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此文使我很為難，一是擔心讀者誤以為我輕浮得現在就開始寫自傳，二是擔心朋友們誤以為我得了絕症而早早留下遺作。不論是落俗套還是不落俗套地評價，我在大學十年裡都是出類拔萃的好學生。並且一直以來我對朋友們和一些低年級的學生們都有很大的正面影響。這十年是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交織着聰明與蠢笨、勤奮與懶散、狂熱與怯懦、成功與失敗。做對了的事可樹立為榜樣，做錯的事可掛作為警鐘。我寫下經歷與感受，期望以此引導和勉勵無數比我年輕的學生們。我資歷尚淺，既沒有哲學家的深遂，也沒有詩人的風華，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講一些故事以表心願。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節，屬牛，是“牛頭”。父母為我起了很好聽的名字叫“林銳”。這一切暗示着上天對我別有用心，將降大任於我，可是這時候上帝去了一趟廁所。天堂與人間的時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幾分鐘內，我混混沌沌地度過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為凡人。

我小時候生長在浙江黃岩的偏僻山區。父母都是中學教師，由於山區師資缺乏，父母經常要從一個山頭調到另一個山頭教學。我換讀過的小學的數目比我的年齡還大，沒有夥伴，也沒有家的概念。我就象活在貨郎擔里的小雞，縮成一團，在高興或恐懼時至多“啾”“啾”地叫幾聲。我在讀小學與初中的8年裡，既不聰明活潑，也不調皮搗蛋，確切地說象塊木頭，簡直是我名字的反義詞。在學習上我沒有受過一次表揚，也沒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無論我現在多麼努力都已無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華，好心痛！

我草草地並且稀里糊塗地在13歲時從初中畢業，無處可去。這下我發慌了，開始渴望學習。我灰溜溜地離開山區，可憐巴巴地到一個比較好的鄉下中學重讀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來讀英語，腦袋似乎也被嚇開竅了，“數理化”學得很好，並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試中得了滿分。當我再一次從初中畢業時，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入了黃岩中學讀高中。

黃岩中學分農村班與城市班，我當然是農民階級。“階級區別與歧視”對我是相當有促進作用的。我連任了幾年的衛生委員，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學們習慣地把活留給我，我這小官當得有滋有味。《物理》學得極好，有一種直覺幫我快速準確地解題，常常是老師剛把題目寫完我就報出答案來。上物理課時我沒法講廢話，因為我一開口就是標準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績極差。那時期盛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們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學文科的好時光。我寫作文的最高目標就是不逃題，考試前我總是反覆祈禱：我沒幹過壞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題吧！歷史考試時填寫“任課老師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鄉英勇就義”，比誰的成績更接近零分。更讓我沮喪的是，這些行徑都不是我發明的，我頂多是個跟屁蟲而已，一點回憶時的自豪感都沒有。

我現在認為文科教育實質是素質教育，如果素質不高，男孩再聰明也難以成大器，當然也難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時我語文得了54分（是班裡的中上水平），總分只比重點線高十幾分。我不敢報考好地方，只好選擇內地。選來選去只覺得西安與成都兩個城市還不錯，我拿把尺子在地圖上一量，發現我家鄉離西安的直線距離較短，於是就選了西安。老師們只聽說過西安交通大學比較有名氣，但誰也不了解。我以為在西安交通大學是學習開火車、開輪船的，儘管我也很渴望能開車開船，但考慮到自己的身材單小，就忍痛割愛了。我覺得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名字很好聽，符合我做科學家的夢想，於是就報考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西電）技術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擻地從廁所回來，發現我已經上大學。也許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華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乾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這一偷懶反而是好事，我在讀大學的十年中自由發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學生。

剛進西電，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饃。那麻雀滾圓滾圓的，簡直是會飛的肉彈。它們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鬧，常讓我誤以為是沒有教養的一群雞。那饃又白又大，既不鹽也不放糖，既不象饅頭也不象包子。饃涼了後賊硬，據說有同學被樓上扔下的半塊饃砸中腦袋，當場長出一個“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們把“饃夾肉”叫成“肉夾 饃”，那東西實在好吃。

