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個又一個的農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到繁華的都市裡打工掙錢。她們掙到的錢非常有限，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慘重：衣不禦寒，食不果腹，居無定所。貞潔被無情撕毀，尊嚴遭肆意蹂躪。世道的險惡、謀生的艱辛，無時無刻不摧殘着這些本正處於花季年齡的群體：自殺的青葦，被殺的韓桑，失蹤的袁芹，瘋掉的柏家芸……一個個都是那樣的年輕!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鄉下女孩要遭受如此厄運?

　　城市的高樓在不斷聳立，經濟在不斷發展，然而一代農村少女的青春呢?一個龐大公民群體的自尊和一個民族的靈魂呢?同樣是女性的報告文學作家胡傳永這篇含淚帶血、充滿悲憤與深情的真實描述，是否會喚起我們良知的一次甦醒抑或是心靈的一次震顫，從而使我們對這個如今已熟視無睹的群體投以應有的同情與關愛呢？

　　那天我和莽漢一道去青島，早上起遲了，趕到合肥火車站時，上午9點的快列已經開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車了。將近10個小時空當，我們百無聊賴地在候車室和廣場上兩頭徘徊。傍晚時分，廣場上的人多了起來，我找了塊乾淨的水泥凳坐下，打量着盤桓在周圍的男男女女，看他們的言談舉止衣着打扮，猜他們的身份身世何去何從。突然，一雙手引起了我的注意。這雙手先是輕輕地搭在一個坐離我不遠的中年男人的肩上。這個男人看上去像是個走南闖北的生意人。他看見這雙手落下時，見慣不驚地抬頭笑笑，然後便若無其事地抽起煙來。這雙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彎里，頓了頓，就無所顧忌地順着男人肋下摸捏。這時男人開始和她討價還價。然後這雙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領着男人走開了。

　　是的，這是一雙賣淫女的手。一會兒，又有一雙農家女的手在廣場的另一角出現在我的視線中。

　　兩個學生模樣的男青年拖着兩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過來，她趕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問：要不要去那邊歇會兒?

　　答：不要。

　　問：二位去哪兒?

　　答：去哪兒關你甚事!

　　勸：很便宜的，床鋪也乾淨……服務包你滿意……

　　答：滾!

　　僵持了一會兒，這雙手又如那雙手一樣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這裡還沒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來，揚手打了她一個耳光，然後拉着他的夥伴拖着行李一起走開了。她抬起臉向四周瞟了瞟，我沒來得及調過頭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沖我吼道：“看什麼你看!媽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轉過身去，順手在自己臉上擦了一把，隨後又裝成繫鞋帶的樣子，蹲下來，將本來系得好好的鞋帶鬆開了又繫上，鬆開了又系上……繫鞋帶的手一直在顫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兩行淚珠個搭個地滴在這雙顫抖不已的手上。

　　廣場上的這兩個鄉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里鄉下父母?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了籬笆的農家小院?如何迴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的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帶着這些困惑，我從青島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了鄉下。誰知牽了藤子扯出瓜，走訪的結果令我大吃一驚。一座座看似美麗的村莊已變得人煙稀少，許多農田遭到了荒蕪，由於貧窮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們不得不背鄉離井成群結隊地湧進城市打工以尋求一條新的生路。城市向農民敞開的並不是兩扇公正的大門，而是一口須彎了腰碰破頭才能擠進去小洞。在此過程中，農民們被打碎的不僅僅是千百年來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觀念和習慣，同時還有他們最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犧牲最大、付出最多、受傷最深的依舊是一直不得不作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會裡的鄉下女人。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原諒我用了這個不恰當的詞)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沖在另闢生路的最前邊。她們在歷盡艱險後又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或自殺或他殺或失蹤或傷殘或墮落……

　　在一年多的採訪調查中，我接觸了無數雙浸透了太陽和泥土顏色的手，並通過這雙手，聽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有關鄉下打工妹的故事……

