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談西方名詞翻譯中的常見問題

如何把西方世界中的名詞準確地介紹給中國讀者，長期以來是個老大難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翻譯人員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漢語本身存在表音和表意先天不足的欠缺。原則上說，名詞翻譯其實無非是音譯和意譯兩種，但西方語言中的許多發音，在漢語(包括方言在內)里根本沒有，許多概念更是找不到特別合適的漢字載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歷代翻譯家們提出了翻譯的很多標準和原則。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西學東漸”的文化輸入活動是引進印度佛教，有稽可查的第一位翻譯家是安世高，他在東漢桓帝建和年間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30多部佛經。曾長期印度留學的佛學家玄奘在初唐年間主持了機構健全的譯場，在19年間譯出75部佛經，共1325卷，並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準，影響甚大。清末思想家嚴復參照古代翻譯佛經的經驗，根據自己的翻譯實踐，在《天演論》（1898年出版）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譯事三難：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從此成為不刊之論。“信”即誠信，“達”即通達，“雅”即典雅。三者之中，“信”最為重要，“達”次之，“雅”又次之。但再好的理論畢竟也只是理論，即便是在現代的實際翻譯工作中，能夠比較理想地符合這三條標準的實不多見，結果使人完全無法從中文譯名推出大致的西文原名，給國人造成了學習和研究西方科學和文化中的大量困難，沒有達到翻譯工作應該達到的目的。下面，我就來簡單地總結一下西方名詞翻譯中的幾個常見問題。

一、“L”和“R”混淆。這應該說是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漢語裡不存在拉丁語和大部分歐洲語言、也包括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中的“R”這個舌後顫音，很少有中國人能夠把它發准，所以翻譯家們往往用相近的“L”代替它。具體表現有：“La”和“Ra”普遍都“拉”“Le”和“Re”普遍都被翻譯成“雷”、“里”或“勒”；“Lo”“Ro”普遍都被翻譯成“羅”或“洛”；放在詞尾時，“L”和“R”都被翻譯成“爾”……等等，比如拉登(Laden)和拉巴特(Rabat)、巴黎(Pari)和巴里(Bali)、羅伯特(Robert)和羅茲(Lodz)。

二、“B”和“P”混淆。如果說把“L”和“R”混淆起來，還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錯誤的話，那麼把“B”和“P”混淆起來，就讓人無法理解了。也許是因為以“P”開頭的漢字多數不夠“雅”；為了它們看起來“雅”，所以翻譯家們就喜歡本末倒置，把最重要的“信”扔到一邊去了。具體表現有：“Ba”和“Pa”都被翻譯成“巴”；“Bi”和“Pi”都被翻譯成“皮”或“庇”；“Bo”和“Po”都被翻譯成“波”、“玻”或“伯”……等等，比如巴基斯坦(Pakistan)和巴士拉(Basra)、波蘭(Poland)和波斯尼亞(Bosnia)。

三、“D”和“T”混淆。與把“B”和“P”混淆起來的問題相比，把“D”和“T”混淆的這個錯誤就更加讓人無法理解了。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有些翻譯家們不會說普通話，或者借用了他國譯名。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尤其是在台灣和海外十分流行，幸好近年來在大陸比較少見，具體表現有：“Da”和“Ta”都被翻譯成“大”或“達”；“De”和“Te”都被翻譯成“德”；“Do”和“To”都被翻譯成“東”，“Du”和“Tu”都被翻譯成“都”……等等，比如大馬士革(Damascus)和大不里士(Tabriz)、德意志(Deutsch)和德律風(即電話，Telephone)、安東尼(Antonius)、奧古斯都(Augustus)等。

四、“C”和“G”混淆。應該講，這個奇怪的問題責任不全在中國翻譯家們，因為拉丁語裡本來沒有“G”，是在羅馬帝國中後期從“C”演變過來的，兩者形狀相似，也確實容易混淆。但國門打開了這麼多年，如此明顯的錯誤還在各種書籍里大行其道，實在令人費解。具體表現有：“Ca”和“Ga”都被翻譯成“伽”；“Con”、“Cun”、“Gon”和“Gun”都被翻譯成“君”……等等，比如伽太基(Carthage)和伽利略(Galileo)、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君特(Gunther)。

五、“H”和“X”混淆。這個問題是把“雅”置於“信”之上的典型，主要表現是把“He”和“Hi”都翻譯成“西”或者“希”，比如希臘(Hellas)和西班牙(Hispania)。

六、“E”和“O”混淆。這個問題也同樣是因為把“雅”置於“信”之上，主要表現是把“Co”、“Go”和“Ge”都翻譯成“哥”或“格”，比如哥倫比亞(Colombia)、哥白尼(Copernicus)、哥特(Goth)和格魯吉亞(Georgia)。

