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我們13歲相識，18歲相愛，21歲分開。

　　9年後，我們重又相遇，終於明白，什麼都不曾改變。

　　我們之間沒有求婚的過程，因為沒有必要。

　　我甚至覺得辦結婚手續都多餘。兩個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別人申請，要蓋章，我覺得彆扭，而且，極不浪漫。

　　可是，我們還是要結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終身大事在長途電話中不到一分鐘就定了下來。

　　我不想驚動太多的人，只把要結婚的事告訴了高雁，她興奮不已：“你們什麼時候辦婚禮?婚禮內容我早就策劃好了。主持人是文濤和許戈輝，地點在中國大飯店，舞台兩側設兩塊大屏幕，播放社會各界的賀詞還有你們倆面對鏡頭袒露戀愛經過，初步定20桌，你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廣告客戶……”

　　“怎麼還有廣告客戶啊?”

　　“這麼大的活動，起碼200個來賓，沒有廣告，費用從哪來?”

　　我忘了這個茬。

　　在鳳凰，高雁負責所有娛樂類的節目和大型晚會。她要按照電視晚會的標準來操辦我的婚禮。

　　“我還沒說完呢。”高雁兩眼放光，像是在競標春節晚會似的，“大廳里要鋪上紅地毯，你不是喜歡普京在就職典禮上走過長長的紅地毯嗎?咱們就鋪一條比他還長的，你們倆穿着禮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為是婚禮，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藝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兩個。你喜歡誰?”

　　“Celine Dion。”

　　“請外國歌手有難度，但通過唱片公司也不是沒可能，只是費用太高了，不如考慮F4吧，他們可比Celine Dion紅多了。”高雁兩隻手在那兒比比劃劃，一定是在算出場費。

　　“唉，你是在辦我的婚禮嗎?非弄成F4的歌友會不可。我的終身大事，風頭不能讓別人搶去。”

　　“對對對，F4一到，場面不好控制。那請誰呢?”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開始認真琢磨起婚禮儀式了：“請羽泉吧，他們唱的《最美》，我們在車上老聽，有紀念意義。”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廣告了。”高雁一臉輕鬆。

　　“廣告好賣嗎?”我有些擔心。

　　“當然好賣。”高雁斬釘截鐵，“光一個冠名權就能賣好幾百萬呢。”

　　“那得挑個好名字，我喜歡名表、首飾什麼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亞、蒂芬尼、百達翡力或者江詩丹頓特約之《魯豫婚禮》。”我竟然開始對這個空中樓閣心馳神往了。

　　“你先選個日子吧。”高雁這一提醒，我才想起來，我的婚事，八字還沒一撇呢。

　　“你幫我打聽打聽，在香港結婚該找誰啊?我們想結婚了，可不知道該怎麼結。”我說。

　　“那你的婚禮辦不辦哪?”高雁不依不饒，“可不能浪費了我這麼好的創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別害羞，一見大場面就暈。”

　　果然，在電話里一聽說又是紅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場面，他就已經緊張得結結巴巴了：

　　“那，那我走路一定會順拐的，不如讓我扛台攝像機邊走邊拍吧?!”

　　他是攝像，習慣於躲在鏡頭後面。

　　“不行!”我對着話筒大叫，“從現在開始，你要練習走紅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禮看來是躲不過的。既然要辦，索性就往大了辦，照着奧斯卡的規模。

　　高雁很快打聽到了在香港登記結婚的程序：“你們倆帶着證件去紅棉道婚姻註冊中心就行了。”

　　聽起來簡單，其實很複雜。

　　首先，要公證我倆的單身證明，然後，他要辦赴港簽證。

　　想想真鬱悶，香港回歸都5年了，可內地居民過羅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國容易多少。最簡單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團赴港旅遊。

　　中旅的北京—香港線分7天團和14天團，每星期五出發。以往他都跟7天團來看我，這次他選了14天的，然後打當天第101個電話向我匯報進展。

　　“老婆，都辦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2002年11月22日中午，我一做完直播節目《鳳凰午間特快》，就急着往家趕。他已經到了。臨出化妝室之前，髮型師阿Ray隨口問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有什麼計劃?”

