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幾天，阿婆遞給我一個紅紙包，像小時候收到的壓歲錢那樣的紅紙包。打開，裡面是一枚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照片。阿婆告訴我，這是她和阿爺的結婚照。

照片是老照片慣有的那種淡咖啡色。中間好多處，被硫酸腐蝕過一樣，最上面的那層所謂“照片”的東西已經消失了，露出照片最底下的那層白，斑駁地像地圖上的一個個島嶼，白得刺目。來不及消失的，好多地方也都“廓”起來，好像只是暫時附着在紙面上的塵土。我小心地捧着照片，生怕稍一用力就會把它們一一抖落。

阿婆說，這是留在阿爺妹妹手裡的那枚，崇明鄉下地面潮氣重，時間長了自然就這樣了。去年她過世，照片又叫人帶了上來。

照片上依稀還辨得出一些，阿爺和阿婆互相靠着，半身照。阿婆穿戴着西式婚紗（那時倒已經有西式婚紗了）。阿爺頭髮梳得煞光，一副無框眼鏡（這式樣就是擺到現在來看，也是極時髦的），西裝，領結，胸袋上還插着一朵花。

那天，1941年12月21日，在上海寧波路上一家叫“維納斯”的照相館。我翻了一下歷史書，14天前，“珍珠港事件”剛爆發。美國正在向日本宣戰。二戰結束還要再等幾年。那時阿爺入黨已經13年，正開辦着一所小學，暗地裡作為地下黨的聯絡處，進行着地下工作。

《圍城》裡三閭大學教授汪處厚的太太說他：“你年輕的時候？我——我就不相信你年輕過。”我倒真是從來沒有想到：阿爺竟然也年輕過！

阿爺在我兩歲那年就去了，終於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以前印象中的阿爺，永遠就是他遺像上的那張臉，雙眉深鎖，兩頰消瘦，一臉的苦相，一副隨時好像會嘆氣的樣子。凡是有阿爺的照片，“文革”中間為了劃清界限，都燒掉了。我真沒想過阿爺也曾年輕過。

羅蘭·巴特在談攝影的專著《明室》裡說：“攝影要表達的不是‘已經不存在的’，而僅僅是而且肯定是‘曾經存在過的’。”眼前的照片提醒我：阿爺確確實實真的年輕過。

照片上的阿爺真年輕。一臉的英氣。算來那時他實足才31歲，比我現在大不了幾歲，可看上去比我漂亮多了。額頭真寬，寬闊的額頭終究沒能給他帶來好運氣。眼睛也是小小的，目光透過鏡片，透過斑駁的照片，望着我。隔着六十多年，望向我，竟然還是犀利的。帶着一絲懷疑的犀利。像真的一樣。其實當時的他，不過只是望着照相機而已。望着眼前的一個黑洞。背後那個更大的黑洞，他望到了嗎？

意識中知道阿爺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了。小時候，阿爺在我心中可是個傳奇人物。忘了誰跟我說過，解放前，有一次特務來抓他，他得到消息正要走，在黑漆漆的樓梯上和特務撞個正着。特務問他：“某某某，看到嗎？”他反應也快，一指樓上，特務上樓，他自己就溜走了。跟傳說中的革命故事一模一樣。

對阿爺的記憶，幾乎是沒有了。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那時他一個人住在朝北的後間，很暗，除去一張床的位置之外，只能再放一把藤椅。他就整天坐在那張被光的藤椅上，成為一個剪影。等我大了以後才知道，那時樓下的小學早已被沒收，校長是不能再當了，作為老“右派”他被開除公職，吊銷戶口，勒令回鄉。有時他也躲回來，沒有了收入，只能偷偷在人民公園教教太極拳，貼補貼補八口之家的家用。我只記得有一天，我到後間去玩，那天天很暗，阿爺塞給我一隻蘋果。很大很大的一隻蘋果。據阿婆後來講，公園裡人家給他吃東西，他都捨不得吃，要拿回來給我吃。但我終究都忘卻了。我只記得這一幕：隔着黑暗，一隻瘦瘦的手，塞給我一隻蘋果。當時阿爺什麼表情，一點印象也沒有。只牢牢記得：一隻手，一隻蘋果。

那時他的心境如何，現在已經無從知曉。我珍藏着他當時的很多手跡，全是無聊時默寫的古詩詞，藍黑墨水，一張一張寫在香煙包裝紙的背面。有一首詞觸目驚心：“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結婚照當時印了好多枚，分贈親友。60年過去了，大都不在了。手上的這枚如果不是留在鄉下，大概肯定也逃脫不了被投進火爐的命運。人都逃不了，照片又算得了什麼呢？當年一枚枚簇新簇新印出來的照片，簇新簇新地被撕掉，燒掉。如果照片全都沒有了，曾經經過的這個日子，這兩個面對照相機的年輕夫婦，這個“喀嚓”聲，是否就全都不曾存在過？

好在還有手中的這枚照片，曾經簇新，被硫酸一樣的日子腐蝕得面目全非，而她竟然活了下來。

今年清明，我和父親回崇明的革命公墓給阿爺掃墓。坐在輪渡上，望着滾滾黃濁的江水，我想同樣也是這樣的江水，阿爺當年就是坐着小舢板，搖唧搖唧來到上海。而現在我們順着同樣的路，反過來去看他。

照片上的阿爺依然觸目驚心地年輕着。但我分明知道，照片上那個無論多麼年輕的他，其實肉體已經死亡。而且，眼前這個真真切切年輕着的他，正在走向死亡。在那枚照片裡，前面尚有長長的霉運正等着他。而他對那一切還無從知曉。

2003.7.27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