七、“A”的兩種發音混淆。眾所周知，“A”在詞頭一般發近似“阿”的音，而在詞尾發近似“亞”的音。可惜我們的有些翻譯家們並沒有領會這一點，把在詞頭的“A”也翻譯成“亞”，比如亞細亞(Asia)、亞美利加(America)、亞美尼亞(Armenia)、亞歷山大(Alexander)和阿非利加(Africa)、阿拉伯(Arab)等。

八、一半音譯，一半意譯。很多翻譯家們都喜歡對西方名詞一半音譯，一半意譯。他們的原意也許是好的，希望藉此幫助國人對外語加強理解。但可惜規則不一，經常造成誤會。比如既然New Zealand可以被翻譯成“新西蘭”，那New York為何不被翻譯成“新約克”？有這樣一則真實的故事：德國大眾汽車總部所在地叫Wolfsburg,現全部音譯為“沃爾夫斯堡”，但過去則是一半音譯，一半意譯的。先是有人把它譯作“狼堡”，後某著名翻譯家嫌“狼”字不雅，竟信筆將其改為“朗堡”，後人遂不知所云。不精通外語的讀者，往往不知道翻譯家在何處音譯，何處意譯。又有這麼一個笑話：清末，某老舉人聽外國地理課，知德國有慕尼黑城，乃大怒曰：“荀子有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屈子亦云：‘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好清而惡濁，親白而遠黑，此先賢之至德，雖萬世不可易也。今德國人不慕沙白而慕泥黑，其所謂‘德’者安在？甚哉其偽詐也！”眾咸不能對。其實在德語裡，慕尼黑叫“明興”，巴伐利亞叫“拜仁”，都是很好聽的名字。過去也曾經有人這麼翻譯，但後來不知為何又改用它們的英文名了。“拜仁慕尼黑”一名半英半德，就更加可笑了。我上中學時，也聽同學問過比如“西班牙在歐洲，那東班牙在哪裡？”或“葡萄只長芽，不長牙吧？”之類的問題。又有一次歷史考試作弊，身邊的兩個不學無術的傢伙問我：“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叫什麼？”我輕聲說：“君士坦丁堡！”結果卷子發下來，這兩位大仙一位答作：“軍事坦丁堡”，另一位更絕：“菌絲蛋丁煲”！歷史老師又好氣又好笑地對他們說：“你們兩個不用再考慮報志願的事了，我已經給你們找好了……”

九、漏去詞尾的若干音節。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名詞往往音節過多，即便翻譯過來，也很難熟記。所以很多翻譯家們採用了漏去詞尾的若干音節這一辦法，雖然行之有效，但也遺禍千古。具體表現有：省略“us”，比如“Romulus”被翻譯作“羅慕路”，“Commodus”被翻譯成“康茂德”；省略“an”,比如“Theodosian”被翻譯作“提奧多西”等。

十、其它問題。莫名其妙，而且導致嚴重誤解的大小翻譯問題，實際上幾乎無處不在。比如把“Charles the Great”翻譯成“查理曼大帝”，其實“Charlemagne”只是他的英語外號而已(而且那時候世界上還沒有英語呢)。他的原名叫“卡爾”(Carl或Karl)，即“查爾斯”或“查理”(即Charles)的舊式寫法，與馬克思同志或英國王儲同名。更加要命的是，他的弟弟倒真的叫“卡爾曼”(Carlmann)，完全可以翻譯作“查理曼”。再比如著名的東羅馬帝國皇帝Justinian，他的譯名就很奇特。“Ju”一般被翻譯成“尤”、“猶”或“朱”，比如猶太人(Judean)或朱麗葉(Juliet)，絕對不能翻譯成“查”；“ti”被翻譯成“丁”是因為“t”和“d”混淆，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最後的“an”也被省略了，於是乎Justinian大帝就不被叫做“尤斯提尼安”，而得到了一個與他的原名風馬牛不相及的新名字“查士丁尼”，讓人懷疑那位翻譯家是否學的是啞巴外語。過去在佛經古籍的翻譯中，人們傾向於使用刁、難、怪字，而漢唐宋明各朝語言發音不同，時間長了以後，它們聽起來就離梵文原音越來越遠了。

如果仔細研究，我相信還能分析出更多傳統性的名詞翻譯問題。很多，甚至絕大多數的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它們已經約定俗成了，改起來阻力很大。最好的解決方法當然是直接引用原文名詞，可惜目前的條件還不成熟，沒有辦法，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