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究竟需要什麼信仰？

鳳凰網煞費苦心地推出了一個年度特別策劃：尋找中國人的信仰！開篇就稱中國人不缺少信仰，只是缺少發現信仰的精神。

中國人有什麼信仰？中國人究竟需要什麼信仰？當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際，中國人是應該思考思考這個話題。

過去30年，中國GDP平均每年增長9.8%，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越來越豐富，中國人在信仰乃至價值觀的選擇上有了越來越多的自由，特別是基督徒人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70多萬，增長到現在超過了8000萬，甚至1億以上。這是一個奇蹟，是世界福音史上的“中國奇蹟”！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在世界教會歷史上都是空前的。基督信仰正在漸漸融入整個中國社會，融入中國人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正如萬科的王石所言：如果要選擇一個信仰，他會選擇基督信仰，因為他的企業文化和治理結構與基督教義最相吻合。

著名學者、經濟學教授趙曉認為：“基督信仰所推崇的契約精神與博愛精神，既是基督文明的亮點，也是現代文明的核心。有信仰的地方更有誠信，神聖的契約精神成為現代商業文明與憲政文明的基石。無論是企業自治理結構還是三權分立的政治制衡結構，都基於基督教原罪的教義，相信人性本善的文化完全無法導出。博愛精神及背後的神本主義、聖愛思想則是現代社會保持和諧、避免暴力的主要精神來源。”

所以，趙曉教授極力倡導中國建立於“有十字架的變革”的基礎之上。他認為中國第一次崛起是漢，以儒道互補為文明基石。第二次崛起是唐，以儒道佛互補為基石。現在是第三次崛起，以傳統中華優秀文化與基督信仰融合為新的基石，神本原則、契約精神以及博愛精神將在中國的工商文明、憲政文明以及社會和諧中承擔起普世價值的角色，最終令中國有能力向世界輸出真正的價值觀。

地產富豪潘石屹一直都在關注和思考信仰問題，他在世界金融危機後撰文指出：“這次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實質的確是精神的危機和信仰的危機。在危機中，信心的確比黃金更重要，但信心的基礎是誠實，是信賴。越是處在欺騙的環境中，大家就越沒有信心。試想，如果我們的食物中還有許多的三聚氰氨，如果我們身邊還隱藏着許多兼職的，專職的，間接的和直接的麥道夫欺騙着我們，我們的信心如何再建立起來？誠實、關愛、負責任……這些精神品質是全社會財富的基礎，失去這些基礎，物質財富就像是建在沙灘上的高樓，難以持續。”

“精神品質是如此的重要，但在一個沒有共同信仰的社會環境中去談愛，強調誠實，常常會顯得可笑、幼稚。一般人認為這些是小學生才談論和學習的問題，甚至會有人斥之為偽君子，講大話，或者另有其它目的。也確有人想利用物質世界的原則去促進精神品質的進步，但常常顯得力不從心，有勁使不上。物質和精神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精神世界統領着物質世界。其實，世界的本質不是我們過去所學的物質決定精神，物質世界有物質世界的規律，精神世界有精神世界的法則，如果用物質世界的手段去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就如同用尺子去量溫度，也如同用溫度計去稱重量一樣的不可能。精神品質提高的基礎是信仰。”

中國人究竟信仰什麼？有人或許說曾經信仰共產主義！但今天恐怕沒有多少人再把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看做一種信仰。有人或許說我們信仰道教、儒教、或者佛教……是的，過去幾千年，中國人在功利實用中尋找自已的信仰，中國人所拜的偶像也在隨着時代的改變在不斷的改變，無論是一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魎，無論是釋迦牟尼、太上老君、觀音菩薩，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靈魂的歸宿。於是從古至今，中國人的靈魂一直以孤兒似的方式生活着，沒有依偎、沒有依靠，沒有勇氣、沒有信心。當三千英法聯軍從塘沽口岸登陸後，就能所向披靡，一直殺戮到圓明園；當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個日本鬼子可以驅趕一個村一個鎮的中國百姓。在某種意義上來看，沒有信仰的中國人如同一群迷失的羔羊。

文化和宗教情懷未必能立即改變人們的生活水平或者素質，但對整體社會而言，如果走出過去信奉政治理想的說教之後，讓權力和財富來取代我們的信仰，那顯然又是中國社會和民族的另一種迷失和悲哀。

當全世界都認為中國這個巨龍己經甦醒，一個失去精神依託的社會和民族，究竟要靠什麼為自己的過去救贖？對未來的世界又可以救贖什麼？

救贖始於悲憫。耶穌犧牲自己，佛陀警醒世人，人類的救贖從來都必須靠傑出人物的提醒，“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但是在一個救贖者的原始意義與精神都紛紛失去功能性的時代，遺忘或者被扭曲被濫用成了他們的宿命。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的危機，對基督教來說，這是一片肥沃的傳播福音的土壤。就在口喊理想的官員瘋狂貪腐之時，就在道士忙着養生斂財之時，就在國學孔學與政治聯姻之時，並不受官方待見的基督教在我國城鄉的影響卻日漸深遠。這一切都歸功於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將一切宗教信仰迷信四舊掃蕩得乾乾淨淨，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這樣一個信仰饑渴的時代，上帝的無形之手，給中國人鋪就了一條通往天國的路----這是一條洗涮罪惡的路，這是一條尋找靈魂的路，這是一條走向希望的路，這是一條走向永生的路。
　　
   中國今天除了三自教會，還有無以計數的基督徒，在沒有合法登記的場所聚會敬拜。這些沒有登記的宗教場所被中國人稱為“家庭教會”，西方也稱之為“地下教會”。由於家庭教會的自發性質，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可，不能向政府進行相關的登記備案，因而常常受到各種刁難、恐嚇和打壓，甚至迫害。雖然我黨都是無神論者，但宗教信仰自由早就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之中，這就是說，公民選擇信仰基督教本身將受到憲法的尊重和保護。