西電原是軍校，作風嚴謹，校園並不華麗，生活有些單調。儘管我來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確喜歡西電的粗獷與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新生寫的很肉麻的讚美西電的大字報，有一句是“我踏上了東去的列車”，我不禁笑掉牙。這一笑意味着“大個子欺負小個子”歷史的結束，“小個子欺負大個子”新紀元的開始。

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剛好碰上美國打伊拉克（“沙漠風暴”行動）。那時全國都在談電子戰，我們全校都是研究電子的，而且以軍事應用為主。在那種氣氛里，同學們都有很強的使命感，並且被鼓動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視察早讀，偏偏有同學遲到。系主任喝問：“你為什麼遲到了？”

“因為我來遲了，”同學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我在班裡年齡最小個子也小，上課時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麼顯眼。由於我們是物理系學生，第一學期的《普通物理》課程就顯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給我們上課，他長得象葉利欽，口若懸河，板書極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課那樣，我常在“葉利欽”剛寫完題目時就報出答案。開頭幾次，“葉利欽”滿臉疑狐地掃視我們，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車氣門芯的那個搗蛋鬼。後來他在第一排發現了我，我倆樂得裂了嘴。課間候息時，“葉利欽”常坐在我旁邊，乘他給同學們答疑時，我就用筆拔弄他碩大無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塗點什麼。

在第一學年，我就象亂草叢中的野花那樣脫穎而出，倍受老師和同學們的關懷。就在我光榮到感覺屁股都能綻放光彩的時候，發現了令我膽戰心驚的學習缺陷——不會做實驗。一進實驗室，我就束手無策，渾身發抖。我相信大一的學生都有虛榮心，為了維護“最聰明”這個榮耀，我完全可以掩蓋、躲避甚至偷偷地彌補實驗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為了對抗虛榮的引誘，我誇張其辭地把“缺陷”告訴每一個我認識的人，讓我沒有機會欺騙自己。

聰明的人並不見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實”這種品質。雖然我是在碩士畢業的時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員”，但我在18歲的時候就已經做到了“真實”，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個驚喜：家裡竟然有了電路實驗室！

因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實驗能力何等之差，“長此以往，下場將極為悲慘”。父母經不起這種“恐嚇”，教英語的父親將半年的工資連同“私有財產”全部捐出，每周到很遠的商品交易市場購買電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裡建立了實驗室。父親很威嚴，我從小就怕他，但那個暑假我一點也不怕他。我們一起做實驗，都從零學起，話不投機就用電烙鐵“交流”，完全是同事關係。後來，我的興趣轉向了計算機，家裡的實驗室就由父親獨掌，繼續發揚光大。現在父親修理電器的水平在家鄉遠近聞名，學生們都忘了他是英語教師。

母親是數學教師，年輕時略有姿色，智力遠勝父親。當她與他在山頭的學校里相遇時，他一頓熱情洋溢的飯菜就把她繳械了。我小時候家裡很貧窮，家就象一條飄蕩的小船，父親劃漿，母親掌舵。當我6歲上學時，母親就說：“兒子啊，你將來只能靠筆吃飯而不能靠鋤頭吃飯。”小時候，母親怕我變狡詐而不允許我學下棋。儘管我在大學裡已經相當出色，母親來信總不忘叮囑“德智體全面發展”。她常用獨特的方式檢查我：

（1）看我是否變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懶了。因為勤奮的人沒有理由變胖。

（2）看我說話是否還快。如果我說話慢條斯理，表明我變笨了。因為腦子靈活的人沒有理由說話不快。

我讀博士研究生時，母親的眉頭才舒開。她經常在師生中發表自由言論：“兒子的智力與性格完全是我遺傳的，他爸毫無半點功勞。”　

第三學期的主要課程是電路分析。電路題目常常很滑稽，當你滿頭大汗地解完方程時，答案往往是零。我歸納了不少公式用於簡化計算，所以照樣能在老師畫完電路圖時報出答案。學習是如此的輕鬆以致於我有太多的課餘時間。

