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3) |
| 送交者: 章詒和 2003年09月25日18:02:2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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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文化里,詩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詩。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別說是外出作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風,也能引出詩興。於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詩吟聯填詞,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於幾還快。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合格律又切題,真叫絕了。這是什麼?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與他的詩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獨創一格,人稱鳥羽體。我甚至覺得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面鏡子,裡面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 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面容所顯示的一種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其實,素不相識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愛好的領域,便可體味到一個詩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與理想主義的熱情。正是這個天性,讓張伯駒在一般中國人尚不知書法、韻文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組織了“北京中國書法研究會”“北京中國韻文學會”等民間團體。他經常親自出面,辦展覽,開講座。不僅在北京搞,還跑到濟南、青島去搞。因為活動內容的高質量,單是書法研究會的會員在1957年就從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張伯駒這樣做,無非是希望喜好詩的人,能寫出合乎規範的好詩;但願喜好書法的人,能通過指導寫出好字來。反右時,那些左派說他如此賣力是在擴大個人影響和共產黨搶奪文化陣地,實在是冤枉。 父親也好詩。在他的藏書裡,單是杜甫詩集的版本,就不下幾十種。反右以後,就更愛讀詩了,而且開始學寫詩。偶爾謅幾首絕句、律詩什麼的,就舉着塗改得一塌糊塗的詩作,從書房裡狂奔出來,大呼小叫地讓我和母親都來聽他的吟誦。 我對父親說:“怎麼張伯駒作詩填詞,連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詞譜》放在書桌上,翻來翻去,顛來倒去,也沒當成詩家詞手?” 已是一張老臉的父親,被我說得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不無辯解地說:“我怎麼能和張伯駒比?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是極有天賦的。寫出來的東西,頗有納蘭之風。你的爸爸本科讀的是英語,留學攻的是西方哲學,以後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學詩呢。” 父親寫的詩,僅用於自我欣賞。他拿給母親和我看,也是為了能獲得我們對他的欣賞。他有一首題為《車嘆》的五言絕句。 軸與輪相輔,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這詩一讀,便知父親還處在練手階段。 寫在這同一張紙片上的,還有題為《我說》的另一首五言絕句。 先我原無我, 有我還無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實非我。 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與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像是一段哲學短語。總之,父親很想把詩寫好,這個念頭從(19)57年一直持續到病重之時。 “張先生的詩詞,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親恭敬地向他請教。 張伯駒答:“我這個人要學什麼,非要學到精通不可!儘管詩詞創作的方法與技巧很多,但其要則只有兩條。一是諳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記。”接着,又補充道:“我真正致力於詩詞,還是在三十歲以後。但是自幼記憶力就好,朝誦夕讀,過目不忘。有一次去個朋友家,隨便翻閱主人的藏書。過了段時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還能背誦出主人藏書裡的詩句,而那主人什麼都記不起了。” 張伯駒一席話,令我痛下決心:這輩子是永不學詩的了。因為我的記性差得驚人。記得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才讀了半載,在學校的失物招領處,就找回自己不慎丟失的東西大大小小34件。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先後說給三個人聽,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則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故事。三人同時質對,我委屈萬分,誠懇辯解——決非添油加醋,實實地是記性不好。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興之所致,是習慣使然。一段時間下來,他就自掏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蘭封面、薄薄軟軟的小冊子,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客廳沿壁而立的竹質書架上。我有時會覺得它們酷似一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立,沉默無語。我有時一不小心碰及書架,那老竹杆發出的“吱吱”聲,仿佛在提醒人們:這裡還有詩。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 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拿一本給你的父親。” 