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個朋友耦斷絲連，偏偏她倆是同班同學。我知道腳踩兩隻船沒有好下場，可我的的確確同時喜歡着兩個人，並夢想她倆能合二為一。我情願被人指責，也不願掩飾真實的感覺。有時她倆一同走過，我站在路上丟了魂似的看着倆人的背影，任憑看熱鬧的人指指點點。

我和第二個朋友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她畢業後我曾坐火車千里送鮮花給她，讓GOG她感動過。而我固執的性格和對初戀的思念終於讓她心碎。儘管我們已經幾年沒見，我依然看得見她留在我心裡的那顆眼淚。

我在西電六年半的學習和生活也許是一生中最珍貴的，叫我怎能不愛西電。

兩年前我回西電，驚奇地發現校園裡房前屋後長滿了待收割的小麥！這所大學是事電子科技的，種小麥幹啥呀？

朱總理曾講過：“目前國家糧食充足，再來三年自然災害也不怕。”現在國泰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廣積糧”吧。我素知西電提創勤儉節約、自力更生，但與其種小麥還不如種蔬菜呢。

老同學告訴我，種小麥是為了應付“211”工程（為21世紀選拔100所重點大學）的檢查團，因為“211”工程有較高的綠化指標。偏偏檢查趕在冬天，那時的西北極難草。西電本來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長草馬上就會被談戀愛的學生給折磨死。一到冬天，整個校園就光禿禿一片。用小麥綠化校園可謂千古絕筆，檢查團的那些權貴人士早已五穀不分，豈知所見的“草坪”乃是麥田。

浙江大學依山而傍西湖，是個美麗而高貴的大學。1997年春天，我就象乾兒子那樣擠進她的懷抱，並期望得到關愛。我到了嚮往已久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圖形學（CAD&CG）國家重點實驗室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師雖然年過六旬，但精力充沛，紅光滿面，施拉普納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幹一番自己喜愛的專業，並計劃在35歲左右成為實驗室主任。開學的第一天，我興沖沖地奔向實驗室。進門不到5分鐘，就因不懂規矩被看門的年青女子訓了幾次。為了不再冒犯規矩，我就老老實實地抓起一份計算機報紙並且站着閱讀，心想這下不得罪誰了吧！

突然一個氣得臉色鐵青的男人（機房管理員之一）對我斷喝：“你在幹什麼！你怎麼可以不經允許就翻看別人的報紙！”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見到的最無恥的人。

我就象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飄飄然地去擁抱夢中情人，不料迎來兩個耳光，此下場比《貓和老鼠》中的貓還慘。如果這兩個年輕人有幸看到我這篇文章，應該好好悔過自新，她與他的工作態度打擊過數十個學生的積極性。我本是因為嚮往CAD&CG實驗室而來的，得到的卻是極壞的第一印象。

不出幾日，我就發現實驗室里人們大多輕言寡語、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初到此實驗室的北方同學極為迷惑地問我：“你們浙江人是不是都這個德性？我看你不太象嘛。”

也許你以為我以前的研究單位很土，剛到高貴的CAD&CG實驗室，有點象劉姥姥那樣無所適從，甚至有點自悲。非也，西電微電子所的設備、人員超過CAD&CG實驗室數倍，我在微電子所的辦公室就比CAD&CG實驗室主任的還好。比物質條件是沒有任何意思的，學生渴望的是自由、歡樂的環境，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壓抑的環境會把一 個本來充滿活力的年輕學生變成一群小老頭，他們只好套上碩大的眼鏡以顯示眼裡的世界有多麼渺小。

如果不允許一個男人在工作時仰天大笑，這樣的地方不去也罷。

我頗費周折地考入CAD&CG實驗室，卻尚未熱身就全力而退，決心自立門戶。至今我都沒有用實驗室的計算機編過一行程序。

剛讀博時我窮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壺，一碗。我那些窮朋友們象擠牙膏一樣擠一些錢資肋我。我買了一台計算機，在宿舍里開發軟件產品“可視化軟件開發工具 VA 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參加首屆中國大學生電腦大賽軟件展示，路費也是借的。同學為我壯膽時說：“如果不能獲獎，就回到實驗室幹活吧。”

我說一定會拿第一名，不然去幹啥。

在軟件展示時，我們發現很多好的作品是國家的科研項目，根本不是學生個人的作品，違背了競賽的宗旨。如果允許這樣做的話，我應該運幾條生產線過來。我寫了一份抗議書，找了十幾個人簽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簽）。但抗議能頂屁用，我參加過的科技競賽、見過的科研鑑定多了，哪一次我沒看到虛假？我寫抗議書是因為眼裡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專業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這次競賽選出十個“軟件明星”，只有我的軟件和清華大學博士生的項目值得一看。

我不能否認他的項目水平極高，但那不是他個人的作品（評委甚至認識他的導師，知道項目的來龍去脈）。我的作品被評為第一，他的項目被評為第二。組委會來拍電視，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學的展板。因為浙江大學沒有任何準備，我是一個人來的，我的作品夾在杭電的作品之中，沒名沒姓。我只好從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學”四個字，貼在展板上撐撐門面。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清華大學就一直在浙江大學頭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爭了一口氣。可是頒獎時，組委會竟按地方順序從北京念起，我淪落到第七，差點咽氣。

