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不見來時路

　　翻過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墳場。墳場邊有一個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約三十八九歲的樣子，正在挖一種叫做薺頭蒿的野菜。鄉下人有個三月三吃薺頭蒿粑粑的習俗，說三月三是五閻王收鬼的日子，這一天陽間的人要是不吃薺頭蒿粑粑把魂巴住，貪多不嫌少的五閻王就有可能連帶着收些生人下去壯他的地府。我想這種習俗之所以沿襲了下來，一是因為鄉下人一直迷信，二是因為這種蒿子粑粑在這個季節里實在是好吃。那種帶着野味的清香誰吃了都不會忘。只是這種粑粑做起來比較費事，又要燙蒿，又要蒸面，還要加放許多佐料。燒起來火候又非常重要。因此現在繁忙的鄉下人不是家有病人一般不再去做這種蒿子粑粑吃了。我走上去和這女人打招呼：“還沒到三月三哩，怎麼就開始采蒿了?”女人抬起頭笑着答應：“今年雨水多，節氣早，趁這兩天有空，早吃早算事。”我問她這裡是不是辛郢村。她說是，答過了又問，“你來辛郢找誰?”我看了看她的雙手十指是全的。就拿出相機徵求她的意見。“我能不能給你照張相?”對方趕緊擺手說：“不照不照，我沒錢。”她把我當成照相的了。於是告訴她：“我不是照相的，我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紹我的身份以及解釋我所要做的事情。想了想這麼問她：“請問你念過書嗎?”她點了點頭，說念過，三年級沒念完歇掉的。她說的三年級一定是小學三年級。我知道我該如何和她交談了。我說我原先也是個鄉下人，後來念了書，在城裡有了工作，但對鄉下的事還是很在意，特別是對鄉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來辛郢就是想聽聽鄉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傷致殘的鄉下女人，眼下是怎麼過日子的。

　　我打心眼裡可憐這些鄉下姐妹，沒有別的，只是想跟她們說說話。女人很認真地聽着。看得出來，她聽明白了。聽完後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嘆了聲氣說：“噢———是這樣。像這樣這的事我能跟你講三天，倒三籮，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隨着她的手指被眼前的這片墳場吸引了過去。十多座墳塋，幾乎都是新墳，這是怎麼回事?女人告訴我，她叫佟華，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裡。她還告訴我，眼前的這片墳塋，人們管它叫“打工墳”，地下埋着的十有八九都是因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時得的血病，回家來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曉得，是挨膠氣沖的……“還有這邊，一溜條5個是吧，兩對夫婦加上一個開車司機，去南方找他們的一個妹子，這個妹子在打工時不見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回來的路上出了車禍……再望望前頭的兩個，一個是兒子，一個是老娘，兒子在打工時讓鋼絲絞斷了腰，瞎眼老娘聽到了噩訊，上吊死了……”佟華不緊不慢地敘述着，像在講一個遙遠的傳說。我在她那不緊不慢的語氣里，看到了莊稼人因無助而無奈而麻木的心態。佟華還說，他們這裡確實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時斷了腿，缺了指，成了殘廢。但這些人不願別人提及他們的受傷致殘的事，他們認為這是醜事，是因為自己笨手笨腳才招惹了禍端。他們的老闆在逼他們辭工時就是這麼說他們的：“別人怎麼都好好的，單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頭豬!”說到這裡，佟華又關照我：“你想見見這些人可以，可千萬別問他們受傷的事，更不要說給他們照相了，那樣他們會翻臉，連我都要罵的。”

