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
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
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同時對《連環套》
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
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
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
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
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
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
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裡。現在經過迢迢四十年，張愛玲本人對《連環
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
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着
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
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
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
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1978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
這裡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
“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
《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
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
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
其間還有個反覆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
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
他在一家餐館裡見面。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
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
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
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裡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
“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
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
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
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
飾流蘇的羅蘭，飾范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
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
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刺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
朋友。——但這是後話。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
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
京劇《文昭關》裡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鬚髮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
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
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教堂，紫
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藤；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
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
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裡，又看
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
寥數行，在記憶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
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
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
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裡，隨後我還與日本憲
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
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余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
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
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余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
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
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張愛玲是
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瀰漫神州大陸，
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
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
創作的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全國解放，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
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着億萬人的注意
——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1952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
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裡，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
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
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
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
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任何事
物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麼簡單。左翼陣營里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
“左聯”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個。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
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
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但用“左”視
眼看起來，也就是“右傾”，“溫情主義”。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
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
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
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
里，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
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
彼此缺少了解，也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
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鬧燈囗的當口；但是，
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
得，老糊塗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
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
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
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裡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
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
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着，跟着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只要把其
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
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
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汽，抗日救亡，
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
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着
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只有堂
皇的廳堂樓閣，沒有迴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着指頭算來算去，偌大
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
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
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
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
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
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
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
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
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
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
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
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對社會主義感到格格不入，不合
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國內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
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
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
《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並不因為這兩部小說
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
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
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秧歌》
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
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
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實事”，而且不嫌其煩，
縷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鋪
里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像也須有依託，張愛玲1953
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裡
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蹟。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贊得如一
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面的黑暗，如獲至寶。
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在國內讀者看來，只覺得好笑。新社會不是天堂，
卻決非地獄。只要有點歷史觀點，新舊中華之間，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
現在中國正在吸取過去的教訓，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可以告慰於真正悲天
憫人、關心祖國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風馳電掣般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麼期待能看到她新的
《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
“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里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