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2) |
| 送交者: 章詒和 2003年09月25日18:02:2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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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潘素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與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閒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麼多報刊雜誌,似乎只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潘素仔細看後,連呼:“伯駒,你來看,這孩子畫得蠻可以。”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種肯定。 我每畫完一張,潘素看後,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潘素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誇獎,也不批評。 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終於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 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麼樣的詩才是好詩。至於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於是,我一口一個地喊着:潘姨,潘姨。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係跟着也就變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閒話;後來,除了說閒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姨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兒。 在張伯駒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謹。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後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閒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其中尤喜談戲。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裡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準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聽不大懂。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聽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兒,一位飽學之士,怎麼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在“三面紅旗”“大躍進”“政治掛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聽被時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動出他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任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後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麼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後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擔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並無實惠。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細關係,並將家裡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須從“家底兒”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麼拉,怎麼哄,也不起來。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功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複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裡,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麼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着,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畫具,儘管嘴裡還在嘟囔。 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畢歸來,可能家裡的菜還沒做得呢。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戴帽後,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吃飯,就是佐以餅乾或麵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小愚兒,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聽父親這麼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後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沖在前,像只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於後。天氣轉暖,太陽高懸,幸好我穿得不多。 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只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衝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伯一個樣兒。有一年春節全家逛廠甸的書肆,我爸帶着警衛員把我和媽媽甩出半里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啥也沒看,只顧拉直脖子,活似兩隻呆頭鵝。四隻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回到家裡,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今後不再與他同行。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氣為止。”潘素聽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 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後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幹嘛不坐車?我心裡這麼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駒的身後,走着,走着。 阿彌陀佛,終於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侍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在吩咐幾句之後,涼菜、湯菜、熱菜、麵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 這裡,也是父親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吃點什麼?” 我便舉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駒,沒有問我想吃什麼。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屬於自己的那份西餐,並恭敬地向他倆道謝。 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駒立即對我說:“小愚,你趕公共汽車回家吧。” 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着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後地向北走着。張伯駒的鬢髮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裡,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看來,喜好與興致對張伯駒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 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聽後,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餚,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後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癢難耐了。 一個周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駒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夾襖。一襲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潘素的白晰嬌好,映襯得分外動人。離吃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閒談。由於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聽。況且聽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閒談之後,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於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布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於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制止這種行為。西諦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氣問張伯駒:“你覺得劉海粟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稚柳,都不錯。” 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粟③和朱光潛④,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後,因為政治歷史問題,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麼做畫,做學問?(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國的時候,跟他談了談楊嘯天(即楊虎)⑤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即李濟深)和其他幾個黨外人士願意做擔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後,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粟和朱光潛的處境。