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則其明亮的一面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這樣一種青春的美，讀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鋼琴上行走，每一步都發出音樂。但她創造了生之和諧，而仍然不能滿足於這和諧。她的心喜悅而煩惱，彷佛是一隻鴿子時時要想衝破這美麗的山川，飛到無際的天空，那遼遠的，遼遠的去處，或者墜落到海水的極深去處，而在那裡訴說她的秘密。她所尋覓的是，在世界上有一點頂紅頂紅的紅色，或者是一點頂黑頂黑的黑色，作為她的皈依。

　　她讚嘆越劇‘借紅燈’這名稱，說是美極了。為了一個美麗的字眼，至於感動到那樣，這裡有着她對於人生之虔誠。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執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

　　我可以想象，她覺得最可愛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紅的杜鵑花，春之林野是為她而存在。因為愛悅自己，她會穿上短衣長褲，古典的繡花的裝束，走到街上去，無視於行人的注目，而自個兒陶醉於傾倒於她曾在戲台上看到或從小說里讀到，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僅僅是丫環的一個俏麗的動作，有如她之為‘借紅燈’這美麗的字眼所感動，至於願使自己變成就是這個美麗的字眼那樣。這並不是自我戀。自我戀是傷感的，執着的，而她卻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則基督在人群中走過，有一個聲說道：‘看哪，人主來了’，她的愛悅自己是和這相似的。

　　正如少年人講話愛搶先，覺得自己要說的話太多太興奮到不可抑止，至於來不及也沒有空隙容許他傾聽對方的說話，而常常無禮地加以打斷一樣，張愛玲先生由於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於還加以蹂躪。她知道的不多，然而並不因此而貧乏，正因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來成為貧乏的，不夠用來說明她所要說明的東西，她並且煩惱於一切語言文字的貧乏。這使她寧願擇取古典的東西做材料，而以圖案畫的手法來表現。因為古典的東西離現實愈遠，她愈有創造美麗的幻想的自由，而圖案畫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發揮她的才氣，並且表現她對於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誠。

　　她一次對我說，她最喜歡新派的繪畫。新派的繪畫是把形體作成圖案，而以顏色來表現象徵的意味的。它不是實事實物的複寫，卻幾乎是自我完成的創造。我想，是因此之故，特別適宜於她的年齡與才華的吧。她曾經給我看過她在香港時的繪畫作品，把許多人形畫在一幅畫面上，有善於說話的女人，低眉順眼請示主人的女廚子，房東太太，舞女等等。她說是因為當時沒有紙，所以畫在一起的，但這樣的畫在一起，卻構成了古典的圖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塗的青灰的顏色，她讚嘆說：‘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靜寂得使人深思的。

　　她的小說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繪畫，有一種古典的，同時又有一種熱帶的新鮮的氣息，從生之虔誠的深處迸激出生之潑刺。她對於人生，恰如少年人的初戀，不是她的對象真有這樣美，這樣崇高，卻是她自己的青春創造了美與崇高，使對象聖化了。

　　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這決不是因為她有着傳統的貴族的血液，卻是她的放恣的才華與愛悅自己，作成她的這種貴族氣氛的。

　　貴族氣氛本來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愛悅自己本來是執着的，然而她有一種忘我的境界。她寫人生的恐怖與罪惡，殘酷與委曲，贊她的作品的時候，有一種悲哀，同時是歡喜的，因為你和作者一同饒恕了他們，並且撫愛那受委曲的。饒恕，是因為恐布，罪惡與殘酷者其實是悲慘的失敗者，如‘金鎖記’的曹七巧，上帝的天使將為她而流淚，把她的故事編成一隻歌，使世人知道愛。而‘花凋’的女主角受了一生的委屈，委屈到死，則作者把她寫成一個殉道者，而以‘永恆的愛，永恆的依依’作為她的大理石的墓的題詞。讀它的時候，我記起了被系時作的詩中的兩句：‘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作者悲憫人世的強者的軟弱，而給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與喜悅。人世的恐怖與柔和，罪惡與善良，殘酷與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頂點，就結合為一。他們無論是強者，是弱者，一齊來到了末日審判，而耶和華說：‘我的孩子，你是給欺侮了’，於是強者弱者同聲一哭，彼此有了了解，都成為善良的，歡喜的了。

　　她就是這樣：‘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基督在雞鳴之前祈禱三次：‘主呵，如果可以移開這杯子，讓它移開吧，’而終於說：‘既是主的意思，我將喝乾它。’於是他走向十字架，饒恕了釘死他的人們，並且給釘死在他旁邊的兩個強盜祝福。她就是這樣，總覺得對於這世界愛之不盡。