在課餘我常做兩件有意思的事：

（1）我為學習較差的十幾名同學辦了補習班，給他們講課，改作業，出考題。我就象老母雞那樣看護着一群小雞，使班長、學習委員等班幹部形同虛設。我這樣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達能力，又幫助了同學。這事不是老師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經常在宿舍里焊接電子線路，技藝漸精。我曾花了兩天時間，把磁帶盒做成能發聲、發光的精美禮物，樂顛顛地送給一個女孩子。可惜不久後我迷上了計算機，從此再也沒親手做過好玩的東西。

上大學以前我根本沒見過計算機。在第四學期時我遇到了十年來最敬愛的老師周維真，從而對編程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教我們Fortran語言，Fortran語言對我沒有影響，影響我的是周老師高尚的師德以及他在教學和科研中的敬業精神。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是怎樣做人，怎樣做學問。

很多計算機系老師改作業時喜歡打“√”或打“×”了事。周老師不僅把作業里的錯誤都找出來，而且逐一評註“好在哪裡”和“差在哪裡”。為了不讓周老師過於勞累，全系同學有一個約定：上課時不准吵鬧，否則別來；作業必須清楚，否則別交；提的問題必須有質量，否則閉嘴。

Fortran語言期末考試，我的卷面成績是97分，有個女同學考了99分。我當時官為課代表，想不到被一個女生超過，甚為沮喪。可是報到系裡的成績單上，我的成績是99分，那個女同學是97分。我以為周老師搞錯了，跑去問他。周老師笑笑說：“你平時的學習表現，該得滿分。不能因為考試中的一個失誤而打擊你的積極性，所以給你加２分作為鼓勵。而她一上機就束手無策，要讓她知道考試成績高並不表示已經學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來就是第一名。”這時又跑來一個“查”成績的同學，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師讓他及格。周老師說：“你的試卷我看了好幾遍，的的確確是59分。而你平時的學習表現也不會超過59分。這一分不能加，否則我會害你一生。”

在我這一級（90級），周老師至少為技術物理系教出兩名軟件高手——我和馬佩軍。我和馬佩軍讀到碩士時已在軟件方面雄霸西電，計算機系學生毫無翻身之望。由於馬佩軍不好名利，風頭讓我一人獨得。我離開西電數年後，餘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師相處不到一年，他便調到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然而師恩的厚薄不在於時間長短，好的老師會讓人想念、感激一輩子。

在上大學的前三個學期，學習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輕鬆。自從第四學期學習了計算機課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麼渴望擁有一台計算機，可以天天編程。如果挨一個巴掌能換取一分鐘上機時間的話，我願意每天挨1440個巴掌。如果非得加上一個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萬年。

我本科的專業是半導體物理，一二年級由系裡負責教學，三四年級由微電子所負責教學。在第四學期末，我央求系裡把我推薦到微電子所參加科研，賈新章教授“收留”了我。我踏進微電子所的那一腳，讓我從純粹學習轉向了科研，從“高分低能”轉向了“低分高能”。

我終於有了一台286電腦，那個暑假我就睡在實驗室里，時時刻刻守着它，深夜裡我一個人衝着它發笑，一會兒蓋上布，一會兒掀開布，一會兒摸摸它的“臉”，一會兒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務——設計一個“立方運算”的模擬電路，並且學會了C語言。

西電有個好傳統，每年冬季舉辦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學生科技作品競賽。每屆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級的學生看後無不熱血沸騰，躍躍欲試。我很希望能獨立開發一套軟件，參加本屆“星火杯”競賽。賈新章老師是研究集成電路可靠性的，見我如此熱切，就讓我開發“集成電路可靠性分析軟件”。

我開始一邊研究數值算法，一邊設計軟件。從炎熱的8月份到發冷的十一月，幾乎天天通宵編程，程序很快增長到一萬多行。在離競賽還剩一個月左右的時候，出現了大量的問題。不僅程序老是出錯誤，而且發現原先的算法並不有效。此時已經沒人能夠“救”我。賈老師不會編程，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程序上還是出在算法上（實質上兩者都有問題）。而那些懂軟件開發的年青教師，實在看不明白我的上萬行程序是如何組織的。他們只能悲傷地看着我掙扎。由於我經常逃課，好學生變成了壞學生。系裡意見極大，賈老師十分為難。不少老師和同學勸我趕緊“改邪歸正”，放棄項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當時我有個無法動搖的心念：如果放棄一次，那麼碰到下一個挫折時我就會繼續放棄；如果堅持而成功，那麼碰到下一個挑戰時我會激勵自己再取成功。

