調來上海工作，心裡很空，記憶中，那是個最酷 熱的夏天。我和兒子一到上海，安憶和李章就請我們在靜安寺紅都電影院旁邊的 一家西餐館吃飯，安憶沒說一句安慰的話，但是和安憶夫婦、兒子團團地圍坐在 圓桌旁，我空虛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面，有了安全感。

　　我和靜安寺大概是有緣的，不久，兒子在靜安寺的一所小學讀書，而安憶的 家也在靜安寺附近。兒子小學畢業參加升學考，這是兒子成長中的第一個考驗， 那天，安憶讓我等在她家，讓兒子中午來她家休息，她給我們做飯，並由李章推 着自行車負責接送兒子。

　　一晃，兒子初中畢業考高中了，我們已經搬到了浦東，遠遠地離開了靜安寺 ，但是，在兒子第三天考試一結束，安憶和李章已經趕到浦東要請請兒子……安 憶對朋友的周到和體貼，不僅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鐵生的病，讓安憶有多牽 掛啊。而對待父母，安憶的心更重，買房子、搬家，她第一條原則，就是要離父 母家近。

　　天有不測風雲，去年十月，茹志鵑老師匆匆地離開了大家。聽到噩耗，我腦 子裡首先跳出的擔心是：這讓安憶怎麼面對？在安憶家，我不敢抬頭看她，只是 留心地聽她和別人說話，讓我驚訝的是，她不哭，很鎮定，說話的口氣出奇地平 緩，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那天，她把父親接到她家裡，在書房裡支了床，她對大家說：我現在想的最 多的是，如何保護好父親。她的理性，她現實的態度，竟壓倒了如此巨大的悲傷 ，安憶刻不容緩地為自己確定了最冷靜、最切實的做法。

　　安憶超人的理性又使我驚詫了。

　　她每天下午按時回到父親那裡，陪他說說話，陪他吃晚飯，風雨無阻，雷打 不動。

　　這一年多，安憶像個不曠課的學生，每天來來回回地走，不遲到不早退。她 還得這樣肩負責任地走下去，她還會這樣不辭辛苦地走下去的。

　　當我發現感情豐富細膩的安憶又如此堅定，如此理性時，我才進一步地感覺 到了安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