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3) |
| 送交者: 章詒和 2003年09月25日18:02:2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我又問父親:“羅姨的生活環境那麼優越,怎麼她什麼都會?做粵菜,做點心,做西餐,燒鍋爐,種玫瑰。” 父親告訴我:“英德兩國的傳統貴族,自幼均接受嚴格的教育及訓練,都有治家的性格與能力。哪裡像你的那些幹部子弟同學,生活上的事共產黨一律包幹,兩隻手除了會化錢,就什麼都不會幹了。” 縱不能惹起某個男人的熱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愛,羅儀鳳就是這一流的女子。輕盈的體態,純良的品質,對日常事物處理的穩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大家風範,兼備於一身。難怪父親,章乃器,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等人,都無一例外地喜歡她。我也喜歡羅儀鳳,但在我與她已經混得很熟的時候,仍覺自己並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親擁有一個很大的活動天地,交遊縉紳,往來鴻儒。但是當她一個人獨處時,又好像全世界皆與之無關。她與康老一樣地善解人意,卻很少將自己的事隨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從燕京畢業後的幾十年,有着怎樣的經歷?她怎樣生活?工作過麼?被人愛過麼?——為了能解答這些疑問,我對她說想看看她的影集。羅儀鳳爽快地答應後,一頭扎進後面的書房。 我接過落滿塵土的老像冊,不禁叫起來:“羅姨,怎麼只有一本?” “我自來就不愛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從舊影中對她的過去尋些蛛絲馬跡,不料竟一無所獲。像冊裡面,絕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屬於羅儀鳳的,很少很少。偶爾發現一兩張,那也是她與女友的合影。即使這樣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為總有一副碩大的太陽鏡遮住半拉臉。在所有的照片裡,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邊居然沒有一個男性。曾聽上海小姐說:“康老不願意女兒和男人往來,想把女兒永遠留在身邊,好照顧自己。一次,同仁堂的樂家大姑專門來給羅儀鳳說媒。沒幾分鐘,康老就把樂大姑攆出了大門。老太太惟有對羅隆基是個例外,始終視為貴客。” 我看完影集後,問:“羅姨,你為什麼不愛照相呢?” 她撫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嘆道:“這些相片對留影人,當然是寶貴的。可你想過沒有,多少年後一旦落在陌生人手裡,那將是個什麼情景?恐怕不是當廢紙扔進紙簍,就是作為廢物賣掉。想到這樣的歸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邊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願意面對鏡頭了。” “羅姨,一張好照片,可隨時欣賞。你現在何必擔憂幾十年後的事。”我想,羅儀鳳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覺得自己並不漂亮。 她搖頭,說:“像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又是一個人,是必須學會預算生活的。” 羅宅有一套看着大氣、坐着舒坦的英國沙發,而且被保養得很好。當那位上海小姐要搬離康家的時候,羅儀鳳毫不猶疑地把沙發送給了她。我問:“這麼好的東西,你也可以用,幹嘛要送給別人?” 羅儀鳳說:“我的小愚,你還年輕啊!許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後再說。特別是那些視為珍貴之物的東西,一定要由自己親手處理,不要等到以後由別人來收拾。我說的‘別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孫和親戚。” “淡生涯一味誰參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這個觀點後,才漸漸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羅儀鳳給自己立的做事規則,猶如提前執行遺囑一樣,很有些殘酷。別說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賞西方人生活原則的父親和羅隆基,恐怕也辦不到。然而,當我歷盡坎坷、不再年輕、並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時候,對她的觀點和行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徹底地接受了。 羅儀鳳愛香水。 她對我說過:“香水好,就連裝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於都知道她的這個喜好,所以從她讀燕京開始,人們在送她禮品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為藏品,裝入一個木箱。“文革”爆發,這個木箱再沒有打開過,就是說,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聞,不看。 後來,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對母親說:“這裡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黃金還貴。你有兩個女兒,她們可以用。” 母親執意不收。 羅儀鳳想了想,說:“算我寄放在這裡,總可以吧?” 母親答應了。那麼喜歡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從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羅儀鳳喜歡鞋。 我一直以為在她的服飾穿戴里,最講究的部分就是腳下的一雙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節,配場合,配情緒。