在壓力面前，我依然堅挺。每當略有進展時，心裡一陣狂喜，但很快又會碰到新的困難，有時一坐就是20個小時。每天在喜悅的顛峰與苦惱的深淵之間反覆折騰。在競賽前二天，我終於成功地完成了軟件研發，結果獲得軟件與論文兩個二等獎。這個榮譽本身不值得一提，並且我付出很重的代價——對物理專業失去興趣而徹底拋棄了它。但那時我才19歲，在極限狀態下，我磨練了意志，使我日後充滿激情。

在本科四年級，我認識了微電子所的郝躍老師。他是數學博士，是微電子所最有才華、最瀟灑、最有領導風範的青年學者。我常去向他請教數學問題，他講得意氣風發，我聽得如痴如醉。我倆一個月的“交流量”很多碩士化一年時間也得不到。有一天，郝老師說：“你做我的學生吧。”我就毫不遲疑地從賈老師門下“跳槽”到郝老師門下。郝老師後來是我的碩士生導師，他高興時喜歡說：“好，很好，非常好！”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導，升副校長，師生兩人分別在各自的階層中名聲顯赫。

在三四年級，我的專業課程沒有一門及格過。但由於微電子所的老師們已經認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績作為及格線，我對同學們的幫助莫大於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絕對考不上。系主任安毓英覺得我將來很有前途，於是不顧別人反對，一錘定音讓我免試讀碩士研究生。

讀碩士研究生後，我的科研條件相當好。導師十分開明，任我自由發展。我最喜歡做的事是設計圖形用戶界面和開發數據可視化軟件。圖形程序的最大魅力是即便它毫無用處，你也可以自我欣賞。總有人擔心“花很多精力、物力讓界面那麼漂亮，圖形那麼逼真是否值得？”這種問題不能強求別人與你一致。我當時讚美女孩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她和我的圖形程序相提並論。

我喜歡設計用戶界面是因為自己有相當好的美感。在讀本科時我模仿過六七個流行軟件的界面，常常向同學演示、賣弄。覺得還不過癮，就寫了一篇名為“用戶界面設計美學”的短文。凡是路過我實驗室的同學都被我逮住，被迫聽完我得意之極的朗讀，茫然者與痛苦者居多。不久我的朗讀便所向披糜，聞聲者逃之夭夭。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電路的數值計算為主，數值計算產生的一堆堆數據常把我搞得暈頭轉向。我發現用圖形來表徵、解釋數據可以讓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覺就象剛睡醒時沖涼水一樣。我碩士學位論文中的軟件就是用圖形來仿真集成電路生產過程中“缺陷”對成品率的影響。我並不是在看了學術論文後才開始研究可視化技術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後才發現那些好玩的技術叫做“可視化”。由於我肚子裡頭的確有貨，在碩士一年級，我沒有使用“剪刀”與“漿糊”（這是很多人寫書的法寶），只化了三個月時間就寫完第一本著作《微機科學可視化系統設計》。

我在讀碩士期間的工作強度與本科時的相當，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有了明確的目標：（1）開發自主版權的軟件產品；（2）培養做領導的才能。這個目標可以通過團隊工作，參加全國性大學生科技競賽而實現。

我在西電成立了“可視創意軟件小組”，馬佩軍、戴玉宏、馬曉宇是我的主要技術夥伴，幫手很多（有幾個漂亮的女生負責宣傳）。辦公室里貼滿了標語，如“創造性的事業要靠激情來推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讓春天消失”。還有大幅的“作戰圖”，倒計時牌。每個夥伴寫了一張“軍令狀”放在機器上，我迄今還記錄着那些純真、活潑、充滿激情的文字。那是多麼艱苦而幸福的日子，夜裡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咬尖辣椒提神，有夥伴累得蹲在廁所里睡着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們的軟件作品分別獲中國大學生應用科技發明大獎賽二等獎和全國大學生“挑戰杯”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二等獎，在西北地區，我們是“老大”。我成了西電學生的榜樣。如果你是西電學生，你可以不認識校領導（有名字的人並不見得就有名），但你不能不認識我，否則你就不是個好學生。仰慕我的學生有一大批，我剛到浙大讀博士學位時，收到一個西電計算機系學生的信，他說：“你走了，我呆在西電沒有意思，我準備考浙大的碩士，你到哪裡我就跟到哪裡。”

