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4) |
| 送交者: 章詒和 2003年09月25日18:02:2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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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的話,沒說錯。《寧武關》裡有聲淚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鋪排。不具備相當技術水準的文武老生,是過不了《寧武關》的。而《祥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醜行戲。其中的舞蹈性動作,實在漂亮。這個時候的張伯駒全然不想:毛澤東是怎樣打下的江山?這兩齣戲裡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黃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說,張伯駒為自己珍愛的國粹操勞了一個白天;那麼,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是否應該無聲自問: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事情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現實已被塗得一派光亮的同時,還存在着別樣的色彩? 在那段時間裡,張伯駒最為熱心張羅的一件事,便是京劇《馬思遠》⑾的演出。這齣戲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個劇目當中的一個。周揚、錢俊瑞建議戲曲界把禁戲拿出來演演的講話傳出以後,擅演此戲的筱翠花⑿興奮得徹夜無眠。在張伯駒的支持籌劃下,決定重新搬演《馬思遠》。演出的主持單位,就是他領導的京劇基本研究會。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猶勝不逢春。”張伯駒和一群只知唱戲、也只會唱戲的老藝人,被周揚的話喚起了青春般的熱情,熱火朝天地幹起來。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攏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劇本,加緊排練,熟悉台詞。很快,一切準備妥當。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熱鬧的筱翠花收徒的儀式上,發布了擬於12日上演《馬思遠》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馬思遠》的消息。並說報社“馬上接到許多讀者的電話,他們急於想看這齣多年未演的老戲。有的讀者為了看這齣戲延遲離京的時間。”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京劇基本研究會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電話,說這齣戲是文化部明令禁止過的,現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暫時還不准公開演出。 “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履。”君子風度的張伯駒,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輪”的道理,卻無論如何容忍不了這種“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這個做派是一個人幹的、一個單位干的,還是一個黨派干的、一個政府幹的。他氣極,也怒極。氣極怒極的他,下決心不但要兌現《馬思遠》,還要跟文化局理論理論。他讓京劇名丑王福山等人緊急出動,重新約班底,找配角,租劇場,發消息。自己則向官方請願,給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寫信,陳述“如不公演,將影響藝人情緒”的後果。 5月12日這一天,張伯駒帶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他掏出了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章交給記者,請報社發表,以圖獲得輿論的聲援。在會上,缺乏政治性思維的他,還居然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在大鳴大放期間,出現了鳴放與法令的矛盾。是鳴放服從法令?還是法令服從鳴放?” 後來,文化部藝術局決定將《馬思遠》的公開演出改為內部試演,張伯駒仍執意不肯。他說:“既然開放劇目,《馬思遠》卻不能演,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等於沒開。” 《馬思遠》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謂的《馬思遠》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張伯駒。張伯駒劃為右派分子,《馬思遠》事件是重要的罪證。就連報導此事的《北京日報》副刊記者、年輕的曹爾泗也未倖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農場監督勞動。 說白了,《馬思遠》不就是一齣戲嗎?上邊讓演就演,不讓演就不演,有什麼大不了的。為啥張伯駒肯把價值連城的東西捐給官方,卻要為幾個演員一齣戲跟官方叫板又較勁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和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政見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處。藝術的衰落,令有識者尤感痛切。張伯駒從戲曲某些過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敗的消息,並隨着“戲改”深入進一步加劇和普遍。