一句話,把鞋穿到了審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紅衛兵抄家、破“四舊”的時候,她不知該如何處置,又捨不得把它們丟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來,急切切地說:“紅衛兵在‘勒令’中,只規定不許穿高跟鞋。你看,咱們是不是可以用鋸把所有的鞋跟兒都鋸掉?”姐夫聽後,同意了。 夜深人靜,羅儀鳳把鞋子統統翻出來,幾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鋸子。先是姐夫一個人鋸,後來是兩人一起對拉。十幾分鐘,卻連一隻鞋的後跟兒也沒鋸掉。羅儀鳳累得滿頭大汗,急得滿臉通紅。北大物理系畢業的姐夫觀察發現:羅儀鳳的鞋均為進口貨,別看後跟兒纖巧如一彎細月,可內里都有優質鋼條做支撐。他擦着汗說:“國產鋸怎麼對付得了進口鋼?羅姨,我們這樣幹個通宵,也鋸不了幾雙鞋。” 羅儀鳳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買來、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她屈從了現實,放棄了審美,把鞋扔了。一雙未留。 羅儀鳳愛花。 她家的庭院裡,栽有一片法國品種的玫瑰,還有十餘株品質極高的榆葉梅,排列於大門兩側。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總理級的高官驅車路過東四十條。那繁密似火、濃艷似錦的榆葉梅,綻露牆外。花樹之盛,引得他駐足而賞。後來,他的手下工作人員,含蓄地表達了首長意思。待花謝盡,羅儀鳳讓人把所有的榆葉梅連根挖出,送了過去。一株未留。 一個冬日的夜裡,我住在康家。惡夢把我驚醒,開了床頭燈看表,已是半夜三點多了。一片寂靜中,仿佛覺得有仙樂從天上飄來。細聽,那仙樂是一首小提琴獨奏曲。再細聽,那聲音是從羅儀鳳的臥室傳出。頓時,我睡意全消。月亮穿過窗幃,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狹小的床上,忘記了外面的瘋狂世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儘管自己知道此時此刻,是絕對不該叨擾她的。但我難以克制涌動的心潮,不由得推開了通向她臥室的小門—— 羅儀鳳見我光腳散發,立在她的床頭,驚恐不已。原本就沒有血色的臉,剎時變的灰白,灰白。她的雙手下意識地抱住一個有整塊青磚大小的東西。那東西在月光映射下,閃動着金屬的光澤。我想,美妙的音樂該是從這裡流淌、蔓延開來。恰恰在這個時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從“磚頭”里傳出的是英語。 我問:“羅姨,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收音機。” 然後,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她也不知道該向我解釋些什麼,二人相對無語。沉默中,羅儀鳳突然爆發出無比的激憤,她下顎骨發顫,眼睛像火一樣的紅了起來。她把“磚頭”護在懷裡,用一種類似詛咒的口氣,說:“小愚,我是一個軟弱的人,也是個無能的人。我無夫無子,這輩子只剩下一點兒愛好。我喜歡鞋,現在鞋都扔掉了。我愛花兒,可那些美麗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裡,流着眼淚親手用開水澆死的。現在,花兒沒有了。我愛香水,香水沒有了。我愛音樂,音樂沒有了。我愛英文詩,詩也沒有了。我從來沒有、也不想防礙共產黨,可共產黨為什麼要如此侵害我?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我家來說,是釜底抽薪;對我個人而言,是經脈盡斷哪!”羅儀鳳仰望夜空,力圖抑制住心底的悲與痛。但我還是見到了她的淚水。燈下,她的淚水像玻璃一樣剔透。 待情緒稍有平復,羅儀鳳反倒起身送我回屋,並問我:“要不要吃點安眠藥?” 後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親說過,她們母女是真正的貴族。我想,這些昔日貴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難,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說自己的處世原則是“以不變應萬變”,然而,現實卻在逼迫她們做出“順適”。出於教養,也出於經驗,她們的“順適”往往表現為一種不自覺其努力的努力。這種努力和共產黨員努力“改造世界”,當然其內涵各異。後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體說就是去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內、向內、再向內,具體說就是努力於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內容便是:忍。在雲詭波譎世事不勝其變幻的年頭,誰都得忍。強權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麼,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體現出什麼呢?是閱歷太多、見事太明的無可奈何?還是抹殺自己、無損於人的智慧生存?——年輕的我無法判斷,但羅儀鳳的哭訴,卻讓我深深懂得:這種“忍”,原來是最可痛心的,其內里,有着怎樣的悲涼與沉重。因為任何分寸的“順適”,都要毀損或抑制天性。想到這裡,我暗自發誓:這輩子決定保衛自己的天性,決不“順適”。而後來的情況竟是——我為這樣的決定付出了幾乎一生的代價。 康同璧自幼成材,遊學歐美,後投身社會,並從事藝術。有如此經歷的人,該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卻很喜歡讓人給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個人的卦。這個人不是什麼風水大師、易經專家,是與之同住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羅宅跨院的兩間平房,是她的落腳之處。 從相貌到舉止、從打扮到說話都是個十足農婦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間裡做女紅,如納鞋底兒,縫棉襖,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進到正院。