在碩士畢業前，我在鑑定表上這樣寫道：“我熱愛科技事業，如同熱愛生命一樣。近5年的科研工作帶給我最充實的生活，也寄託着我美好的嚮往。可我同時也感到了痛苦，因為5年來我耳聞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虛作假。我發誓：做一名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員，以正身自勉。”

我在西電度過了幸福的6年半，最讓我牽腸掛肚的是“吃”、“友情”和“愛情”。

當我第一次吃紅紅的和青青的辣椒時，“感動”得滿臉是淚，那滋味讓我覺得前17年白活了。我在讀碩士時已經能自力更生，我開發的軟件不僅競賽獲獎掙了名氣，而且還掙了錢（賣了二十多份軟件，平均每份掙500元）。寫書得稿費7000元，那時我簡直就是富翁。這些錢的小部分用來給女孩子買禮物，大部分用於和與哥兒們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經嘗遍了西安的小吃，並且發現了一個真理：最好吃的東西都在地攤上，最香的東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東西一定是香的。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裡很少再吃辣椒，因為怕它沾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時候，我爸很討厭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讓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論理，於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學“遠走高飛”。如果說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麼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發現能讓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電經常用電爐（從來都沒被抓住過）做“以土豆為核心”的菜，天長日久，朋友們乾脆叫我“土豆”。

我吃飽土豆和辣椒後不免深思而感嘆，人要是認認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錢，那些貪官究竟是怎麼吃掉巨款的？我將來怎麼吃得掉自己掙來的錢？

我在讀中學與本科時，滿頭白髮，腦袋可以當白幟燈泡用。當我碩士畢業再照鏡子時，嚇了一跳，白頭髮不見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種食物起的作用（估計是辣椒）。那些早生白髮的小伙子們，你們就到西安上學吧。

馬佩軍是我最早的朋友。剛入學時我們同住一個宿舍，他象國民黨兵盤問良家婦女那樣上下打量我，問：“喜歡幹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問：“什麼風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閻錫山那樣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我喜歡，以後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是陝西人，農民，會開拖拉機和卡車。這裡是我的家，以後你有啥事，就對我吱一聲。”

馬佩軍和我打乒乓球時口中念念有詞：“哼！你對我狠，我對你更狠；你對我好，我對你更好。”他好幾次說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給我一袋，這一袋板栗我到現在都沒拿到。

馬佩軍夜裡極能侃，吹他家鄉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斷氣。有時他吹得太離譜，常令我們6人群起而攻之。為了把我們一舉殲滅，他白天到圖書館查“資料”，夜裡再挑起事端。雙方就象印度與巴基斯坦，常干兩個禿子爭一把梳子的事。

馬佩軍上大學前也沒見過計算機，但他對計算機技術有極強的領悟力。我們第一次上機時，他把我拉到打印機旁邊說：“幫我防着管機房的，我要修理這台打印機”。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他就開始“肢解”打印機。我無比深刻地體會到：歹徒在作案時都不害怕，最提心弔膽的就是那個放風的。他在5分鐘內修好了打印機，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甘願下次再跟他干“壞事”。

我一直認為馬佩軍是西電編程第一高手，他編程的時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針。之所以我的名氣大，一是因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寫上了我的名字（並且賣了不少錢）。

馬佩軍的女朋友是我介紹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將嫁給他。後來倆人果真結婚了，只是他嫁給了她。碩士畢業後，馬佩軍留在西電讀博。前年我再見到他時，他說我害死他了，快樂得要宰了我。我喜歡陝西人源於馬佩軍。

宋任儒是我們的班長，也是班裡最早的預備黨員，滿口仁義之道，比唐僧還讓人受不了。在二年級時，我迷上一個比我大一歲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學，多日沮喪。他看在眼裡痛在心裡，跑去把那女同學教育了一通。蘇聯解體的時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課上，他向我們作了深刻的檢討，好象是他沒有管教好戈爾巴喬夫那小子。最後他為我們點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蘇聯”將重新成為蘇聯，共產主義旗幟將繼續在全世界飄揚。