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扉頁上題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正之類的話。以後,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面幾頁,然後束之高閣。不是不愛看,而是由於用典太多,我讀不大懂。好在張伯駒從來不問讀後感想。 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後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後不會再有張伯駒。” 和張伯駒對比,父親認為自己算是個粗人。比如對一年四季的感受,不過就是涼與熱、冷和暖罷了。事情到了張伯駒那裡,便大不一樣。春天的梅、鵲,夏日的蟬、螢,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覆的吟唱,細緻的描摹。現在的人提起張伯駒,便說他是大收藏家,認為他最愛文物。但我認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詩。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 張伯駒另一個愛好,是戲曲。 我問父親:“看名角演戲就夠了,幹嘛張伯駒還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親笑我不懂中國有錢的文人生活。他說:“戲子唱戲,是賤業;而文人票戲,就是極風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轉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本科戲文系讀書。張伯駒從這個時候開始,便經常主動地跟我談戲說藝。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專業教授,而且常常是無須我請教,他就開講了。話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訴我,自己與余叔岩的往來決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與戲子、或是名票與名伶的關係。他說:“我們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戲,他是必看的。看後,備好車等余卸裝,收拾停當,同去吃夜宵。飯後或送余回家,或同歸張的寓所。他們談的全是戲裡的事。他向余叔岩學戲,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煙之後。 張伯駒說:“那些煙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備好的。” “余叔岩幹嘛非得抽鴉片?” “那是他的一個嗜好,很多藝人都如此。” 我很詫異,因為在我父親所有的朋友中,沒有誰吃這個東西。也許,我的吃驚被張伯駒感覺到了,遂又補充道:“余叔岩在藝人中間,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學音韻、習書法。我還曾與他合作,寫了一本《亂彈音韻》。” 張伯駒最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戲的事了。諸如,梅蘭芳飾褚彪,他飾黃天霸的《蟣蠟廟》。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陳繼先飾馬岱,陳香雲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他飾諸葛亮的《空城計》。這齣戲是張伯駒四十壽辰,余叔岩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的義演。前面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筱翠花、王福山《丑榮歸》。 我說:“你和這些人同台演戲,一定很轟動吧?” “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後,章士釗特作打油詩云:“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他自己亦做詩為記: 羽扇綸巾飾臥龍, 帳前四將鎮威風, 驚人一曲空城計,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極必衰。演出後不久,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接着,余叔岩病重。楊小樓病逝。程繼先、王鳳卿也撒手人寰。用張伯駒自己的話來說:“所謂京劇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 我問:“死了幾個名演員,就能讓京劇滑向下坡?” 張伯駒點頭,口氣堅決地說:“是的。中國戲曲靠的就是角兒。”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當代戲曲理論家們,正在講台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國戲曲‘角兒’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天的觀眾看戲,看的是內容。欣賞的是藝術的整體。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把中國戲曲提高為一門整體性藝術。” 在理論上我的老師,當然是正確無比。但五十年的戲劇現像似乎又在為張伯駒的見解,做着反覆的印證。 張伯駒愛好戲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個極有影響的專家和名票。而這個愛好的負面作用,是他當上了戲曲界頭號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後,官方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針對中國戲曲的具體文化政策是:“三並舉”(即傳統戲、新編歷史戲、現代戲三者並重)。我就讀期間,文化管理部門貫徹“三並舉”方針,特別強調大編大演新戲。不用說一向對新文藝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魚得水地推出了《義責王魁》《海瑞罷官》,就是一貫主張移步不換形的梅蘭芳,也以豫劇作底本,調動自己與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掛帥》。 我喜歡聽舊戲。單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張君秋唱的,或是趙燕俠演的,都好。這麼一個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戲,居然能讓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賞。