　　“沒什麼特別的，(只是去結婚而已。)”我咽下了後半句話，可臉還是紅了。

　　氣喘吁吁跑回家，老公正聚精會神地看着重播的《午間特快》。

　　“老婆，今天我們旅行團的人問我來香港看誰，我說看老婆，老婆在電視台工作，他們立刻問，是鳳凰衛視嗎?”

　　“他們沒問你老婆是誰?”

　　“問了，我沒好意思說是你。”

　　“這有什麼，下次別人再問，你就說是小莉唄。”

　　話還沒說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腳：“還不快去卸裝。”

　　我認認真真地卸了裝，然後和老公在樓下的茶餐廳匆匆吃了紫菜墨魚河，就坐船直奔中環紅棉道。

　　紅棉道禮堂座落在公園中央，而公園夾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間。公園不大，兩個人攜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鐘，但公園的寧靜卻讓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車水馬龍。這麼說吧，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樓里工作了一天，此刻正一腦門子官司，一走進公園，也會有想結婚的衝動。

　　公園裡有幾個想必是來參加婚禮的人，各個臉上都是一副歡天喜地的神情。只有我和老公，手拉手神情肅穆地走着，看上去像是一對被包辦婚姻捆住了手腳的不幸男女。其實，我們只是緊張。

　　我有一個毛病，對於教堂、機關和所有有象徵意義的地方都充滿敬畏，一旦身處其中常常會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應。有例為證：

　　1999年11月，我在伯利恆耶穌誕生地馬槽教堂里因身體不適，加上被現場荷槍實彈的警衛弄得緊張無比，以至於腹痛難忍，幾乎暈倒。

　　2000年年底我在紐約，星期日獨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過一間教堂，突然心血來潮，想去參加周日禮拜，靠近上帝。而當悠揚的管風琴聲響起，我隨眾人莊嚴起立準備詠唱聖詩時，不知中了什麼邪，我竟然有一種壓抑不住的衝動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瘋狂嚇壞了，急忙以最快速度衝出教堂，然後一個人蹲在路邊放聲大笑。上帝啊，請寬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遠了，還是言歸正傳。

　　我和老公神情嚴肅地來到公園中央的一座小樓前。樓前正有一對新人和親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襲婚紗，所有來賓都是盛裝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來這登記還得穿禮服啊?”

　　我倆面面相覷，他不敢看他的仔褲，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們低頭穿過歡樂的人群，推門進了小樓，樓里一片安靜。

　　一位和藹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們。

　　“我們是來登記的。”老公和我異口同聲。話一出口我們倆都樂了，因為這象極了電影《小兵張嘎》裡的台詞。嘎子來到游擊隊，愣頭愣腦地說：“我是來參加的。”

　　“這裡是行禮的地方，婚姻登記要去金鐘大廈。”工作人員顯然沒看過《小兵張嘎》，她大概猜想我們要麼是幸福壞了，要麼是緊張壞了，所以她善良地選擇了和我們一起傻笑。

　　我們3個人尷尬地面對面樂了半分鐘後，我和他起身告辭。

　　香港婚姻登記處位於金鐘大廈，大約100平米的一個大廳，有20幾個櫃檯。此時，每個櫃檯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員的提問。屋子的中央有十幾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滿了人，男女老少，各種膚色，像聯合國一樣。

　　我先認真閱讀了牆上貼着的布告，立刻對這個嘈雜但卻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滿了景仰。這兒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人生的每一個步驟都歸這兒管。

　　我和老公誠惶誠恐地把一大堆資料交給了工作人員：身份證、護照、單身中文證明、單身英文證明……。能想到的我全帶來了。

　　工作人員一邊翻看我們的材料，一邊指着桌子的日曆說：“你們先挑個行禮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結婚的人特別多，大會堂和紅棉道都快排滿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會堂，你們要不要?還有一個多月，到時候，你們的結婚申請也就批下來了。”

　　我必須要解釋一下在香港結婚的手續：首先在婚姻登記處登記，然後在結婚申請被批准之日起3個月內舉行婚禮，超過3個月仍未行禮的則需要重新申請。行禮的地點有兩處，紅棉道和大會堂。新人服裝可隨意，禮服或便裝都行，但必須整潔、得體。觀禮人數沒有上限，但不得少於兩人，因為在結婚證書上需要兩位證婚人的簽名。

　　“好啊，”面對穿制服的長官，我從不敢說個不字。可心裡直打鼓：“還有1個月5天的時候，辦晚會是來不及了。”

　　我正在猶豫，身後湊過來一對年輕人，手裡拿着一疊證件：“姆該(勞駕)，我們來登記。”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額已經滿了，下周一再來吧!”工作人員彬彬有禮。

　　青年男女只得掃興地離開。

　　原來結婚還有名額限制呢，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說：“12月31日可以。”生怕錯過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員細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鑲着的一塊銅牌說：“你們兩個人誰來宣誓?”