在本科三四年級，他對跳舞十分入迷，連上廁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時常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搞科研，極少有空與他玩樂，等到本科畢業時，猛地發現他已經風度翩翩。

宋任儒的學習既不好也不差，我們從來沒有合作研究過什麼。我喜歡他是因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許，我倆本來就是“敢愛而不恨”的同一類人。

本科畢業時，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為他餞行。可在碩士開學時，我的房門被人一腳踢開，他對我喊了一聲“林子啊，我又回來了”。我就象祥林嫂見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

宋任儒讀碩士時被發配到臨憧771所，他在那裡過上了樂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帶來兩個文靜的女孩子（一個讀碩士，一個讀本科）來串門。就在我洗水果的幾分鐘裡，三個人已玩得樂翻了天，兩個女孩滿屋子追他，一會兒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按到床上打。我驚詫之極而又羨慕之極，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學竟然會有這等歡樂，看來我讀碩士的日子白過了。

後來，那個大一點的女孩子嫁給了他。當他帶她去見公婆時，公公長嘆一聲：“把兒子交給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樂得合不攏嘴，竟然無法嘆氣。

現在，宋任儒已從復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業。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還象夥伴。他叫她“聰聰”，她叫他“笨笨”。

“聰聰”問“笨笨”：“老公啊，人活着為了什麼？”

“笨笨”答：“就是讓咱們每天快快樂樂。”

我迄今親眼看到的幸福莫過於此。

我在大二時曾為系裡學習最差的十幾名同學辦了補習班，謝偉在這個補習班裡名列倒數前茅。在他睡懶覺時，我象催命鬼那樣喊他捅他。他無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軟弱無力的舉重運動員，還沒有挺起來就趴下了。

他開始呻吟：“這一次就饒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會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麼讓我再睡5分鐘，”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麼你就從1數到10，要慢一點，”他討價還價。

當我數到9時，他就接着數9.1,9.2, 9.3 ……

一開始他覺得我很好玩，後來他就喜歡得離不開我了。並不是因為我學習好，而是那時侯我天真並且充滿活力。在三四年級我忙於科研時，他照顧我的生活，叫我“少爺”，既做管家又做兄長。我們不僅共用飯菜票，並且共用僅有的一個碗，總是他買飯菜和洗碗。

我們那一級的學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創始人史玉柱，我問謝偉：“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樣能吃苦？”

他說：“如果考慮年齡因素，你已經比他更能吃苦。你將來一定能做大事業，我就把希望寄託於你了。”

在我們都還不成熟的時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燈塔，只要燈不滅，希望就在。現在他為了娶一個日本姑娘，披荊斬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幾年來，我就為一個男人哭過，那時他本科畢業。

我讀碩士研究生時，由於受我的影響，本系三四年級的學生蜂湧至微電子所參加科研。夜裡看十二層高的科技大樓，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的那一層就是微電子所。那時，我在微電子所學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薩達姆，手下兵將極多。

我寫第一本書時，有幾個人老向我伸着手等待輸入稿子，就象火車站行乞的人那樣陰魂不散，使我沒時間慢騰騰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寫小說，有如神來之筆，想到那裡就寫到那裡，寫了一段他們馬上輸入一段，一氣呵成。那本科技書寫得很滑稽，同學們看得笑出眼淚，編輯看了拍案叫絕，只改了幾個字就出版了。

那時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為一男同學亂蓬蓬的頭髮寫了一篇散文，並送他一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學的實驗報告寫成評書。我的文筆大概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這一群學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馬曉華是我最好的夥伴（我們都屬於牛）。

戴玉宏其貌甚帥，眉中有一根白毛閃閃發光，因此號稱“白眉鷹王”。“白眉鷹王”武功了得，是我軟件產品的核心開發人員，我們合作最深最久。後來我開公司，他就從廣州辭職到杭州為我助威，令我感動不已，可見讀大學時期我們有多鐵！戴玉宏有一次打飽嗝，整整打了兩天兩夜，我差點心疼死。