在我們面前,她有些拘謹,極少說話。即使有人問她什麼,也是用最短的語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兩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針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幾日,康同璧必請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麼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沒有客人來?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麼都能算,而且從草梗、紙牌、硬幣到縫衣針,林女士都能拿來當做占卜工具。 我曾問羅儀鳳:“你媽為什麼喜歡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唄!八十歲的老太太還能玩什麼?現在我們能玩什麼?” “林女士算得准嗎?” “很準。” “真的?” “真的。” “為什麼?” 羅儀鳳說:“因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這樣的人算出來的卦,最准。” “羅姨,你能給我講講她的身世嗎?” 羅儀鳳儘管點點頭,卻一個字不說。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給康同璧算掛。一般來說,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後,林女士算出來的卦,有時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擺擺手,讓林女士離開客廳。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說自己頭昏,心裡不舒服。剛吃過早飯,就叫女兒請林女士過來給自己的身體狀況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氣特別地壞,狂風大作,烏雲蔽日,氣溫驟降。羅儀鳳建議等到中午再去請她。老人怎麼也不肯,非要立馬見人。林女士很快來了,算出來的卦,很糟。 “怎麼會這樣?”老人的眼睛直視對方。 “康老,就是這樣。”林女士小聲回答,態度謙恭。 羅儀鳳使個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羅宅。剛跨進門,羅儀鳳便悄悄告訴我:“還不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媽又讓人把林女士叫來,又測一卦。” “結果怎麼樣?”我問。 “假如早上的簽,是‘不好’的話,那麼中午的簽,就是個‘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廳多坐些時間,多和她聊天說話,讓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嗎?” “當然可以。羅姨,你放心吧。” 不一會兒,康同璧午覺醒來,走到客廳。羅姨趕忙取來木梳,給母親攏頭。我趕忙打開話匣子,東扯西拉。一向愛聊天的老人,對我們的談話失去了興趣。她將雙手攤在膝蓋上,看看掌心,再翻過來瞧瞧指甲。之後,便抬頭對女兒說:“你去請林女士來。” 羅儀鳳指着窗外,說:“外面颳大風,是不是明天再讓她過來?” “不,你現在就去。”口氣堅決的不容置疑。 羅儀鳳無可奈何,也毫無辦法,只好去請林女士。 占卜是在書桌上進行的。康同璧神情專注,眼睛緊盯着林女士的手。羅儀鳳忐忑不安,站在母親的身後。我也跟着緊張,害怕再出壞簽。林女士的臉上則無任何表情。整個宅院像一座久無人住的古堡,四周沒有一點聲音,只有窗外的狂風在猛烈地呼嘯着。這哪裡是在做占卜的遊戲,簡直是兩軍對壘,決戰前夜。卦推出來了:下下籤,是個最壞的結果。 “你說說,這是什麼簽?”老太太面帶怒容,一下子把臉拉得很長。 林女士不語,康同璧氣得兩手發顫。羅儀鳳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趕快撤離。 康同璧繼續逼問:“我問你,這是什麼簽?” 林女士還是不說一字。 “我在問你,你怎麼不回答我?”老人嚴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裡閃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滿皺紋的臉上,還流露出一種能打動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種不祥的鎮靜。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問三不答的態度,同時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滿臉緋紅,鼻翼也由於激動而張大。一條深深的皺紋從緊咬的嘴唇氣勢洶洶地向下巴伸展過去,她死死盯着眼前這個給自己三次預言厄運的女人。眼睛裡的那股可怕光芒,已變成了無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記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臉頰。這個舉動發生得這樣突然和意外,瞬間的行為和一貫舉止的巨大差異,把我嚇呆了。而毫無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動不動。 羅儀鳳驚呼,道:“媽媽,你怎麼打人呀?!”隨即,從暖壺裡倒了一杯開水,遞給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驚於自己的舉動。她用手扶着桌子,閉上眼睛,仿佛眩暈了似的,額角滲出細細的汗珠,臉色慘白。 我膽怯地問:“康老,我扶您到沙發那兒去坐吧。” “不用。小愚,謝謝你。”顯然,她在竭力約束住自己,慢慢地轉過身朝臥室走去,在掀門帘的時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門框。我覺得那個耳光,同時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體力和精神。 晚飯後,我們圍坐在壁爐前。