　　我主動站了起來，並且飛快地掃了一眼銅牌上的字，大意是：我以法律的名義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資料內容均真實有效。

　　完全是出於職業習慣，不到兩秒鐘吧，我就背熟了銅牌上所有的字。然後，我在心裡罵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鳳凰早班車》，用不着說新聞，老老實實照着讀吧。”

　　我好象是在課堂上回答老師的提問一樣，站得筆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詞。

　　想必工作人員從來沒有聽過誰如此聲情並茂地朗讀宣誓詞，待我念完，由衷地讚嘆到：“北京話真是好聽。”我頗有成就感地坐下，環顧四周，才發現，剛才還滿滿當當的大廳此刻只剩下了我們3個人。

　　“好了，一旦你們的結婚申請獲得批准，我們會電話通知你們的。別忘了12月31日準時來行禮。”

　　面對陪了我們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樣報答。我真後悔事先沒在口袋裡裝上幾塊喜糖，而隔着櫃檯擁抱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不合適，於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我餓了!”一走出婚姻登記處，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對方說出了彼此的感受。

　　我們喜歡的Dan Ryan�餾就在旁邊的Pacific Place(太古廣場)，於是我倆跑到那吃了有紀念意義的一頓飯。菜譜如下：

　　愷撒沙拉

　　Clam Chowder(香港譯做：周打靚湯)

　　烤羊排配薯條

　　Stuffed Mushroom(炬蟹肉蘑菇)

　　生啤三紮

　　咖啡

　　紐約奶酪蛋糕

　　我一邊搶他的薯條吃，一邊自言自語：“行禮那天，要有至少兩個證婚人，找高雁和郭志成吧。”

　　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婦，他倆是我們的朋友、廣院校友，也是我的同事。

　　老公邊喝啤酒邊點頭，我於是立刻打電話給高雁：“哎，婚禮晚會你先放放，12月31日你和老郭來做證婚人吧。”

　　“那我得帶照相機和DV吧。攝像的事就讓郭志成來幹了。”高雁的特點是熱心、愛張羅、進入角色極快。

　　5分鐘後，我正想消滅最後一個蘑菇，高雁的電話來了：“郭志成聽說要重操舊業可緊張了，他說DV他玩不好，得借個專業攝像機才行。”忘了介紹，郭志成是北京廣播學院87電攝的高才生，只是這幾年一直負責鳳凰在北京的節目製作，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離攝像專業有點遠了。“郭志成還說你們選的日子不錯，我們是12月30日結的婚，如今都邁向10周年了。”

　　掛了電話，我把最後一個蘑菇塞進嘴裡，一邊嚼一邊口齒不清地對老公說：“香港人結婚的規矩真是挺奇怪的。從現在開始，今後的15天裡，咱倆的結婚公告會張榜貼出來，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對的意見。你說，不會有人反對吧?”

　　我的腦海里出現了George C Scott主演的電影《Jane Eyer》《簡愛》中的情節：羅切斯特和簡愛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禮，突然，羅切斯特前妻的弟弟沖了進來，大聲宣布反對他們的結合。然後，簡愛含淚出走。

　　想到這，我已是熱淚盈眶了。

　　“你看你，放心，全國人民高興還來不及呢，不會有人反對的。”他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臉。

　　“那，那我得吃塊Cheese蛋糕。”我破涕為笑。

　　15天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感謝上帝，沒有人反對。

　　12月27日，離31日行禮的日子還有4天，老公再次跟旅行團來到香港。他的行李很簡單：一套西服、一雙皮鞋、一條領帶。

　　這身裝束對他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從不西服革履的，為了31日這天，他穿上這身行頭時不至於笑場，我特別安排了一次彩排。12月12日，《英雄》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

　　現在萬事俱備，只等31日的到來。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29日晚上，我正在家裡做面膜，高雁打來了電話，聽起來她垂頭喪氣的：

　　“怎麼辦吶?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了了。我得出差，他在北京也有事。”

　　“沒事沒事，我再找人。”我嘴裡安慰着她，腦子裡馬上飛快地搜尋着合適的人選，可越想越覺得難辦。還有兩天就是元旦假期，大部分同事、朋友都將休假，剩下的要來值班。我找誰啊?再說，誰會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適呢?