　　“受傷的人都得到賠償了嗎?”我問。“得到了，”佟華想也沒想就答了上來，“工廠老闆先帶你上醫院治，治好了一個人1000塊讓你回家。”“就1000塊?”“就1000塊。在醫院裡治病的錢也都是工廠老闆的。”“那腿斷了可是重傷殘啊!”“腿斷了給5000塊。”“你們不覺得這賠得太少了嗎?”“怎麼講呢……工廠老闆也不想傷人，傷了一個人至少也得花上萬兒八千的……”聽到這裡，我的心不禁一陣顫慄，多麼善良然而又是多麼愚昧的莊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麼樣的活，這麼容易傷人?”“打膠。”“打什麼膠?幹什麼用的?”“說是橡膠，做皮鞋用的。”“怎麼個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爛爛的塑料膠皮什麼的，放到一塊熬。再把那熬好的膠皮剪成一條條的，裝進一個模子裡，模子下邊是煤球爐，等模子上的膠烤黏和了，上面有個機器錘往下一軋……”“這麼原始———我是說他們怎麼用這麼笨的辦法生產產品———都是些什麼樣廠?”“都是私人開的小廠，一家家的，黃岩那地方像這樣的工廠多着哩。”我想佟華說的工廠不過是一個個小作坊罷了。由此我想到了街頭巷尾以及商店裡擺賣的哪些廉價皮鞋，樣子看上去不錯，拿到手一聞，氣味沖人，穿到腳上，最多只管三天。原來這種鞋就是這麼生產出來的。“剛才聽你說，你也一直在外打工，干的就是這個活嗎?”“是的。”“跟我講講你自個的事。”“外頭的錢不好掙，留在家裡又沒錢掙。受苦呀遭罪呀，還想朝外跑，只要老菩薩保佑不傷了不死了，掙一個是一個，總比在家干炕着強。一開頭我在一家餐館裡干，講好了一個月300塊，管吃管喝。這不錯哇，在家裡哪能找到這好事!可他們要我殺生。殺雞殺鴨我都不怕，還讓我天天殺那蛇呀，蛤蟆呀，還有狗。每一次動刀子，我的手就發抖，心也跟着抖。幹了一個月，我嚇病了，只好辭了這份差事，臨走時一分錢也沒拿到，他們說我違背了合約……什麼狗屁合約?我又認不得幾個字，讓我寫名字時，我一聽一個月300塊，想也沒想看也沒看就把名字寫上了。後來我後悔啊!不是後悔沒拿到錢，是後悔我白白地殺了那些生，作孽呀!

　　“後來又到工地上干，跟男勞力一樣抬大土扛水泥。你看我這身子骨!實在撐不下去了，就只好去了鞋廠。我怎麼一直轉來轉去不想去鞋廠干呢?因為我的鼻子不煞聞(土話，敏感的意思)，一聞那生膠味就頭疼，就吐。我剛指給你看的那個得血病死的墳，她是在鞋廠幹得最長的人。醫生說是什麼……再生……什麼血的病(我插問是不是再生障礙性貧血，她連連點頭說對對對就是這麼個病)。我約莫這病肯定是那膠味衝下的。好多女人在那兒干長了，月經都不正常了。你不曉得那味有多麼難聞!鑽腦子鑽心。”

　　我問：“廠里什麼保護措施也沒有嗎?比如說讓你們戴口罩什麼的?”

　　“沒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錢……”“一天要干幾個小時?”“幾個小時!想得倒美，最少得12個小時。兩班倒。不幹完12個小時，沒有人接你的茬兒。剛我給你指的那娘兒倆的墳，兒子名叫張根，是個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他見一個跟他住在一塊的人病了，自個下了班又去帶人家的班。24個小時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難聞，鐵打的人也撐不下來!也只剩下最後一個多小時了，張根實在是瞌睡淹心，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身子往機器上一靠，完了!當時他的腰上系了個皮圍裙，皮圍裙的帶子是用鋼絲做的。皮圍裙一下子就纏到了機器上，機器還在轟轟地轉，那鋼絲眨眼之間就將他的身子勒成了兩段……慘啊!齊刷刷的兩段，骨頭和肉全部都斷了……

　　“身子和腿離開時，他還喊了一聲：‘我的瞎眼老娘啊……’然後才死的……那麼好的一個人，怎死得那麼慘!”佟華說到這裡停下了，低了頭將手裡的小鏟子使勁地往土裡戳。我被這個慘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過神來，“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響雷般在我耳邊縈繞不散。要不是親耳聽了佟華的講述，親眼見了張根的新墳，我怎麼也不會相信，在鄉下，我們的這些衣食父母們竟在經歷着這麼讓人不堪面對的悲慘故事。想那繁華都市裡一擲千金的腐敗分子們，那些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閒老闊少們，“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還不足以讓你驚魂使你省悟嗎?