這時,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復了清亮,像是烏雲散去後,那洶湧的波濤經月色的照拂,已歸於平靜。她讓女兒再請林女士過來一趟。我想,這次該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羅儀鳳的陪同下,進來了。她的溫和與禮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兒時在香港教會學校讀書見到的修女。 康同璧見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說:“林女士,請你原諒我下午的舉動。” 這個舉動也如那記耳光,同樣令我吃驚。林女士也有些驚恐。因為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慣常做法是:心裡認錯,嘴上不說,更不會低頭,搞主動道歉。站在我身邊的羅儀鳳則長出一口氣,臉上浮出了微笑。 事後,我問父親:“為什麼一個下下籤,就能讓康老失去常態呢?” 父親認為,我提的可不是個簡單的問題。這其中有哲學內容,有心理學成分,還有社會因素。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沒有信仰,卻迷信。窮人迷信,闊人迷信,貴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說到這裡,父親用手指着後院的方向,說:“小愚,還記得我們家後院角門的四扇活頁門板上分別寫的‘元亨利貞’四個字吧。你知道它個是個什麼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說平安通泰吧。” 父親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故意壓低嗓門在我耳邊說:“這是卦辭。” “真的?” “當然啦!是《易經》裡的乾掛的卦辭。” “天哪!卜辭都進了家門。”我叫了起來。 父親說:“你看,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說,像康同璧這樣的老人,只想長壽、平安。所以一個凶卦對她來說,就是打擊。連續三次打擊,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衝動下的那一耳光,與其說是針對是算卦的人,不如說是針對她算出來的卦。不過,康老在衝動過去後,便去鞠躬道歉,這是很有勇氣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錯了,卻從不認賬。” 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林女士的卦是靈驗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簡單。 (19)68年,康同璧過了最後一個生日。 羅儀鳳對我說,家裡還存有一些燕窩,準備在母親生日的時候,全拿出來請客。 我說:“我這輩子還沒吃過燕窩呢。” “你怎麼會沒吃過它?”羅儀鳳吃驚地問。 我說:“(19)48年在香港,馬來的燕窩大王曾送給父親兩大口袋燕窩。回國後我爸忙,我媽也忙,誰都顧不上吃,一直擱在堆放雜物的房間裡。結果,紅衛兵抄家時把燕窩全抖落在地上,腳踩來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聽了,拍着沙發扶手說:“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這裡吃晚飯,我請你吃燕窩啦!” 我高興地答應。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親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飯。天完全黑盡的時分,才趕到東西十條。一進門,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壽。滿臉喜氣的老人趕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時吃早餐的圓形餐桌旁邊,端起小碗舉到我嘴跟前,說:“這就是燕窩。要不是我提醒儀鳳給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窩是涼的,但我願意當着壽星的面,趁着興奮勁兒一股腦兒吃下去。吃的時候,舌唇雖難察其味,但幸福與滿足的感覺,一起擠入了心底。 客廳里坐滿了客人,令我驚詫不已的是:所有的女賓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錦緞旗袍,而且個個唇紅齒白,嫵媚動人。提着鋥亮小銅壺,不斷給客人斟茶續水的羅儀鳳,穿了一件黑錦緞質地、暗紅色軟緞滾邊的旗袍,腿上長筒黑絲襪,腳下一雙式樣極其別致的猩紅氈鞋。頭髮也攏直了,用紅絲線紮成一雙辮子。不僅是女孩兒家打扮,而且紅黑兩色把她從上到下裝扮得風情十足。轉瞬之間,我仿佛回到了“萬惡的舊社會”。 我問那上海小姐:“現在,連花衣服都被當做‘四舊’取締了,她們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說,她們來的時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內裝旗袍,高跟鞋,鏡子,梳子,粉霜,口紅,胭脂,眉筆。走到康家大門四顧無人,就立即換裝,化裝,而丈夫則在旁邊站崗放哨,好在那時的居民不算多。 我問:“她們幹嘛不到家裡去裝扮,非要在外面?” “這是規矩,也是對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進門就要行禮祝壽,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麼行?” 我坐在客廳的角落,看着滿屋子貴客和康氏母女時而英語、時而粵語、時而舊話、時而笑話地熱烈交談着。在暖融融的氣氛里,被強權政治壓癟了的靈魂,因頓獲釋放,而重新飛揚起來。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銀色軟緞旗袍,腳下是銀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嬌好面孔,煥發着青春的光彩。 我問羅儀鳳:“她是誰?實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吳,芭蕾舞演員。上海永安公司老闆的外孫女。” 這時,我聽見康同璧問她:“你的媽媽好嗎?” 