　　我放下電話，愁眉苦臉地坐在沙發上，黑糊糊的死海淤泥在臉上顯得更加可怕。

　　“不如，找咱們家的菲傭吧，叫什麼來着?嗷，奶奶特!”我家的菲傭叫Nanette，老公習慣用北京腔叫她奶奶特。

　　“找菲傭做證婚人不太合適吧?菲律賓政局又不穩，萬一將來兵荒馬亂的，我上哪找她去啊?”我用手摸了摸臉上已經幹了的死海泥，突然有了靈感，“嘉耀和曉文怎麼樣?”

　　嘉耀是我廣院的師弟，他和太太曉文在中學的夏令營里相識，從此再未分開。這種純真而天長地久的愛情故事是我最欣賞的。

　　我和他之間也是這樣。

　　我們13歲相識，18歲相愛，21歲分開。

　　9年後，我們重又相遇，終於明白，什麼都不曾改變。

　　嘉耀是個少年老成的人，辦事嚴謹有條理，在電話里聽到我要結婚的消息，他非常冷靜地說：“那我們31日早上8：50分在紅�⒋a頭集合，坐9：00那一班船去大會堂。”

　　證婚人找到了，我和老公如釋重負。

　　31日一早，我7：00就起了床。我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洗澡、喝咖啡，最主要的，我還沒決定該穿什麼。

　　8：20，老公起床了，可我還捧着杯咖啡呆站在衣櫃前，不知道該挑哪件衣服才好。

　　老公飛快地洗漱完畢，一邊打領帶，一邊騰出一隻手從衣櫃裡拽出一條高領無袖的咖啡色連衣裙：“這條新買的不是挺好的嗎?”

　　我放下了咖啡杯，穿上裙子，在鏡子前面左照右照。

　　好像還不錯。

　　8：45，我和老公衣冠楚楚地走出了家門。他的服裝是：黑西裝、黑皮鞋、白襯衫和金色的領帶。相比之下，我的造型略顯簡單：沒有化妝，頭髮剛剛洗過，沒有吹，只是讓它自然風乾，所以發梢微微向外翹着，呢制的連衣裙外面是一件淺咖啡色的及膝短大衣，腳上是咖啡色的長靴。雖然打扮不像新娘，但本色的衣着讓我覺得舒服、自然。

　　9：30，我和老公以及嘉耀、曉文就正襟危坐在大會堂的接待室里了。靠牆的長椅上已經坐了一家祖孫三代近10口人，新郎新娘想必正在化妝間裡梳頭更衣，所以不見蹤影，來觀禮的人們則略顯拘謹地坐着。最小的孫子被奶奶緊緊地抱在懷裡，那個看上去像是一家之主的父親倒是頗為悠閒，捧着最新款的SONY DV大拍特拍。

　　我突然抓住老公的手，聲音中滿是絕望：“咱們忘了帶照相機和DV。”

　　老公愣了一下，臉上也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但他很快就鎮定地說：“沒關係，就是一個簡單的儀式而已。再說了，咱們記在心裡不是更好嗎?”

　　真是難為他了，和我這個丟三落四又小孩脾氣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早已被訓練成了保育員、輔導員和心理醫生。剛才那短短的兩句話，一下子就平復了我的情緒。

　　“陳魯豫、朱雷!”

　　一聽到我的名字，我蹭一下就站了起來。老公緊跟在我的身後，我們三步並兩步幾乎是躥到了工作人員面前。

　　長條辦公桌前並排擺着4把椅子，我倆和嘉耀夫婦小心坐下。工作人員先收走我們的證件，大概是拿去影印，然後把結婚證書放在了我們的面前。與其說是結婚證書，不如叫結婚紙更貼切，因為那莊嚴的法律文件就是一張紙，和A4複印紙大小一樣，上面有香港特區政府標誌圖案的水印，結婚證書裡的內容十分簡單，只列出了我倆的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和雙方父母的姓名。在證書的最下端，分別有中英文兩行小字。中文言簡意賅：結婚人和證婚人。英文版則在簡潔中透出了神聖：