　　眼見一天又快要過去了，我只好求助於佟華：“天快晚了，這附近恐怕也沒有能讓我住上一宿的旅館什麼的……要是方便的話，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鄉下床鋪髒，住幾晚都成。”佟華笑着說，“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趕上了。”“晚飯後你能不能帶我去見幾個因打工致殘的鄰居?”“好，我帶你去見他們就是了，喊他們來我家也行———只是千萬千萬……”我接了過來：“別問他們受傷致殘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華都笑了，攆三趕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華的家是三間磚瓦結構的房子，這在鄉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問佟華：“這都是你打工掙來的?”佟華答道：“不打工哪能蓋得起房子!光種地只能糊住一家幾口人的嘴，像上繳啦，孩子上學啦，人情往復啦，買種子化肥啦……這些開銷就沒出處了，要是遇上個天災人禍———打嘴打嘴，唉，鄉下人最怕的就是這個……”

　　佟華把我介紹給她的丈夫。看得出來，她的丈夫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麼病，佟華沒說，我也沒好問。佟華忙着洗蒿燙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邊幫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個人轉到正房這裡看看那裡瞅瞅。典型的農家住房布局，中間堂屋，兩頭兩間臥室。東頭的臥室里放着一張老式的架子床，看樣子是佟華夫婦睡的。西頭的一間裡緊挨着放了兩張床，一張大，一張小，床單和被子都打了補丁，但洗疊得非常整潔。小床的上方掛了一隻鼓鼓囊囊的舊書包。書包的旁邊全是港台影星們的畫片，畫片的旁邊一溜條貼了六張獎狀，四張寫的是袁玲玲的名字，兩張寫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佟華孩子的情況，看了獎狀，我想她有兩個孩子無疑。這時，孩子們放學了，先來家是一個長相一般但樣子挺可愛的小女孩，兩隻羊角辮上扎了兩對傻乎乎的蝴蝶結。一會兒，另一個孩子也回來了，這可是一個長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見了我，靦腆一笑，兩隻酒窩兒淺淺一閃便進屋去了。先來家的小女孩還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着對她說：“想知道我是誰嗎?那麼先讓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說：“錯了，剛進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兒。”“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還沒放學?”“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隻掛在牆上的舊書包，心裡好一陣發酸。問三兒：“那是玲玲的書包嗎?”“是的。”“怎麼還掛在這兒?”“大姐臨走時交代的，不要我們動她的書包……大姐的寒假作業還沒做完吶，就讓爸媽叫出去打工了。”我讓袁二方和佟三兒站到玲玲的書包下，給她們合了個影。又跑到廚房裡向佟華夫婦尋問袁玲玲打工的事。先問玲玲多大了，他們說虛歲16。我又問玲玲什麼時候走的，他們說是正月初五。我說我在孩子們的臥室里看到玲玲有那麼多的獎狀，說明她是個很用功而且成績很好的孩子。他們說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師們經常表揚她，聽說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過節的，一天家訪了兩趟，想讓玲玲回到學校里。

　　“玲玲她自己願意嗎———我是說書不念了去打工?”夫婦倆都重重地嘆了聲氣，好半天沒搭話。“你們是不是認為女孩子遲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麼多書沒有用?”

