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詒和

作者系章伯鈞先生女公子，《老照片》第二十六期發表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蘇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
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
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一九三八年後，任婦
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一、二屆參政員。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
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一九四
九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
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常
委。——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
匯編里或共和國部長傳記里，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
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而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
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解放後的史良
作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
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
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
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裡、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
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

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美麗女性。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
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着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
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
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

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秘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
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
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着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
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

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門內
東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嗶嘰西服套裙，腳
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着朵朵
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
直奔北屋。接着，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父親姓章名伯鈞
），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檯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
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着胸前的那
些“鳥蘿松”匆匆離去。

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①做的“布拉吉”
（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
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作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
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
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這一直是母親對她的叫法），
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
良這樣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
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
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

一九五六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
的成員。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兒園，瞻仰了泰姬·瑪
哈爾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
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
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
斜搭在肩上，對着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快
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

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八十盧比，你
是團長，也才一百八十盧比。買得起嗎？”

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

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着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
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

她不作聲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看法，是由一樁小事
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
楚圖南、鄧初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
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秘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
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着的阿拉伯數字：一，二，三，四，五……客人
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衛
生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
上幾句。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
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衛
生間，故讓我陪廁。

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衝掉。”

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
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說：
“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衛生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
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秘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
手裡還提着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

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台面的圓桌
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一包是一
打，一打是十二條。這是兩包，共二十四條。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
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
。”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衛生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員的洗臉毛
巾。天哪！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的四條毛巾，活像四條發黃的乾魚掛在那裡。尤
其是我用的那條，尾梢已然抽絲並綹兒了。此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變硬發黃，
但始終也沒能達到史良指示的標準：一條用兩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艱苦樸素、勤儉
節約。我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

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國留學，住在一個柏林老太婆的家裡。她
是個猶太人，生活非常節儉。但她每天給我收拾房間的時候，都要換床單。雪白的
床單怎麼又要換？——我問老太太。她講，除了乞丐和瘋子，德國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與父親的私人關係是相當不錯的。一隻小罐燜雞，
也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次，父親患重感冒，愈後人很虛弱。史良得知後，很快叫
人送來一隻沉甸甸的宜興小罐，母親揭開蓋子，一股雞湯的濃香直撲鼻底。她還帶
話給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後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

父親用小細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說：“史大姐因高血壓住進北京醫
院的時候，小陸都要送這種小罐雞湯。”

對父親吃小罐雞，我特別眼饞。一日，又見飯桌上擺着那隻史良送的宜興小罐，不
禁嘆道：“什麼時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親問：“為什麼？”

我說：“那樣，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雞湯了。”

父親大笑，並告訴了史良。

史良來我家，每次都是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哪兒呢？在我對史良產生了近乎崇拜的
好感之後，便對她的一切都有了興趣和好奇。我問父親：“史阿姨的丈夫是誰？我
怎麼從來沒見過？”

父親說：“她的丈夫叫陸殿東，外交部的一個專員，這個差事是周恩來安排的。他
的年齡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陸。當時在上海，史大姐已經是個名律師的
時候，小陸還在巡捕房當巡捕。”

母親小聲地矯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陸也在上海掛牌當律師了。”

“那是跟她結婚以後的事。”父親接着說：“他們的結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裡明
白。有時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從語氣里，
看得出父親對她的憐惜與嘆惋。

我認識小陸是在全家去青島避暑的途中。在火車的軟臥車廂里，他對妻子照料之周，
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讓所有的女人暗羨史良能有這樣的夫君陪伴，
實在是福。小陸出出進進，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話下。午飯後，
史良說要小憩片刻。小陸聽了，立刻打開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鑲
有法式花邊的白色織物；繼而取出一個紙口袋，口袋裡裝的是一把小釘錘，兩粒小
鐵釘，一節軟鐵絲。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要搞什麼名堂。接着，他請來列車長，比
比劃劃，低語幾句後，只見小陸攜工具爬到上鋪，在左右兩壁各打進一小釘，然後
把那捲織物抖落開——原來是兩尺見寬的幃簾。幃簾上端綴着一個個小銅環，小陸
將它們套入鐵絲，再把鐵絲的兩端繫於兩邊的鐵釘。這樣，一副床幃在幾分鐘之內
便做成了。它質地輕薄，尺寸合適，既把上鋪遮得嚴嚴實實，又開合自如。史良在
簾內換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陸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木質衣架，把史良換下的衣服
撫平撐好，掛於下鋪的衣帽鈎。

車在行駛，車內寂靜。幃簾將夏日的陽光擋在了外邊，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
陸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賞着窗外的風景。我只要從他身邊經過，
叫聲“陸叔叔”，他都要點點頭，圓圓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

後來母親告訴我，儘管小陸對史大姐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保姆還保姆，但人
們都認為史大姐應該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機會。

“什麼機會？”我追問着。

母親說：“就是和你的羅伯伯（即羅隆基）唄。抗戰時在重慶，他倆的關係已基本
被大家默認。史大姐對這件事是認真的，表現得從容大度。可誰也沒料到會冒出個
浦熙修來，老羅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獻殷勤。史大姐察覺後，立即結束了這段浪漫史
。”不想地位那麼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
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着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