吳小姐答:“媽媽被趕到一間閣樓,閣樓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床。每月發給她十五元錢。領工資的那一天,媽媽必去‘紅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廳)拿出一塊錢,挑上一塊蛋糕吃。她說,現在上海資本家家裡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裝着食品的餅乾筒了。如果紅衛兵再來抄家,她說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東西都塞進嘴裡,再去開門。” 吳小姐還說:“媽媽說話常帶出英語單詞。越是着急,英語就越是要蹦出來。為了這個,批鬥時吃了不少苦。”她還模仿了一番母親怎樣“英漢雙語”地說話。那活靈活現的表演,讓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個中年女性始終端坐在單人沙發,神情高貴,很少說話。即使對老人說上幾句,也是我一點也聽不懂的廣東話。羅儀鳳告訴我,她是自己的親戚,在北歐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工作,月薪高達三百。“文革”開始不久,上邊就命令她回家。那個國家的大使夫婦曾手持鮮花,數次登門拜訪,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館。因為現在外交部派了三個人來頂替她,也還沒把活兒干好。 在那麼一個既瘋狂又恐怖的環境裡,大家都在苟活着,誰也談不上風節。但他(她)們卻儘可能地以各種方式、方法維繫着與昔日的精神、情感聯繫。去康家做客,服舊式衣冠,絕非屬於固有習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闊佬對其占有或曾經占有財富及文化資源的炫耀。他(她)們的用心之苦,的確體現出對老人的尊崇與祝福。然而,這種對舊式衣冠及禮儀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還是一種以歷史情感為背景的文化表達。儘管這些人必須聽黨的話,堅持政治掛帥,讀毛選,背語錄,去過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們骨子裡欣賞並懷念不已的,還是風雅、細膩,高度審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舊式禮儀及衣冠所蘊涵的溫煦氣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個人自動獲得了精神歸屬和身份的確認。“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想到這裡,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嘰布制服。別看住在康家,與之相比,歸根到底我還是個圈外人。 進入高齡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間尿頻。為此,羅儀鳳每天都要給母親砸核桃,剝核桃吃。不僅要她吃核桃肉,還要她必須吃掉兩半兒核桃肉之間的那片木質的“衣”,說這個東西可以“攔”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臉,然而起夜卻並未減少。由於我睡的房間緊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從我的床邊穿過。冬天的後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樣自己起身,打開床頭燈,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牆壁或家具走進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壓的康同璧白天就喊頭暈眼花,夜裡簡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艱難挪步,一次次地頻繁往返,我對羅儀鳳說:“幹嘛不在臥室里放個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騰老人?” “哪裡是我折騰,是她自己不肯呀。” 羅儀鳳一臉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傳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無論如何也不讓我回家了,說這裡的條件要好些,也有現成的藥。我臥病在床的那陣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頭問:“現在是不是感覺好些了?”說罷,還伸手摸摸我的額頭,看看是否發燒。 羅儀鳳只要發現她進我的屋子,就要攆她走,並生氣地說:“小愚病了,好辦。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煩了。” 老太太乘羅儀鳳到外面張羅事兒的功夫,又躡手躡腳地走進來。她像個勝利者,很得意地說:“女兒總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會兒,她從外屋給我端杯白開水。一路上顫顫微微,水也灑了一地。她還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幾口,才肯離開。 和康同璧相處,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一個高齡老人的天地,第一次體會到人生最後階段的種種心理及困苦。有豐富閱歷和教養的她,即使進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維護着人的尊嚴與自由。她懂得失去獨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恥的。所以,老人頑強地拒絕幫助和攙扶。這種不承認衰老,不向年齡妥協的心理,其實是老人與自己的命運在做主動較量。她過問我的病情、遞給我白開水時所表現出來的驕傲、溫情和快樂,一方面說明老人以自己尚能關懷別人,照顧別人為樂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為證明自己仍然可以獨立自主,進而嘗試到把握生活的滿足。