　　她的這性格，在和她接近之後，我漸漸了解了。初初一看，似乎她之為人和她的作品是不相似的。因為，倘以為她為驕傲，則驕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為她為謙遜，則謙遜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卻又那麼的深入人生。但我隨即發現，她是謙遜而放恣。她的謙遜不是拘謹，放恣也不是驕傲。一次她說：‘將來的世界應當是男性的’，那意思，就是她在沉香屑里說的‘那是個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處是光與音樂’。她還是孩於的時候，就曾經想以隋唐的時代做背景寫一篇小說，後來在回憶中說道：‘對於我，隋唐年間是個橙紅的時代’。她還是十幾歲的時候寫過一篇霸王與虞姬，有這樣的句子：借項羽的口說道：‘我們是被獵了，但我倒轉要做獵者’。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具有基督的女性美，同時具有古希獵的英雄的男性美。她的調子是陰暗而又明亮的。她見了人，很重禮數，很拘謹似的，其實這禮數與拘謹正是她所缺乏的，可以看出她的努力想補救，帶點慌張的天真，與被抑制着的有餘的放恣。有一次，幾個人在一道，她正講究着禮數，卻隨即為了替一個人辯護，而激越了，幾乎是固執地。她是倔強的。

　　因為她倔強，認真，所以她不會跌倒，而看見了人們怎樣的跌倒。只有英雄能懂得英雄，也只有英雄能懂得凡人，跌倒者自己是不能懂得怎樣跌倒的。她的作品的題材，所以有許多跌倒的人物。因為她的愛有餘，她的生命力有餘，所以能看出弱者的愛與生命的力的掙扎，如同‘傾城之戀’里的柳原，作者描寫他的無誠意，卻不自覺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誠意，愛與煩惱。幾千年來，無數平凡的人失敗了，破滅了，委棄在塵埃里，但也是他們培養了人類的存在與前進。他們並不是浪費的，他們是以失敗與破滅證明了人生愛。他們雖敗於小敵，但和英雄之敗於強敵，其生死搏鬥是同樣可敬的。她的作品裡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動者，便在於此。

　　又因為她的才華有餘，所以行文美麗到要融解，然而是素樸的。

　　講到她的倔強，我曾經設想，什麼是世界上最強的人呢？倘使有這樣一個人，他被一種從未經驗過的煩惱重重地迫着，要排遣它是不能，倘竟迫倒了他呢，他也將感謝它，然而也不能。他試試喝醉，想使自己軟弱些，也還是想要失敗而不能。有如半馬人齊龍被他的學生赫格爾斯的毒箭射中，而他是得了不朽的，在苦痛中怎麼也死不掉。他祈禱大神宙斯取回他的不朽，讓他可以死去，結束苦痛。這是強者的悲哀。但這樣的人還不是最強者。因為他的悲哀里沒有喜悅。

　　而她，是在卑微與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強，而使這倔強成為莊嚴。如‘金鎖記’里的長安，她的生命里頂完美的一段終於被她的母親加上了一個難堪的尾巴，當她的愛人童世舫告辭的時侯，她這樣寫：長安‘靜靜的跟在他後面送了出來。她的藏青長袖旗袍上有着淺黃的雛菊。她兩手交握着，臉上顯出希有的柔和。世舫回過身來道：“姜小姐……”她隔得遠遠的站定了，只是垂着頭。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轉身就走了。長安覺得她是隔了相當距離看這太陽里的庭院，從高樓上望下來，明晰親切，然而沒有能力干涉，天井，樹，曳着蕭條的影子的兩個人，沒有話──不多的一點回憶，將來是要裝在水晶瓶里雙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後的愛’。這真是委屈，然而是最強的抗議。是這樣深的苦痛，而‘臉上顯出希有的柔和’，沒有一個荷默的史詩里的英雄能忍受這樣大的悲哀，而在最高的處所結合了生之悲哀與生之喜悅。

　　因為，她是屬於希臘的，同時也屬於基督的。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氣里有她的夢思，卻又對於這世界愛之不盡。

　　起先，我只讀了她的一小部份作品，有這樣的擔心，以為青春是要消失的，她對於人生的初戀將有一天成為過去，那時候將有一種難以排遣的悵然自失，而她的才華將枯萎。現在，我不再這麼想了。我深信她的才華是常青的。何以呢？就因為她不僅是希臘的，而且是基督的。