　　佟華將臉扭到了一邊。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說：“也有這方面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家窮……你幫我的家算算賬，5口人的上繳，5口人的吃喝開銷，三個孩子的上學花費……眼下我又做不了田裡的重活，佟華讓農活拖住腿出不了門。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華轉過臉來，一臉的眼水，說：“玲玲聽她爸跟她說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沒吃沒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業來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想想收起來了，把自個念的書都裝進了書包里，整整好，掛到牆上，又對兩個妹妹講了一陣子話，跟我們招呼也沒打就出門去了……生我們的氣呀!”佟華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後，到今天也沒來家。過後捎過一次信來，說她就在六安麻紡廠里幹活，讓我們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掙的錢夠不夠兩個妹妹讀書用的了?”我問。“哪夠?”佟華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說：“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總得買點藥治，一個月都得好幾十塊。他是家裡的頂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實在沒辦法。我們做父母的無能，對不起孩子們……”

　　佟華說到這，一直往粑粑鍋里灑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時三刻，溢着清香的薺頭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華趕忙車了半碗水朝大鍋的周圍一澆，剌啦一聲，一股含着煳味挾着蒿香的霧氣騰鍋而起，將整個廚房以及佟華夫婦都罩在了濃濃的霧氣之中。佟華說：“粑粑煳了。”袁厚地說：“煳了脆些。”我說：“脆的才好吃。”

　　吃過晚飯，不知是因為粑粑煳了的緣故，還是提到孩子她心裡不好受的緣故，或者是乾脆給忙忘了的緣故，佟華早早地給我打了洗臉水，硬把我勸上了床，提也不提讓我再見見其他的打工人的事。畢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隨主便，上床坐着聽她嘮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輕女，她自個因沒為袁家生出個兒子而如何心屈理虧的枝枝葉葉。後來又說到了孩子們。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淚。臨睡時我答應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紡廠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來，天陰得很重，想我幾天來聽到的看到的已經夠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於是要走。佟華聽了卻當門攔住說：“你看你看，這雨滴拎着頭哩(多生動的語言)，說要下就要下了，現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過來勸阻。我告訴他們：“出來時跟家人只說當晚就回去，沒想到走岔了路，耽誤了兩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幾天來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斷我的話問：“你是說……你還得去辛郢?”我讓他的話問怔了：“辛郢我不是來過了嗎?這，不是辛郢?”“這是袁圩村民組，屬辛郢村委會———去辛郢還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聽哈哈大笑，費了老鼻子勁，竟然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這也是天意。這一路驚心動魄地走來，走錯了還是走對了?如何界分這錯與對?它的結果已經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於它的過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這我笑着對佟華夫婦說：“我不去辛郢了，馬上回家，你們也別留我了。我丈夫這時辰說不定已在電視台里打尋人啟事了。”

　　佟華這才鬆了拉扯，待我出門時，她遞上了兩包東西。一包是兩邊炕得焦黃的薺頭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崗鎮時在街頭買的預備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給了佟華的一斤蛋糕。

　　佟華見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趕忙解釋：“噢———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這次沒煳了，帶回去給家人嘗個味兒。這雞蛋糕不是給你的———你不是講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嗎?她可是從小到大根本就沒吃過這樣的好蛋糕……”佟華說着說着眼睛濕了。

　　我趕緊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對她說：“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讓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裡最好最好的蛋糕。”

代失語者語

　　總感到有一份帶淚的託付，在冥冥之中固執地牽引着我。我該為眾多命運悲慘的打工妹做點什麼?為此我該如何去做?捫心自問，沒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鄉來人，說到了一個女孩子的死。這個女孩子18歲去南方打工，22歲在外遭到了謀殺。當我聽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壩上朝南來的路上望，見到她叔懷裡抱了一隻骨灰盒就一頭栽到了壩下，扶起來再也不能說話成啞巴了”的時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擊，一下子明白過來，自己該要做些什麼了。我雖然離開農村來城裡工作已有些年頭，但我與故鄉人的聯繫一直未斷，他們的喜怒哀樂、興衰榮辱可以決定我思維的走向與心情的好壞。如此密切的相關相與，不僅僅是因為鄉下還有我的一個同胞三姐及其他許多親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營養的根始終深扎在鄉下。鄉下，那片貧瘠而又厚重美麗的土地上，長眠着我錐心思念的母親，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遠也唱不完的童謠和淡不去的記憶。