鄉土的訴說

　　這是一段來自官方的報道：我市農民外出打工始於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個年頭。據此次調查統計，今年我市農民外出打工總人數達102萬人(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筆者)。全市188個鄉鎮和1個辦事處3342個行政村幾乎都有勞動力外出務工，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有的村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外出，有的舉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拋荒面積已達267萬畝(何止!———筆者)，占耕地總量的4%。我們在此次調查中發現，實際土地拋荒面積比調查統計的情況還要嚴重，如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37個農戶，男女勞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組僅有的107畝耕地全部拋荒……”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報》頭版二條登載的一篇題為《對我市農民就業問題的調查與思考》的調查報告，作者為六安市市委副書記。這篇調查報告運用了許多由統計部門提供的有關數據和通過官方渠道調查得來的一些事例，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全市農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況，這是我在報紙上所能讀到的能用數據和事例說話的少數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對於農民們為什麼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關現狀和許多問題，沒能作到更深層次的調查和思考。他認為農民們之所以要離開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於農村勞動力過剩。他在這篇文章里寫道：“打工成了我市農村剩餘勞動力有效轉移和農民增加收入、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並強調：“要繼續組織勞務輸出，進一步開闢區域外就業天地。”讀到這篇文章之前，圍繞農民打工特別是外出打工妹的有關問題，我已在鄉下跑了一年多的時間了。遺憾的是，我所耳聞目睹親身感受來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這篇文章一月後，我帶着既是勞動力過剩為何土地又全部拋荒的疑問和準備重新認識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車，我打着傘沿着新淠河的堤壩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說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應有蔥黃綠的意味了。然而，堤壩下的田地里不是長滿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莊稼地一片蕭條景象。三五一群的農民，背背馱馱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丟下了家中的兒女，丟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丟下了地里的莊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後有的攜了三百多個日日夜夜所掙來的血汗錢血淚錢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有的雖然回來了，靈魂和肉體卻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傷殘。

　　壩下出現了一溜農家，有新砌的小樓，也有破舊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養有雞鴨屋後辟有菜園的三間平房走了進去。“家裡有人嗎?”“有哇———您來了!請坐。”一位年輕漂亮的農家女，一手抱着個吃奶的孩子，一手端過板凳，用圍裙在板凳上撣了撣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給您泡茶去。”“你該問問我是誰，來這裡幹什麼。”“您是誰呢?城裡人唄!大正月的，上門的都是客，孬問就見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裡屋收拾哩，明天我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帶着個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聲，是那種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後低下頭不吱聲了。過一會兒她抬起頭來，我看到她的眼圈兒紅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說：“她(指懷中的孩子)得丟在家裡……才七個多月……可沒辦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錢上半年得還清……”

　　一杯茶沒喝完，女人也沒走開，我的身後突然圍上了好幾十個人。他們一陣嘀咕之後，一個年輕的男人站過來問我：“請問您是不是市里派來了解情況的?是官還是記者?”

　　我趕忙否認他們的猜測，然而，我越是否認他們卻越堅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來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着雨，人生路不熟的您來我們鄉下做甚?”說着，他們又相互商議起來：“……對了，這叫暗訪，電視上放過的，搞暗訪的記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們的事跟她講講，快講講，不講就沒機會了……”

　　我在替自己極力辯解的同時，也為這些善良無助的鄉親們感到難過。據他們反映，他們村民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鎮政府瞞天過海賣給了城南中學，他們失卻了部分土地，而攤在他們頭上的各種費用卻有增無減。他們從去年春上就開始上訪，反映他們耕地被出賣負擔過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覆都是讓他們等候處理。年前，他們又群體出動去了區政府，信訪辦的人答應：等過了年派人去調查了解後再說。不曾想我這個不速之客讓翹首盼望處理結果的農民們產生了誤會，以為我就是區政府派來“再說”的關鍵性人物。一雙雙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們的手上還拿了一個個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們的“賬”。

　　“這是收……看看，我都記上了，稻麥棉豆……雞生蛋我也記上了，賣了幾把香椿頭我也記上了……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項!我們也挨搞昏頭了，哪些是該繳的，哪些是不該繳的……小計、合計在這吶，看到了吧，倒掛!包不住呀……”倒掛就是支大於收。問到他們為什麼都要出去打工而讓土地全部拋荒時，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還用問嗎?這地還有甚種頭?”

　　就在我快要結束採訪時，一位大嫂突然擠過來一把拉住了我：“您給講講，我家菜花還能回來嗎?還能回來嗎?她甚時能回來呀!”說完坐地大哭，拉着我的手仍然沒松。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虧那位漂亮的農家女過來解了我的圍，她勸開了那位大嫂，然後告訴我：她的女兒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開頭幾個月直朝家裡寫信還寄過錢，後來就沒了音信，托人去找，哪裡找得到!她想女兒想的，變得瘋魔了，見到陌生人就亂打聽。

　　從新橋回來，我又去了孫崗鎮上郢村。這也是一個男女勞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拋荒的村莊。村支部書記韋立仁一見面就向我講了這樣一個笑話：李長發的老祖母死了，按當地風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個人才行，而這8個人又必須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上哪兒去找這8個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湊齊5個老弱病殘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個只好讓年齡在10歲多一點的小男孩頂了。如果說新橋由於耕地被賣確實存有勞動力過剩現象，農民們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上郢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組191人，人均16畝耕地，這麼多的田畝，就目前農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來說，勞動力不可能過剩。讓田地全部拋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韋書記向我派了這麼一筆細賬：100斤稻子45元，畝產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時每天按8元錢算賬，就得去掉160元，還有化肥種子等加一塊又得去掉幾十元，上郢地處江淮分水嶺，易旱，打水錢又得去掉幾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還有上繳怎麼辦?