我尚未發跡之日曾與戴玉宏在校園裡賣花，無人問津，就請電子工程系的魯潔救助。魯潔溫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風吹拂蘇堤的楊柳，令人心裡一盪再盪。頃刻間就有男生圍觀，有人看花，有人看“貴妃”，魯潔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憐得就象兩根蠟燭。魯潔讀大學時調皮搗蛋，到四年級時還不太會編程。她的本科畢業設計是仿真“雷達跟蹤飛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編寫的。我已記不起用了什麼公式，只知道每次計算後都彈出一個對話框“報告長官，擊中目標”。魯潔畢業後到深圳的一家軟件公司工作，幾年一過，她成了行家。再與她交談時，我只有聽的份，象雞琢米一樣點頭。

史江一和馬曉華都是狹西人，和馬佩軍一樣厚道熱情。史江一性格穩重，屬於“你辦事我放心”的那類人。我對微電子專業一竅不通，全靠他幫我混過實驗這一關。後來我開公司失敗，陷入經濟危機，就把希望工程的一個小孩托給了他。

馬曉華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為別人做事情，但熱情過頭就忘了自己的事情。有幾個不道德的學生就利用他的這個缺點，經常使喚他，並且借他的錢不還。馬曉華喜歡為那些人“賣命”並且挨訓，他總是在受虐待夠了的時候再跟我們嘀咕，我們實在氣不過，只好對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頓拳腳，並給他一個綽號“受虐狂”。但願他找個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們這一群小伙子同時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她叫姜姍，是她班裡的四大美人之一。我們不僅沒有爭風吃醋，而且心甘情願地讓她坐遍每個人的脖子。姜姍小姐5歲時她爸姜曉鴻成了我的同事，我們經常一起去釣魚，親得象一家人。姜姍喜歡大喊大叫，聲音高過帕瓦羅蒂，我們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帶姜姍到小炒攤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東西，並哄她：“世上最好吃的東西是雞屁股。”

她無師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聽的屁是雞放的屁。”

我常想着將來生個兒子並把他培養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姍這樣的女兒，不要兒子也罷。

在本科三年級我第一次參加“星火杯”競賽並獲得軟件二等獎後，馬上成為低年級學生眼中的明星。我義務當上了一年級學生的上機輔導員。一天晚上我巡視機房，一女生請求幫助。

我見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沒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問：“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她把書往我手上一塞說：“這些作業你幫我做。”然後就自個子跟她的同學玩樂，把我撇在一邊，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學習就是為了給她做作業。

我定神對她細看，發覺她簡直就是《射鵰英雄傳》裡的黃蓉再世，頓時心就“突突突”直跳。當天晚上我沒睡着，接下幾天的課不知所云。在選修課《操作系統》考試時，我給家裡寫了一封超短信：請快寄錢來，我談戀愛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戀只有兩個月，卻讓我思念了8年。她離我而去時沒有任何理由，而我卻失魂落魄。在我本科畢業前的18個月裡，白天我狂熱工作強作笑容，夜深人靜時心痛如刀割而無法抑制。沒有人為我“療傷”，我是硬挺過去的，這一段經歷使我日後心理承受能力極強。後來我開公司的失敗雖然對信心有所打擊，但根本無痛可言。

我們分手後並未成為陌生人，就象兩隻刺蝟，離得遠了就有點留戀，離得近了，就刺着對方。認識她時我雖然已略顯才氣，但並不具備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並不知道怎麼去把握。有時“喜歡”並不能成為“愛”，感情也許是永遠研究不透的學問。

我讀碩士研究生時有了一群生機勃勃的朋友，感情的傷痛被掩沒了。朋友堆里夾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氣質。平日裡無拘無束，大夥戲稱她是我的秘書。我的言行舉止和穿着都經過她的調教，倆人出雙入對，十分親近，不知不覺有了感情。別人已經把我們當成戀人，我和她牽着小姜姍散步時，簡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人。她的溫柔有時能讓我失去所有鬥志。

可是我當時着迷於事業，認為自己不久將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鑑於史玉柱在創業時就離過婚，所以我認為感情是事業的累贅，兩者不可得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