（二）

　　輪到她的作品，我想先從‘傾城之戀’說起。白公館的流蘇小姐二十歲上離了婚，回娘家，住七八年，哥嫂騙光了她的錢之後，用教訓，也用冷言熱語要將她逼走。而她也終於出走了，抱着受了委屈的心情，拚着接受罪惡的挑戰，在罪惡中跋涉，以她的殘剩的青春作命運的一擲。但也並非全由於負氣，還更由於直到現在才分明地使她吃驚的古老的家庭的頹敗生活，埋葬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沒有同情，沒有一點風趣的殘剩，是這麼一種淒涼情味，使她的出走類似逃亡。這種頹敗的氣氛，以前她是沒有感覺到的，因為她是此中長大的。第一次感覺到，大概是在結婚之後丈夫的家裡。男家和她的娘家白公館應是同等門戶，只因為於她是生疏，她以生人的眼看出了這種頹敗的氣氛，但不能如這次的分明，卻不過是覺得諸般的不合適。作者雖然沒有提到離婚的原因，可是不難想象的。於是她回到娘家，在那裡有她做女兒時代一切熟悉的東西，使她又住上了七八年。但在哥嫂排擠她，使她覺得在娘家也成了一個生人之後，她驟然地發現了這古老的家庭的頹敗氣氛，比她哥哥的教訓和嫂嫂的冷言熱語更難受，而同時也是與這些教訓和冷言熱語混合為一的灰暗而輕飄的畫面，而陷於一種絕望的恐怖，淒涼地、小聲地說道：‘這屋子裡可住不得了！……住不得！’

　　於是她走了，怨憤地，淒涼地，也喜悅地。

　　然而她不是娜拉。她是舊式家庭的女子，以她殘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尋覓一些兒溫存，一些兒新鮮，與一些兒切實的東西。她把這些歸結於第二次的結婚，而她也只能如此。

　　她的對手柳原是一個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說是頹敗的人物，不過是另一種的頹敗。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結婚。這樣的人往往是機智的，伶俐的，可是沒有熱情。他的機智與伶俐使他成為透明，放射着某種光輝，卻更見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經熄滅了。結婚是需要虔誠的，他沒有這虔誠。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要妻。他與薩黑荑妮公主往來，這薩黑荑妮公主對於他毋寧是娼妓，他決不把她和流蘇同等看待。保持這樣的女友關係，靠的是機智與伶俐，不是靠的熱情。流蘇恨他的這一手，但也有不盡了解他的地方。柳原有意當着人做出和她親押的神氣，而兩人相對時卻又是平淡的，閒適的，始終保持着距離。他的始終保持着距離是狡膾，但他當着人和她的親狎卻是有着某種真情的。人們把他倆當做夫婦，在他乃是以欺騙來安慰自己，因為他只是厭倦人生，缺乏家庭生活的虔誠，沒有勇氣結婚而已，但仍然自己感覺到這一面的空虛，他需要以偽裝的夫婦來填補這空虛。其人是自私的，並且怯弱。有一天，他在深夜裡打電話給流蘇，也不是為了要使流蘇煩惱，卻正是他自己的煩惱的透露。他說出了愛，隨即又自己取消了。因為怯弱，所以他也是淒涼的。

　　但流蘇不能懂得這些，只以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她也是自私的，但她的自私只是因為狹隘，和柳原的自私之因為軟弱不同。當她賭氣回上海住了些時，柳原打電報請她再到香港去的時候，她覺得萬分委屈，失敗到不能不聽他擺布而哭了。這處所，倘在低手，是要寫成一喜一怒，或慚喜交集的，其實是絕沒有喜意，也沒有怒，連愧慚都不是，而有的只是一腔委屈。

　　重到香港之後，一個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卻告訴她，他一禮拜後就要上英國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這一物。流蘇被留在香港，獨自住在他給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裡。一切竟是這樣的空洞，不切實，這樣的沒有着落嗎？不，就是夢也要比這更分明些。她搬進了新房子，‘客廳里門窗上的油漆還沒幹，她用食指摸着試了一試，然後把那黏黏指尖貼在牆上，一貼一個綠跡子。為什麼不？這又不犯法？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黃的粉牆上打了一個鮮明的綠手印。’她要證實給自己看，就是欺騙自己都好。

　　於是來了戰爭，柳原和流蘇逃難做一起。這戰爭，如作者所說，流彈的‘那一聲聲的“吱呦呃……”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飄動。風裡同時飄若無數剪斷了的神經的尖端，那炸彈轟天震地一聲響，整個的世界黑了下來，像一隻碩大無朋的箱子，拍地擲上了蓋，數不清的羅愁綺恨，全關在裡面了。’而更要緊的，是這流彈與炸彈把柳原與流蘇的機智與伶俐，自私與軟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樸的一男一女，變成很少說話，卻彼此關切着，給了婚了。早先說的：‘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一首最悲哀的詩，至此得到真實的人生做註解了：‘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的。’

　　這故事結局是壯健的，作者刻劃了柳原的與流蘇的機智與伶俐，但終於否定了這些，說道：‘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讀者卻停留於對柳原與流蘇的俏皮話的玩味與讚賞，並且看不出就在這種看似鬥智的俏皮話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煩惱，對於這樣的讀者，作者許是要感覺寂寞的吧。