　　在我採訪快要結束時，他還講了這樣一段令人痛心的話：“我馬上也準備戇了(戇為六安土話，走的意思)，這個書記我也當夠了……我成天面對的都是和我貼着筋骨連着肉的左鄰右舍們，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奪啊……有的村為了催上繳，還成立了突擊隊、攻堅組。這些人一進村，就有人喊，土匪又來了!小孩子們喚來狗咬……如今的農村幹群關係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敵對關係了……老百姓都比較通情達理，刁民極少數。只要家裡有，一般都願意給。有一天，我和村委會幹部們一道去二房郢孫蘭華家要上繳，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兩個孩子還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蕩蕩的四個大牆拐子(指家徒四壁)我連抽了三支煙也講不出要講的話……我是書記，不帶頭髮言又不行，只好對孫蘭華說，請你支持我們的工作吧。孫蘭華先是坐在下沿一聲不吭，聽了我的話，一轉身去了裡屋，將幾張疊得齊齊整整的錢拿出來朝我面前一擱，就跑到裡屋放聲大哭了起來。她生病的丈夫告訴我們，這幾十元錢是她昨天才去鎮醫院賣血得來的，她幾年沒回娘家了，她原想用這錢來打車票的……(韋立仁講到這裡，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漢子頓時眼水麻花)村裡的青壯年全走了，俗話說：金家銀家，抵不上自個窮家；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帶工傷回的，致殘的人也在百分之二以上，而致殘的人很少能得到什麼賠償。……可不走又哪來的錢交上繳?不走又怎麼能養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憐的是那些姑娘媳婦們，出門在外容易嗎?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會風氣越來越壞，計劃生育也越來越難搞了……如今的打工跟過去的幫工又有什麼區別?我這個書記是越當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間小道上，見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幾小塊種了油菜的菜園裡也都長滿了雜草。我又從我原來走訪過的村莊裡挑出了椿樹鎮的龍穴村，西古潭鄉的陳大郢村，馬頭鎮的感應寺村，施橋鎮的大沙塘村等10個村落，將它們的有關情況與新橋上郢比照了一下，從中可以看出它們的情況基本相似，農民們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拋荒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們的負擔過重，因為貧窮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統計，據抽樣調查得來的結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種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這是否就說明農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鄉下，我不僅看到了村莊和田地的荒蕪，同時還看到了另一種荒蕪。青壯年們都走了，留在家裡的多為行動不便的老人和年幼無知的孩子，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便成了關鍵問題。

那天，正在鄉下採訪，我聽說油坊村請了戲班子唱戲，我也攆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剛剛坐下，就過來了一位老太太，抱着，拉着，領了三個孩子。孩子都在四五歲左右。她問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讓我擠擠坐?”我說當然可以，並馬上給她騰出了地點。等她坐下了，我們交談起來：“老奶奶多大年紀了?”“六十三了。”“這些孩子是您的什麼?”“孫子，外孫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鴰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張嘴要吃，我得給他們燒；晚上睡到床上，14條腿蹬被子，我得給他們蓋；打起架來，惹起禍來，我得當他們的和事佬……”

　　“怎麼都要讓你帶，他們的爸爸媽媽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咱全家打遍全國!(笑)”“還有四個孩子哩?”“都上學去了。”“成績怎樣?”“甚啦?”(老奶奶裝成沒聽清的樣子，我想她可能是聽不懂“成績”二字，只好換用方言問)“他們都念進書嗎?”“哪個曉得!我又不識字，念成甚樣是甚樣，靠天收唄。”“沒人輔導?”“甚啦?”(她又聽不懂了，我趕忙換口)“考試的分數你曉得不?都有多少?他們散學回來做不做作業———就是寫不寫字?”“不寫，從來不寫，沒見他們寫過，盡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懶問，他們自個吵架，說什麼鵝蛋啦，什麼不結殼(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條命，哪煩得了這神!結殼了也好，不結殼了也好，我煩不了……”

　　“您是領得太多了。”“沒辦法，如今鄉下都這樣，中間的走了，丟下兩頭。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個人帶了10個孩子，除了她自個的孫子外孫，還加上鄰居家的兩個。我跟她見面時還編了順口溜哩———吃起飯來一桌小嘴，睡起覺來一床小腿，闖起禍來一臉眼水，念起書了一×胡扯……”說到這裡，老奶奶捂着自個豁了門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卻沒能笑將出來。