總之,我在東四十條生活的日子裡,康有為這個最有才氣的女兒特有的個性、習好、自尊以及某種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後樂章,讓我無比的珍視與感動。以至於這種感動和珍視,影響了我的後半生——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老人,我都能體味出落日餘暉的傷感和美麗。 也就在這一年,按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社會總動員,開始狠挖階級敵人,抓現行反革命。我必須返回成都的工作單位。離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別。 “小愚,你為什麼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媽媽多好!”康同璧邊說邊搖頭,分明流露出不滿。 我不知道該向老人家如何解釋自己的危險處境,羅儀風見我面帶難色,便對母親說:“小愚的工作單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麼久,當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該把這幾個月的工資拿回來。” “去,把工資拿來,再回北京。回來還住在我家,我隨時都歡迎。你領回的工資,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給爸爸媽媽,我這裡仍舊是吃住免費。我這個人是施恩不圖報。” 我們三個人都笑了。我答應康同璧,一旦把雜務事料理好,立即返京並仍住在她這裡。 老人很滿意我的回答。隨即伸出一個手指,問:“你去一個禮拜,好嗎?” 見我沒有反應,又伸出兩個手指,問:“要不,去兩個禮拜?” 見我仍無反應,便再加上一個手指,直聲直氣地問:“三個禮拜,你總夠了吧?” 羅儀風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說:“康老,要不了三個禮拜,我就回來了。”老太太樂了,高興得雙手拍巴掌。 其實,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劇團的大門,即會被革命群眾專政。斗我,關我,怎麼收拾我都行。我捨得自己的命,卻捨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邁的父親,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對寧靜安穩比較,我簡直不敢揣測父親本已不多的未來。難以克制內心憂傷與恐懼的我,低聲對羅儀鳳說:“我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後的日子會怎樣?” 儘管把耳朵湊過來,康同璧仍然聽不清我的話。她迫不及待問女兒:“小愚在說些什麼?” 羅儀鳳用粵語大聲地重複了我的話,她聽懂後,一隻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說:“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後就不會出問題。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氣堅定無比。 我感謝她的快慰之語,卻情不自禁地問:“康老,您憑為什麼這樣說?又還敢打包票。” 老人說:“是命運告訴我的。先父的經歷,證明了命運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變法的事情吧?” 我點頭,道:“中學歷史課就講了,大學又講了一遍。我還根據譚嗣同獄中題壁的情節,寫了一折戲呢。”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老人隨即大聲背誦出譚嗣同那首寫在監舍牆壁上的絕命詩。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邊,又叫女兒給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見此情狀,估計這是要跟我認真談談了。果然,她開始了關於康有為命運的講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變法失敗,假如我還沒有記錯的話,是初六清早發生的政變。皇上(光緒皇帝)被囚,西太后臨朝聽政,下諭抓維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這一天的上午11點鐘,把自己的行李從招商局的海晏輪搬下來,改乘英國太古公司的重慶號輪船,離開天津。榮祿派飛鷹兵艦追,飛鷹兵艦的速度比重慶號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艦的煤不夠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說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過煙臺,先父上岸買了水果。榮祿向上海道、煙臺道發出‘截搜重慶號,密拿康有為’的密電。恰好煙臺道有事外出,隨手把電報塞進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馬上返回煙臺時,重慶號已經開走。小愚,你說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連日親自坐鎮吳淞,凡來自天津方向的輪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維新黨人士看見許多兵勇守在那裡,以為康有為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這個時候,船上一個叫普蘭德的英國人用對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為,就地正法’的電旨拿給他看了。然後,這個英國領事館的人,讓先父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輪船登上英國兵艦。剛上了兵艦,上海道派來搜拿小船便靠了重慶輪。小愚,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緒很壞,以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榮祿殺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寫了一首詩,我現在還能背出來——‘忽灑龍翳太陰,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詩,又寫家書,和大家訣別。