　　記得那年我剛上小學。過中秋時，四個姐姐都回來了，加上妹妹和我，母親的六個孩子都到齊了。儘管在鄰里的眼裡這並不值得高興，因為我們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們仍然覺得這是一次很難得也極令人開心的歡聚。大姐、三姐已經出嫁並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結婚但在城裡有了份工作，四姐在離家30里地的中學裡讀書，她們不約而同的歸來，使得母親親手壘就的三間草屋和種滿了各種花樹的院子頓時熱鬧起來。大姐和二姐之間有着怎麼也說不完的悄悄話；我和四姐的脾氣最合，你問我答也是話語不斷；小妹還小，趁亂早跑到外邊玩打陣去了。單單落下了三姐，因為她是個啞巴。母親說，三姐是在四歲多時突然的一場高燒奪去了說話能力，促狹的上蒼竟讓不能再說話的三組變得無比的聰慧和靈巧，無論是描花繡朵，還是烹飪稼穡，她都做得遠比別人好，正因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遠在別人之上。如果她是一個天生的啞巴，如果她是一個心智一般的啞巴，那樣她會活得稍微輕鬆一些。然而，她不是一個天生的啞巴，她不是一個心智一般的啞巴，她渴望說話遠比渴望活着更甚，她曾為自己與別人之間難以解釋的誤會和無法向別人申訴的委屈尋死不成而撞牆大哭。在我的記憶里，年輕時的三姐始終都留着長發。她用手語告訴我，總有一天，她會像一個正常人一樣開口說話的，四歲前能唱會跳的她總在夢想着這一天的到來，這一天到來了，她就去當一個長發飄飄口齒伶俐的演員……

　　當三姐知道自己的夢想不可能再實現了的時候，便聽從母親的安排，嫁給了一個懂她手語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們圍着母親坐在種滿了各種花樹的院子裡賞月，不知是誰說了一句笑話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着肚子扭腰曲背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三姐慢慢地轉過頭去，將頦兒仰向月亮，我知道，她這是在將盈眶的淚水往心裡倒瀝。母親走過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親也笑了，但迎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見，母親和三姐的眼裡都噙滿了淚花……童年的開懷戛然而止———那一輪浸透了失語之痛的月亮，從此便如鉛砣般墜在了我的心上，每當我抬頭望天時，每當我開心說話時。

　　我於前年秋季回故鄉看望三姐時，順道去看望了那個在外遭到謀殺的打工妹的母親。去時，這位柔腸寸斷的母親，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着吊瓶，看見我，伸出乾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緊緊地抓着，煞白的雙唇翕張顫抖着，嗓子裡卻發不出一絲兒聲音來。那隻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訴我，她多麼希望自己能向別人哭訴一場或向蒼天大喊幾聲，可醫生說，她已不可能再說話了。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如我三姐一樣的啞巴!