這些不同流派的角兒能以各自的藝術處理與舞台細節,共同傳遞出一個含冤負屈的青樓女子的內心情感。它正如張伯駒所言:“這些角兒的本事,實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歡看新戲,尤其愛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戲,如《野豬林》。可我每每向張伯駒提及這些新戲,他都搖頭,一臉的鄙薄之色。其實,我所看的許多傳統京戲,也是經過“推陳出新”的。故我常問張伯駒一些老戲是怎麼個演法。這時他的興致便來了,不厭其煩地說,細緻入微地講。一句唱詞,老譚當初是怎麼唱的,余叔岩是怎麼處理的,他為什麼這樣處理……我在驚嘆他的熱情與記憶的同時,便不由得想起在課堂上老師給張伯駒下的“保守派里的頑固派”的判定。我覺得如此判定,也恰當,也不恰當。他的確保守,保守到頑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與頑固,與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是藝術的。他的保守頑固,是來自長期的藝術薰染和高度的鑑賞水準。要知道,中國戲曲是以遠離生活之法去表現生活的。這種表現性質註定它將形式美、高級的美,置放於藝術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於此。而魅力產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趨勢。張伯駒要抗拒和阻止這個趨勢。故爾,他的頑固與保守完全是出於對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痴迷。也正是這種維護的態度和痴迷的精神,讓張伯駒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報紙,均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和劉芝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們都強調在劇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聽了非常振奮。 “錢俊瑞指出,現在仍有許多幹部怕‘放’。他認為,怕壞戲多起來、怕藝人鬧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觀眾受害,這‘四怕’是多餘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說,壞戲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並展開討論,這樣它可以成為提高群眾辨別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題材。他還強調戲曲幹部應當刻苦鑽研,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學會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為有用之花的本領。 “劉芝明在報告中主張挖掘戲曲傳統的範圍要更廣泛、更深入;在戲曲之外,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這樣做。 “周揚對國內目前形勢和變化作了分析。他揭發了戲曲工作中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並且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建議,過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個劇目無妨拿來上演,請群眾發表意見。 “在戲曲劇目工作方面,周揚歸納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結合演出、重點加工’。他說,這些工作一定要緊密依靠藝人和群眾,堅決反對用行政命令和壓服的工作作風。 “周揚認為,‘戲改’這個名詞已成過去,因為戲曲工作者都成為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新劇目也大量出現,舞台面貌已經改觀,除了一部分遺產還沒有整理以外,還要‘改’到何時?‘戲改’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⑧” 周揚等人的這番話,在別人聽來不過是領導發出的新指示、文藝政策的新調整。但傳到張伯駒耳朵里,那就變成了強大的驅動器和興奮劑。因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程硯秋等近百名藝術家,以父親、羅隆基、張雲川等民主人士為贊助人,上書中央,要求糾正文化領導部門鄙視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現在終於從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那裡聽到了“終止戲曲改革、維護文化遺產”的口令,張伯駒欣喜若狂。在“發揚國粹、保護遺產”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範,他要主動工作,自覺承擔。為了發掘傳統劇目,張伯駒把老藝人組織起來,成立了“老藝人演出委員會”,籌劃每周演出一次。為了研究老戲,他又發起成立了“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會。”他聯絡其他專家和藝術家,開辦戲曲講座,舉行義演。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粹在於表演,而表演的藝術精粹在於技術、技法和技巧。而這些高度技藝的東西,只存活在具體的劇目中。它實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藝術能夠拆解為元素或提煉為一種成分,並獨立出來。張伯駒眼瞅着一些包藏着高招絕技的傳統劇目,因內容落後、思想反動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憂心如焚。張伯駒目睹一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因從事教學不再演出,而憤憤不平。現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遺產”的政策精神下,技術含金量高的傳統劇目有了重見天日之機。張伯駒在這個時刻推出了老戲《寧武關》⑨《祥梅寺》⑩。他的選擇戲的標準,當然是純藝術的,甚至是純技術的、純形式的。張伯駒曾理直氣壯地對我說:“只要是藝術作品,它的鑑賞評判標準只能是藝術性。思想被包裹於深處,是分離不出一個單獨的思想性的。” 情緒高昂的張伯駒,對老藝人說:“這兩齣戲演出來,叫他們看看。”意思是說今天的人沒見過好的技藝,叫新社會的觀眾、包括那些領導文化的行政官員,都來長長見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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