那個英國人看到這個樣子,就說:‘皇帝的死訊還沒有證實,請康先生忍死須臾。’在英國兩艘兵艦的護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還活着的消息。所以,後來先父對我們家人說,這次脫險他有十一個可死的機會,只要碰上一個就沒有性命了。” 講到這裡,康同璧舉起手指像數數一樣地說:“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機會。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離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變早一天發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遲一天出京,那就會在南海會館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棧,搭不上輪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輪,英國領事館的人就無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飛鷹兵艦不是因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煙臺道不外出,接到電報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個英國人不派兵艦護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這樣多的可死機會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護佑,是什麼?我說這就叫命運,叫命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來站到我跟前,說:“不要看現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終歸會好。別看紅太陽現在紅,連他的夫人也紅,將來這一家人的命,都不會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說的是真話,老實話,正經話。”我的確笑了,卻笑得有些勉強。 康同璧覺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斷語,便神色嚴肅、拍着胸口大聲地說:“你爸爸命中注定,不會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擔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難,還有我呢!”顯然,老人說這話的時候,已經忘記了終日吃豆腐乳的處境,忘記了夜間起身艱難挪步的年紀,更忘記了外面的紅色恐怖。我流着眼淚,撲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惡風撲面、腥雨滿地的時候,有人護衛我,向我張開了雙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說、任何存亡之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識,卻又難以預知。後來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後,父親死於病。終極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親人在內都難以理解的心靈創痛,精神孤獨,以及恥辱,疲憊,消沉。這使得他決意告別這個已是一無所求的紛繁世界。生命之於父親,真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滿了痛苦與悲憤,走了。而這,不正是康同璧所說的命運或命定嗎?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會關押,失去了行動自由。(19)69年秋,已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後能看上母親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裡的決心,半夜翻牆逃出川劇團私設的牢房,縱身跳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站在車廂廁所過道,兩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當晚母親告訴我,在父親去世(1969年5月17日)後的三個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過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調養。不想,病越來越重,便送進醫院,擱在了觀察室。窄窄的床鋪正好對着門口,穿堂風兒吹個不歇,過往之人走個不停。羅儀鳳一再懇求,是否可以轉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說:“你母親不就是個社會名流嘛,這麼呆着就行了。” 幾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觀察室。 記得一次閒聊,羅儀鳳對我講起西方的一則故事。她說,在一座大樓里,住着許多國家的人,有英國人,法國人,猶太人,德國人,還有中國人。一天夜裡,大樓突然起火。只見英國人去救妻子,德國人去救女兒,法國人去找情人,猶太人去拿錢袋。而中國人呢,卻背着老母親向樓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後,忽然覺得我的羅姨,不正是在中國政治風暴中,馱着母親疲勞奔跑的人嗎?現在,母親從她的背上滑落下來,她或許可以喘口氣,歇歇腳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
|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