他認為這事和在戰亂中眼瞅着珍貴文物大量流失,沒啥區別,無不屬於文化的流失。張伯駒痛心於這種有形的文化財富的流散和無形的文化精神的墜落。而從前不惜以黃金房產購回文物和今天不顧利害地要求對戲曲解禁,表達的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對當今社會日趨喪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慮與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錢、地位、影響、眼力、社會交往在內的全部能量和文化優勢,盡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復原來的文化品質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戲曲界、國畫界聯合,連續兩天舉行了張伯駒批判會。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寧武關》《祥梅寺》,無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場上,歪曲偉大的農民起義。 張伯駒不服,反倒質問批判者:“我們今天不是也講忠嗎?那麼,我們統戰是統忠孝的周遇吉呢?還是統開城迎李自成的太監呢?”剎時間,群情激憤。 幾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負責人張夢庚在《北京日報》撰文批判張伯駒,說:共產黨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劉胡蘭的忠於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於崇禎,反對農民起義。——張伯駒讀後,仍然不服。 父親曾說:“最優秀的人,往往是最固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伯駒是最優秀的,也是最頑固的。他不想拖時代的後腿,更無意通過反對戲改(即戲曲改革)去和新政權作對。他的“右派”言論,只不過是在全力維護自己鍾愛的東西——我把這個看法對潘素講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動:“要是那些管文藝的人,也能這樣看待你張伯伯,他就不會劃為右派了。”繼而,又用詛咒的口氣說:“他這個人就是那麼簡單。自己喜歡老戲,便到處去講,一些藝人也慫恿他講。結果,非說張伯伯是在主張禁戲開放,提倡鬼戲和色情。那些領導反右的人也壞,還專門把唱老生的演員找來批判你張伯伯。藝人哪懂什麼政治批判,只會挖苦和嘲諷,講的話還很難聽。比如,譚富英就面對面地說:‘你算什麼名票,唱戲的聲音像蚊子叫的!’你張伯伯回家不跟我講批判會上的情況,是我自己從報紙上看到的。報沒有看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張伯駒見我們在說話,也走過來。聽清楚我們是在說這件事,他一句話也不講,躲得遠遠的。也許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許他早已齒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學畫。有些微進步,便受誇獎。 秋天的一個周日上午,我去了張宅。進門後,便問潘素:“我今天學什麼?” “今天不學新東西了。”說着,潘素遞過一張畫着山水的小書籤。書籤約三指寬,三寸長。上端中央的小圓孔,繫着一條極細的紅絲帶。我接過來,準備放進書包。以為這是潘素送我的小禮品。 “這不是禮品,是我畫的一個樣子。你要照着它畫。”說着,潘素遂從抽屜里取出一大疊空白書籤。讓我拿回家去畫,兩周以內全部畫完。 書籤雖小,畫面卻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遠山,有近石。潘素叫我當場就照着畫一張,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鐘,便畫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邊說,邊拿起筆給我塗改,又重新配色。 我問:“潘姨,這樣一張書籤能賣多少錢?” “五分。”她頭也不抬,繼續修改我的小書籤;還給我講解畫面無論大小,必須講究布局的道理。 小書籤經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來。可潘素說:“不行,你一張也不能要。工廠發下來的書籤,是有數的。畫好後,要如數交回。” 在以後的兩周時間裡,我每做完學校的作業,便在燈下畫書籤。畫得很認真,很嚴肅。我的嚴肅認真,不是為了學什麼布局,只是為了潘素。父親舉着我畫好的書籤仔細端詳,挺高興。誇我能幫着老師幹活兒了。我不敢告訴父親書籤的價格。我更不敢問潘素:每畫一個書籤,您能得多少。是一分,還是二分? 我把畫好的書籤整整齊齊地交給潘素的時候,她一個勁兒地謝我,說我幫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務。我覺得北京市成立國畫工廠,是件很奇怪的事。創作國畫的機構或組織,怎麼能叫工廠?從名稱上看,政府似乎就沒把潘素視為畫家,而是當作職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書籤翻檢了一過兒,發現在一個書籤里,我畫丟了一座淡青色遠山。她當即補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對我說:“今天,帶你去故宮。” 我問張伯駒:“您去嗎?” “怎麼不去?是我提議的。每年故宮要舉辦院藏書畫展,東西是一流的。我們都該去看看。” 我們三人,步行至故宮。仍然是張伯駒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後。陳列大廳內,佳作濟濟,觀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學的青綠山水手卷的展櫃前,細細講了起來。她告訴我:山水、人物、花竹、鳥獸,陶孟學無不擅長,筆法直逼南宋。特別是山水,多用青綠。她讓我仔細觀摩這幅長卷。因為下個星期,要教我畫青綠山水了。 張伯駒背着手,獨自瀏覽。大廳里有些陰冷,清鼻涕流出來,他順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賞這些故宮藏畫,遠沒有潘素看得細緻。