　　This marriage was solemnized between××and×××, in the presence of××and×××。直譯成中文就是：××和×××是在××和×××的見證下莊嚴成婚的。

　　我們4個人依次用婚姻登記處提供的黑色圓珠筆簽下了名字。

　　“好，請你們稍等，登記官馬上會為你們完婚。”說這話時工作人員臉上滿是由衷的微笑，但她的目光在我們4個人的臉上移來移去，好像不知沖誰笑最合適。顯然，她沒搞清楚到底誰是新郎新娘。因為嘉耀和鏡頭上一樣西服筆挺，而曉文穿着皮夾克，繫着圍巾，和我一樣的隨意。也難怪別人分不清到底是誰結婚。

　　我們又等了幾分鐘，就被工作人員領進了大廳旁邊的一個小禮堂。

　　禮堂陳設簡單：一張長桌，周圍5把椅子，想必是給新郎新娘、證婚人以及登記官坐的。果然，我們4個人被安排在桌旁坐下，我和老公一邊，嘉耀、曉文另一邊，空出的主座自然是給登記官的。禮堂另一側是觀禮席，大概能坐50人。可惜，今天一個觀眾都沒有。

　　前一天晚上，我和老公給各自父母打了電話。我的電話很簡單：“爸，明天我和朱雷就去登記了。”

　　“好。”爸打電話和拍電報一樣簡短。

　　放下電話，我呆坐了半天。我知道爸心裡也許有很多話想說，可當着我的面，他什麼也不會說。我也是一樣。

　　我又看了看那空着的50張椅子，心裡倒並不遺憾。爸媽知道我終於擁有了我想要的，這對他們來說就足夠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禮堂一邊的小門被打開了，剛才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將我們的證件放在桌上。我看到自己的身份證擱在最上面，伸手就去拿，被工作人員和藹但堅決地制止了：“現在還不可以。”坐在我對面的曉文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我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頭，心裡直埋怨自己，都做了新娘的人了，舉手投足一點都不嫻靜。

　　“兩位新人請熟悉一下宣誓詞吧。”工作人員用手指了指桌面上鑲嵌的一塊銅牌，轉身走了。

　　我又忘記了嫻靜，身體嘩一下地撲上去，腦袋幾乎貼在銅牌上，好奇地邊看邊念出了聲：“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新人名字)和你(新人名字)結為合法夫妻。”念完我又嘩地轉頭看着老公：“等一下你可千萬不能把新人名字這幾個字也念出來啊!”

　　“那，”他剛要說話，被我慌忙揮手打斷，因為，登記官進場了。

　　她是一個斯斯文文的中年女性，中等身材，留着陳方安生式的頭髮，一套淡粉色西服套裙剪裁合體，面料、款式一看就知道是Chanel，頸間還有一串白色珍珠項鍊，從頭到腳的打扮一絲不苟且不張揚。

　　“啊，你是陳小姐，我常看你的節目，很高興能主持你的婚禮。”她客氣地說着國語。

　　我沒想到在這裡會碰到觀眾，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登記官抬眼看了看那空無一人的幾十把椅子，神情中掠過一絲詫異。我想她從沒見過只有5個人的婚禮。

　　老公先宣誓。

　　他一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就緊張得不行，他可從來沒當着這麼多的人(4個人)發過言啊。

　　他好像挺鎮定，聲調平穩，吐字清晰：“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和你結為合法夫妻。”

　　我低着頭，拼命忍住笑。這個老公，我不讓他說“新人名字”這4個字，他倒好，乾脆誰的名字都不說。這還行，這不是鑽法律的空子嗎。

　　“朱先生，你要說出你和陳小姐的名字。”

　　我咬着嘴唇，抬頭看老公。他還好，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該不會是太緊張，忘了我們的名字了吧?

　　再看對面的嘉耀和曉文，兩個人臉都憋得通紅，還是死扛着不笑出聲來。

　　“我請在座各位見證，”老公旁若無人地念第二遍宣誓詞，“我!”他停頓了一下，我在嗓子眼裡小聲咕噥了一句“朱雷”，也不知他聽沒聽見，反正，他終於說出了他的名字：“朱雷，和你……”我又緊張地屏住呼吸，還好，畢竟剛才練了一遍，他熟練多了：“陳魯豫結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