然而，在憲法之下，政府又頒布了《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任何宗教活動只能在政府登記批準的宗教場所進行，否則被視為非法。這意味着，我國有無以計數的基督徒每周都在參加非法聚會，只不過政府默認了這種聚會形式。家庭教會的存在，一方面是因為“三自”教會教堂太少，僅以北京和上海為例，解放前這兩個城市各有大型教堂幾百家，現在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十家，遠遠不能滿足信徒聚會的需求和出行的便利。另一方面，基督徒奉行政教分離的原則，幾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這個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也在上帝掌管之中，惟有上帝才能改變世界，也才能影響並改變人心！

上帝是否存在從古希臘時代就有人懷疑，由於歷史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自己的力量，越來越少地看見上帝的行動。特別是到了文藝復興的前後，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了“上帝已經死了”的口號。

人們可以破碎一個舊神話，同樣也可以創建一個新理念。當物理上的上帝已經被人從腦海中淡化的時候，康德卻說：即使這個世界上上帝真的不存在，那麼因為需要，我們也要創造出一個上帝來。如果說，上帝是宗教的需要，那麼宗教就是道德的需要。如果沒有了上帝，那麼還有誰能夠管理超出道德，游離於法律之外的行為呢？按照康德的理念：上帝應該是真、善、美的代表，是智慧、正義、力量的化身，是道德行為的審判者。人們需要真善美，需要智慧、正義、力量，需要道德審判，這些離開了上帝，幾乎是無所適從。

拿破崙曾經說過：“基督存在的本質是奧秘的，我並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滿足人心。拒絕他，世界就成了一個費解的謎；相信他，人類的歷史就可以找到圓滿的答案。”有人曾問著名的歷史學家威爾士（H.G.Wells）誰是影響人類歷史最甚之人時，他回答說：“若按歷史的標準來決定，此人非耶穌莫屬。”

歌德這樣一位對基督教持有偏見的天才，到了晚年，也不得不承認：“如果神真要來到世間，他必然是出現在耶穌這人身上。”歌德晚年對信仰有過精闢的論述：“世界歷史唯一真正的主題是信仰與不信仰的衝突。所有信仰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對當代人和後代人都是光輝燦爛、意氣風發和碩果纍纍的，不管這信仰採取什麼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都只得到一點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暫時地誇耀一種虛假的繁榮，這種繁榮也會飛快地逝去”。歌德的話深刻表明，信仰在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中國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穌基督？一直以來，沒有官方權威的數字。今年8月11日，中國社科院才打破沉默，發布了立場鮮明的《宗教藍皮書》，稱我國現有基督徒2305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

如果從傳教士馬禮遜踏上澳門碼頭的那一天算起，兩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似乎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官方的數字向來都很謹慎，而民間的數字向來又很樂觀。民間保守估計，中國基督徒人數已經超過了8000萬，甚至超過了一億。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家庭教會的人數要數倍於官方三自教會。然而中國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穌基督？並沒有一個真正令世人信服的數字。而真正準確的數字也許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可以肯定，中國基督徒的隊伍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發展速度是驚人的。

基督信仰為什麼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信仰絕不是以槍炮為後盾在中國發展起來的，而是潤物細無聲，那些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傳道人正一個村莊，一個鄉鎮，一個城市地在奔走中國大地，撒播着福音的種子。這樣的大使命，中國本土的理想、佛教、道教和儒教為什麼沒有做到？後者都有強大的政權力量或有上千年紮根中國本土的歷史。

有人說，今天的中國，最普遍的信仰是權力和財富。是的，現代奢侈泛濫的物質生活，掩蓋不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信仰危機。“國家無信仰則亡，民族無信仰則衰，社會無信仰則亂，大學無信仰則爛，教授無信仰則墮，人無信仰則躁，家庭無信仰則變……”這樣的言論看似危言聳聽，但事實上，信仰問題已經引起中國人的廣泛思考被當今社會所關注。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能平心靜氣座下來，學習和討論宗教信仰與社會和諧的關係，連溫總理也在寫下仰望天空的詩句，可見信仰在中國社會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中國都曾有過迫害或排擠基督教的歷史，韓國和日本比素有包容之心的中華民族在排擠外教方面做得更為偏激和徹底，而當時也正是日本和韓國社會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經濟落後的黑暗時期，今天這兩個國家從社會制度到科技，和西方己經沒什麼差別，各種宗教自由傳播，兩國並沒有因此喪失民族性，在許多方面其實比中國民族性保存得更為純粹。

從基督教在全球傳播的歷史和現狀來說，基督徒人數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正從歷史上的歐洲（十八世紀以前）和北美（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轉向亞洲非洲南美等地（二十世紀和廿一世紀）。從絕對人數和增長的速度來說，亞洲的中國、韓國已經成為或者在不遠的將來將成為“基督教大國”。

所謂“基督教大國”應該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基礎，絕不應該有任何政教合一的成分。基督教信仰歸根到底是個人的信仰，是關乎個體生命的信仰。“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任何試圖通過把基督教信仰強加在國民身上，而使一個國家成為所謂的“基督教國家”，在社會實踐上違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在宗教信仰上也不利於福音的傳播。

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宗教改革後的新教信仰，是“入世”的，在歷史上對西方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產生了巨大又深遠的影響，基督信仰在未來能不能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其實比基督徒人數的多少更值得中國人關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