　　那次我在故鄉多盤桓了幾日，歸來時，又帶回了另外幾個隨勞務輸出的打工妹在遠離家鄉的地方也身遭橫禍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後，又撞上了和我剛認識不久的青葦的葬禮。青葦是一個自小生長在鄉下後隨父母進城因為父母離異無家可歸、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騙而吸毒而賣淫而自殺的年輕女孩。死去的永遠沉默了，活着的可不能完全失語!於是我知道自己該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從地壠田埂到車站碼頭，從鬧市大街到農家小院，從頭年的秋季開始到次年的冬季還未結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訪問了。和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交流，傾聽和記錄你只能用自己的心。當他們把你當作親人當作知己的時候，你就不再是什麼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們的知己成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駕馭，你從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傷痛，比一直沉浸在傷痛中業已變得麻木業已完全失語的他們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我的內心世界無數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撻和責任的撞擊。這麼多的鄉下姐妹這麼多年來仍在這麼惡劣的生存空間裡如此艱難而又無助地掙扎着，又有誰去真正地關心過她們，體恤過她們，設身處地地想過她們?她們自生自滅也便罷了，我們卻是一次又一次地儘可能地利用她們的貧窮，利用她們的善良，利用她們的勤勞去榨取她們的生命或犧牲她們的青春以維繫一種不合理的存在，我們還有什麼值得自以為是的東西!還有什麼資格去奢談婦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記得2001年夏季，我一個人喬裝後悄悄地溜進本市一家大型企業一個全由鄉下打工妹們操作的對外全封閉式的車間。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負荷超強度地工作。她們的雙手不停地———不，應該說是飛快地將十隻裝滿了啤酒的瓶子朝懷裡一攬，用繩子一紮，提起來，碼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錶，整個過程只用了三秒多鍾。傳送帶上的酒瓶源源不斷地運過來，她們的全身心也就得飛快而又緊張地勞作着。一天要幹上14至15個小時的活，月工資只有300元左右。這種散裝普啤是極易爆炸的，現場中我就看到了好幾個女孩的臉上和頸部都有傷疤，聽說她們的胸部也有被炸傷的，還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斷了……凡是致殘的女孩子都已被廠家辭退而未獲得分文的賠償，因為她們不懂得如何索賠，更不知道何為訴訟。即便如此，她們仍然義無反顧地從鄉下不斷地湧進城裡。可想而知，她們身後的那份貧窮和眼前的這份無奈是何等的不堪了。這些可憐的女孩子，最大的28歲，最小的只有14虛歲。我情不自禁地從手提袋裡摸出相機對準這群女孩按下了快門。車間的四周站了四個監工，這四人全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他們都是廠里的正式職工，月工資都在1300元左右。看見我拍照，立馬圍了過來，先問我是幹什麼的，見我一時語塞，便伸手來搶我的相機，我將相機緊緊地護在懷裡。他們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還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腳。我知道這些打手般的監工是打人打順手了，替那些女孩子們受一次過，我認了。然而有一件事當時讓我感到震驚和絕望，至今仍令我難以平靜，那就是幾個男人吵吵鬧鬧在圍攻我的時候，機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樁在原地動也沒動一下，沒見有人回一回頭看看熱鬧，更不要說有人走過來勸一勸架了。後來我在她們的寢室里又見了她們，她們對我仍然保持沉默。據說，如果誰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實況，誰就有被辭退的危險。辭退意味着一份生活來源的終結。為了這份生活來源，一個個女孩子家———一個個年紀輕輕的人放棄了自己應該擁有的多少權利和生活情趣，變得如此麻木!不讓說話，不敢說話，不能說話，還有不想說話，這都是無聲世界的一種通病。難道真是無語可說？在這個無聲世界裡，生活在最底層的女性總是承擔得最多，而承擔最多往往就要受傷最深，這些一無所有的女性除了讓自己如祭品般地被傷害，她們還能做些什麼?

　　母親的眼睛一直在這個無聲的世界裡注視着我。母親嫁給父親時才16歲，頭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後來母親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啞巴三姐，按算啞巴三姐當稱為四姐才對)一下地，奶奶就將她扔進了村後的水溝里。母親剛剛滿月，父親便以兩塊大洋的身價將她賣給了鄰村的一個豬屠戶。後來母親替父親在我們面前開脫說，父親之所以要賣掉她是因為父親當年得了一場怪病急等現錢治病。可姐妹們都知道，母親是怕傷了女兒們的心而瞞下事實真相的，因為舅媽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父親要賣掉母親完全是因為母親接二連三生女孩的緣故。被出賣的當天，母親連夜出逃了，用一雙曾被裹殘了的半大小腳走了三天三夜，最後落到了離家200多里路的正陽關，被一家郭姓診所雇用，年工錢為兩塊大洋。母親預支了這兩塊大洋，托人捎給了父親。她用差不多是自賣自身的辦法保全了自己無愛的婚姻，算是贖回了一個女兒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親19歲。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鄉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執地牽引着我的帶淚的託付，緣起這裡。

　　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條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卻不知為什麼是越來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