　　趁戲還未開場，我又趕緊打聽了另幾個帶孩子來看戲的老人，他們的情況大同小異。有位老人甚至還說：“念那×簧子書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學，遲早還不是跟他們爸媽一樣出去打工!趁眼下還小，匪讓他匪去，瘋讓他們瘋去，好歹落個小時自在，大了再苦我們也管不到了。”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隱性問題。正如我的詩人朋友雪女在一篇報告文學裡寫的那樣：“土地的荒蕪是現實的荒蕪，而孩子的荒蕪是未來的荒蕪。在金傳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帶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敗，也許這就是整個農村的弊端和失敗。不識字漸失活力的老人，識字不多年幼無知的孩子，是人生的兩頭，都是需要別人來關心和照顧的，而農村的現實卻強行把這兩種弱勢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結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傳明，即是我鄉下啞巴三姐的兒子。他們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帶孩子，又要興園種莊稼忙家務……她是一個不會說話的殘疾人啊!

　　寫到這裡，我的心又開始隱隱作疼，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後代，也為全部拋荒的故鄉、故土、故人們，為他們的當下傷心，更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採訪中，我始終特別關注我們的女性打工者。她們可是弱勢中的弱勢!情況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總人數中，女性占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為貧窮，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貧窮之外，還有因為包辦婚姻，重男輕女等等。市勞動局一位負責勞務輸出不願透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訴了我一件真實事情：1986年，一位要人派人從B城下來通過他們從某老區縣招收了20多個年齡在18歲左右的漂亮女孩，說是去當高級賓館的服務員，但誰人心裡不清楚，要她們去干的都是些什麼樣的活!縣裡還像模像樣地組織了歡送儀式。豪華氣派的專車接走了她們……一走就是十幾年，沒見一個人回來過，也沒聽說一個人成過家，有了孩子……儘管當時由官方出面，將這次輸出說得天花亂墜，但做父母的在女兒踏上車門的一剎那，幾乎都流了淚，有的還放聲大哭，明明知道女兒是羊入虎口，卻又不得不讓走……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兒家們，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國又何止這二十幾人!

　　我的一位採訪對象這樣對我說：“什麼搞活經濟？還不是拿我們窮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淚打工女的肉打工女的魂去墊他們的基礎!”

　　如果說這位打工妹的話有點偏激不足以表明什麼的話，那麼下面一位五年來一直和我保持着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觀而又冷靜的言辭就不能不讓人深思了。她在來信中說：“談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話要說。不打工的人是無法理解(她們的苦衷)的。打工妹們並非像報上說的那麼‘自豪’，哪個農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的!家裡太窮了!……有的人不理解我們，問為何不上中專大學?這太簡單了，國家把學費抬得那麼高，有多少農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難題是性騷擾。這種事很普遍。有的當地男人見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占便宜。……這讓人想到咱們國家太不公平，農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比別人矮了半截———農村戶口呀!如今雖然花錢能買到(城市)戶口，可沒有錢，我們又能買到什麼?胡老師，這幾年，我看到了很多的社會陰暗面，體制上的不公，為什麼國家不改改?的確，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時墮落了，可又有誰能理解她們的內心?我每次從電視上見到掃黃就反感。國家應該花99%的精力去治那些有權有錢的男人，而三陪女並非像報上說的都那麼壞，她們實在是無出路。比如我現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還要交什麼暫住費等等，能剩幾個錢?這些都好不合理……”寫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鄉下女孩。我們一直未見過面，認識她是因為她向我負責編輯的《映山紅》雜誌投稿，投的都是詩稿。儘管我們雜誌能刊發的詩總是有限，但她的來稿一般都能被選用，因為她的詩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讓人感動。如她在《永遠的故鄉》裡寫道：

　　鄉情———沖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徹骨的心醉

　　鄉音———用先祖的血脈／在心底釀造的一壇老酒／無論勾兌進多少歲月／開口，就是一片故鄉的韻味

　　鄉愁———睡覺在夢裡／吃飯在碗裡／雨天，和進屋檐滴下的水聲里／晴天，痴入夕陽西下的餘輝里……

　　鄉路———一根彎彎曲曲，無遠不至的馬鞭／時時催我，躍馬回家的路程……

　　一個多麼優秀的鄉下女孩，卻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掙扎。她還向我講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鄉下打工妹們故事，年輕的王芳芳，在向我傾訴她們的苦衷她們的困惑她們的無奈時，語氣是那樣的沉重和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