　　至於文句的美，有些地方真是不可及的。例如：‘那口渴的太陽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嘩啦嘩啦的響。人身上的水份全給它吸乾了，人成了金色的枯葉子，輕飄飄的。流蘇漸漸感到那奇異的眩暈與愉快……’凡是在淺水灣海灘上玩過的人大概總能領略這妙處的。又如寫流蘇剛到香港：‘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着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着，在這誇張的城裡，就是栽個跟斗，只怕也比別處痛些，心裡不由的七上八下起來。’好在那裡，我想是無須解釋的。並且我也不想一一舉出，不如讓讀者們自己去發現來得更好。

（三）

　　有一次，張愛玲和我說：‘我是個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強。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說：‘我在小處是不自私的，但在大處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感倩，貧乏到沒有責任心。但她又說：‘譬如寫文章上頭，我可是極負責任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呢？當時也說不上來。

　　但也隨即得到了啟發。是幾天之後，我和一個由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他正經地並且看來是很好意地規勸我：應當積極，應當愛國，應當革命。我倦怠地答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革命也全給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了，不革命了。’

　　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再遇見張愛玲的時候，我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這名稱是不大好的，╳╳╳╳╳╳╳╳╳╳╳╳╳╳╳╳╳╳╳╳╳╳╳╳╳╳╳╳╳╳╳╳╳╳╳╳╳╳╳╳╳╳╳╳╳╳╳╳╳╳╳╳╳╳╳╳╳╳╳╳╳╳╳但也沒有法子，就馬馬虎虎承受這個名稱吧。（編註：原文如此，想是經檢查之故。）

　　說到‘沒有法子’和‘馬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兩位談天，他們很驚奇這兩句中國特有的流行語。我說這兩句話是民國以來才有的。幾十年來，英雄們來來去去，一個個摩拳擦掌，在那裡救國救民。而人民，卻只是趕着看熱鬧，你問他遊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號他也喊。回來問他怎麼樣？他說是‘馬馬虎虎’。但凡英雄們，無論是土著的，外來的，總是異口同聲的嘆氣，對於這樣的人民‘沒有法子’。也幸虧這‘馬馬虎虎’，人民才不至於被騙光，使得英雄們作惡‘沒有法子’作得澈底。

　　還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時也不妨聽聽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當作餘興。‘到底是上海人’里讚揚上海人的這種聰明，與幾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是俏皮。

　　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如今人總是把個人主義看做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專有的東西，殊不知歷史上無論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當它沒落之際，都是個人被團體淹死，而人類被物質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戶，奴隸厭倦主人，主人也厭倦奴隸，生活的一角更沉緬於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則是物的貧乏，使人心因為吝薔而收縮。一切成為不可忍受，如‘論寫作’里說的有一種‘壅塞的憂傷’，人也‘霧數’，物也‘霧數’，沒有一樁順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樓上去！’里說的‘去接近日月山川’，並且把物從陰暗的角隅里拖出來，拆散，一件件洗乾淨了，也得個爽心悅目。蘇格拉底與盧騷就是這麼的要袪除氤氳於‘霧數’的東西上頭的神秘，而訴之於理性。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盧騷還挑戰地說：‘我即使不比別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別人不同的。’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裡有一種驚惶，看着前面，又怕後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過後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於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但她和蘇格拉底、盧騷他們都不同。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只是在解體中，後面並沒有新的時代，蘇格拉底的理性沒有現實的東西可以依附，隨後是被吸收到基督教里去了。尼羅時代的羅馬也是有沒落而無新生，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里所寫的，人們倦怠於生活，盛行了諷刺，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刺也漸漸稀薄，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後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後倘使隨來的是空虛，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着資本主義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於舊時代是譴責，不再用諷刺。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刺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於新事物的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寫的作品裡就有諷刺，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連續的革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刺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到有所尋求，但終於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後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刺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於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悽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着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着露水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才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日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着過了危驗期的病後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新生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着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里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里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女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於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傾城之戀’里柳原與流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里霓喜過的那種日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飢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腸胃，精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後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高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膩與刺激，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裡邊有着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鎖記’里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姜公館的男女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刺激也沒有用，人後成了麻痹，如同‘年青的時候’里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親，聽紹興戲的母親，庸俗的姊姊，過的日子正如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里的鄭先生家，外面好看，裡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衣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里教科書的愴然告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里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總之是這世界上有着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

　　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里，她把事事物物養在水盂里，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聽幼稚的弟弟講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上海人’里她讚美上海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身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里她神往於申曲：‘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里有一句：‘午後庭院裡的陽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於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悽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後，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女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者。

（本文原發表於《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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