有政歷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黨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繫到人的後半輩子,關繫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發展。” “後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 “(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才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後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粟、朱光潛還要槽糕。” 而後,他們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黨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後來又與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外其餘一概劃為右派。葉譽虎(葉恭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劇院的葉盛蘭,葉盛長兄弟、李萬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或參加農工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也都劃了右派。總之,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你捐獻了那麼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麼,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麼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劃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麼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贊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親想到另一個公子──袁克定。父親問:“袁克定後來的情況怎麼樣?想必張先生是清楚的。” 父親的提問,使不太愛講話的張先生有了話頭兒。他開始侃侃而談:“克定大半生隨父,為袁世凱出謀劃策,自己也身受榮華富貴。到了抗戰時期,克定的家境就每況日下,手頭拮据。那時他還想通過關係,請求蔣介石返還他被沒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產。老蔣沒答應,克定只好以典當為生。華北淪陷,有一次曹汝霖勸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袁家的親戚聽說這個消息,也都議論紛紛。贊同的、慫恿的頗多,其目的無非是每個人藉機能分得些“條子”(金條)罷了。克定堅決不同意,說這是先人發祥地,為子孫者不可出售。當時占領華北的日本陸軍長官土肥原賢二,由於從前與老袁認識,所以在網羅到吳佩孚、靳雲鵬之後,還想攏絡袁氏之後,尤其是長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華北偽政權任職,恐怕對北洋舊部還能施加些影響。克定曾幾次向我談到這事。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則從此有了財源,但也從此當了漢奸,得不償失,決計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頤和園內。” 張伯駒講到這裡,不無感慨地說:“人知梅蘭芳蓄鬚明志,其實北京淪陷八載,克定身處困頓之境,拒任偽職,也是有氣節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後來,我看他家產耗盡,生活難以為繼,便將他從頤和園接到我的承澤園寓所。他住在樓上,滿屋子的書,以德文書最多。他這個人,儒雅正派,每日讀書譯述。我們家裡的詩詞書畫,弦歌聚會,他是不下樓的。後來,我把承澤園賣了,把家搬到了城裡。(19)58年克定八十大壽,他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誰負擔?有經濟來源嗎?”父親問。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資吧。這還是行嚴(即章士釗)以中央文史館館長身份,在文史館給克定弄個名義,按月發下的生活費。他每次拿到錢,都要交給潘素。我不讓潘素收他的錢。我既把他接到家裡住下,在錢上就不能計較了。” 張伯駒說話的口氣,平靜如水,清淡如雲。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張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個七、八十歲的垂暮之人。這樣一件天天費神化錢、時時勞心出力的事要是輪到我,說什麼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伺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清(代)瓷。席間,張伯駒只是吃,既不評品菜餚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喜歡聽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着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機。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點點頭,連連夸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後,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爸叫洪秘書通知司機將老“別克”開出來,送客歸家。 潘素聽後,忙說:“不用叫車。地安門離什剎海很近。”而此刻,張伯駒什麼客氣話也不說,背着雙手走出大客廳,一個人站在庭院當中,打量起我家的這座四合院來。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吃幾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師了。父親若是新購得幾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優劣。他們不談政治。 父親曾問:“你認為徐邦達的鑑定水平如何?” 張伯駒搖着頭,說:“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說成假的。”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後,認為爸的收藏除了儘量搜集皖籍文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明確目的之外,其餘的藏品過雜,建議今後以明清佳品為主。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麼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着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圭、馬遠,能弄到一兩幅石濤、八大,就很滿足了。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領導幹部,或者直接送到他們的家裡。對他們,價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講康生、鄧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畫不比我多,卻比我好。而他們化的錢,卻要比我少。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幾個中共首長之後,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裡。價錢嘛,標價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錢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資了。(19)57年以後,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 說到字畫的價錢,父親遂問張伯駒:“你的那些名貴字畫,聽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頭,對我們講:“陸機《平復帖》是用四萬大洋從溥心畬的手裡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的,因為溥心畬開口就要二十萬大洋。買展子虔的《遊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闆那裡弄來的。那老闆張口索要的黃金是八百兩!《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陽台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願以二十萬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麼個數目的錢,只好先付六萬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范仲淹手書《道服贊》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 講到這裡,張伯駒喟嘆道:“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韓干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畫名跡。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里寫下的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潘素還告訴我們,抗戰爆發以後,他倆為保護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畫一一縫入衣被,全部攜往西安。一路的擔驚受怕,日夜的寢食不安。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動靜,氣不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總之,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是受夠了顛簸和驚嚇。 我知道,朱自清、聞一多是極有氣節的愛國者。可我翻來覆去地想,怎麼都覺得張伯駒也是個極有氣節的愛國者。我搞不懂:為什麼像“民革”里和共產黨動過刀槍的人物,在57年風浪中被認為表現良好;而“民盟”里傳播知識的教授,如潘光旦;“農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這個把用黃金房產買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兒都捐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倒成了右派?其實,我的搞不懂,也是父親的搞不懂。 客人走後,我對父親說:“聽張伯伯講買字畫又捐字畫的事,心裡很不是滋味。把你劃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黨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黨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 父親用一句話回答了我:“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於私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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