好像自己與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這次來,不過是抽空會個面罷了。我越接近張伯駒,就越覺得他是雲間的野鶴、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沒人能比。 我想聽他講講這些故宮珍品,便問道:“張伯伯,您能給我講解講解嗎?” 他說:“你又不學字畫鑑定。字畫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講的。紙張、題款、印章、裝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現在是學畫,在家教了你畫法,到了這裡,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領會。” 只參觀了一個多時辰,張伯駒便催着出門。 “為什麼?”我偷偷問潘素。 “先頭在家就說好的。看完展覽,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張伯駒對我說:“小愚,這樣的展覽,你來一趟是不夠的。” 我是聽話的。按張伯駒的要求,一個人多次去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但我從沒有看到陳列張伯駒捐獻的陸機《平復帖》或展子虔《遊春圖》。據說,《遊春圖》裡的馬,畫得最好。後人稱之為“天下第一馬”。我又想,官方這樣做似乎是對的。寶馬歸新主,何必見舊人。再說,舊人還被新主劃為了右派。 一天晚上,飯後無事,大家在北屋客廳閒坐。警衛秘書王鎖柱進來,對父親說:“有一對夫婦來訪。” “是誰?”我問。父親接過會客單,那上面在來賓姓名一欄里,填着:潘素。 “快請他們進來。”父親邊說邊從沙發上站起來,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務員趕快把前後院的電燈統統打開,並瞪着眼對我說:“你的老師登門,跟着我做什麼?還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剎時變得明晃晃。張伯駒夫婦在光暈樹影間,快步而行。我跑了過去。父親帶着興奮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賓坐定後,父親先開口:“這麼晚了,你們又徒步而來。一定是有什麼事情吧?” 潘素告訴我們:她受聘,要到吉林藝術專科學校去教國畫。 父親即問:“那伯駒先生呢?” “當然,我們是一起去了。” 父親又問:“伯駒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談妥了嗎?” 張伯駒答:“我到藝專也能做點事。如教教詩詞,或講講書法。” 父親捨不得他們離京北去,但終歸是高興的。他說:“張先生,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們夫婦是有才氣和有學問的人,北京埋沒了你們。現在,有吉林的學校請過去教書,也好。不過,總覺得有些委屈你們。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裡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潘素說:“我想,起碼那裡的生活環境,會比這裡好一些。” 父親停頓片刻後,說:“我如今是個被撤了職的人,在行政方面沒有什麼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還有幾個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壽軒,是我們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沒有被牽累進去,如果沒有意外,現在可能還在擔任副省長。他即使不擔任副省長,中共也會安排他充任其他領導職務的。你們去後,我會與他聯繫,把你們夫婦的詳細情況告訴他,請他關照你們。” 潘素既是客氣,又是感激地說:“那就多謝了。章部長自己身處逆境,還要去操心別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邊的張伯駒,是不會說這些的。父親要給他們餞行,約他們後天來吃晚飯,說:“憑個政協常委和350元的工資,我請你們吃一餐飯的能力還是有的。” 張氏夫婦推辭了,說行期緊,還有許多事情等着去處理。今晚就是特來辭行的。送客時,父親執意送至大門。月亮升起來,樹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朧的景致。父親與張伯駒並排走在前面,倆人一路無話。晚風裹着涼意,輕輕吹拂他倆已經開始灰白的額角。 父親無論如何要用老別克車,送他們。張伯駒答應了。到了大門口,父親雙手握住張伯駒的手,說:“如果你們夫婦休假回北京,一定要來我這裡!” 人走了,燈滅了。我們的家又恢復了寧靜。 夜已轉深,父親仍無睡意。說:“小愚兒,陪老爸爸再坐會兒吧。”不想,父親與張伯駒的淡泊之交,於短別之際是如此沉鬱的一抹。 張氏夫婦去長春不久,民盟召開中委會。開會期間,爸特意請徐壽軒吃飯。謝天謝地,徐壽軒沒有回絕,來了。雖是老友重逢,但沒有了以往那種無拘無束、無所不談的氣氛,彼此客客氣氣地扯些與政治毫不相幹的事情。不過,父親已經很知足了。那時國家已進入了自然災害時期。一桌飯菜是用心準備了的。在飯桌上,父親提起了張伯駒,遂問徐壽軒,是否知曉其人。徐以點頭做答。 父親鄭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詳細地介紹了張伯駒和潘素後,說:“希望你在吉林能關心、照顧這對有貢獻的夫婦。潘素的工作已經定了,是在一個藝術專科學校教書。張伯駒的工作好像還沒有確定,他在文物鑑定、藝術鑑賞方面是中國一流專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壽軒,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給張伯駒安排個妥當的、能發揮他專長的工作?”徐壽軒當時滿口答應。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關心、照顧過張伯駒夫婦。 父親萬分慨嘆張伯駒夫婦的離京謀職。徐壽軒走後,父親說:“凡是有才能的人,總會受到外在世界的壓迫。中國這樣,外國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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