我曾在上海的一輛公共汽車上與一位北京來的旅客聊天，此公極健談。似乎他到上海旅遊的目的就是為了發掘北京的優越性。見我掛着浙江大學的紅色校徽，且對清華、北大並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問：“浙江大學在浦東還是浦西？我要去看看。”

北京已經是極度優越了，那裡的處長局長比我見過的土豆還多。就請不要把什麼雞皮蒜毛的好東西都拿走，給我們留點希望吧

1997年11月，在窮得快挨餓的時候，我獲得了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特等獎（全國共20名，獎金1萬元）。在人民大會堂領獎時，我以為能碰到宋健等人物，不料見到的卻是政協的人手，不禁甚為失望。給我們出錢的是一個靠資本運作發財的集團，在宴會前，該集團領導人和我們座談，他什麼不好吹偏偏吹自己是個高科技企業。

剛拿了“跨世紀發展基金”，又馬上獲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獎”，浙江大學也給我發獎學金。比起那些一個月只有300元工資的博士生們，我簡直是“暴富”。還了朋友們給我的“救濟款”後，仍然是個“富翁”。我老是覺得手頭的錢是搶劫來的，心不踏實。於是找浙江大學校團委“訴苦”，請校團委把我的“不義之財”捐給浙大的困學生。校團委的老師熱情而坦誠，說願意等我成為真正的富翁時再接受捐款，現在不能讓我“殺雞取卵”。但為了能讓我表達心意，建議我資助“希望工程”的中學生，讓我選了5個初一的學生，每個學生500元。我輕浮地以為自己真的幫助了5個中學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見到了其中的一個中學生，才發現自己做的好事只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貧困失意時才真正去幫助那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學生時期的榮譽已登峰造極，覺得自己的翅膀已經硬了，不想再混下去。我總以為自己是第二個史玉柱，應該開個軟件公司來振興民族軟件產業。我曾到東軟集團（瀋陽）參加“民族軟件產業青年論壇”，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講（現在現演講的內容沒有一項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個記者來採訪我，我談了一天的理想，記者還是沒聽明白，乾脆自己寫新聞報道，並且含蓄地做了一個廣告：萬事俱備，只待投資。

由於我能說會道，頻頻上電視，引來近10個投資者。我選擇了一位年齡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臨境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彼時，我可謂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興民族軟件產業為已任，做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員。”浙江大學想開除我，被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安撫住。

我當時想開發一套名為Soft3D的圖形系統，此系統下至開發工具，上至應用軟件，無所不包。公司名字起為“臨境”有兩個含義：一是表示身臨其境，這是我對圖形技術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與SGI公司稱兄道弟的境界，這是我對事業的追求。“臨境”這個名字我在讀本科時就已經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的悲壯感覺。

我從實驗室挖來一位聰明絕頂的碩士生做技術夥伴。他叫周昆，年齡很小（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極強。如果按照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畢業的論文要求，他入學碩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畢業。周昆的頭明顯比我的大，估計其腦容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經以師兄的身份為他洗過一雙襪子，他因此覺得我是個好人。我倆一拍即合，常常為Soft3D的設計方案自我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維Windows系統即將被Soft3D打擊得狼狽不堪時，我們就樂不可支，衝勁十足。

我已經把“振興民族軟件產業”列入日程，並且提前擔憂將來錢掙得太多用不完該怎麼辦。1998年5月份，我們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軟件。軟件產品宣傳了幾個月，並沒有出現訂單如潮、接應不暇的局面（事實上壓根就沒有反應）。我意識到沒有找對市場，但仍覺得產品中的一些技術很有價值，將它改裝成其它軟件也許能開創“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於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緣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鴻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軟件高手，當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約10萬行C++代碼的軟件時，他竟在十幾分鐘內就指出多處重大的設計錯誤，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識到整個軟件系統的價值為零。那種心痛啊，就象眼睜睜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樣。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萬元資金。周鴻一再一次從北京飛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給關閉掉。他放心不下，覺得我“惡病需用猛藥補”，於是意尤未盡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轄的部門，讓我學習怎樣做事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營造一種淒涼的氣氛，衝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諒的藉口。我並不是太愛虛榮的人，知道這次失敗是我的毛病積累到一定水準忍不住噴發出來的結果。我絕不能以年紀尚輕不太懂市場與管理為理由輕率地敷衍過去。

從北大方正“勞改”了兩個月回來，我心服口服地承認失敗了。我把察覺到的數十個毛病列出來，日後一個一個克服掉。我寫的《軟件工程思想》一書，大部分內容取自我開公司失敗的教訓錄。我現在能客觀地從可行性分析角度說明我和投資方所犯的主錯誤，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軟件公司。

我的主要錯誤：

（1）年青氣盛，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驚的事。我的設計方案技術難度很大（有一些是熱門的研究課題），只有30萬元資金的小公司根本沒有財力與技術力量去做這種事。分析經濟與技術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2）我以技術為中心而沒有以市場為中心去做產品，以為自己喜歡的軟件別人也一定喜歡。我涉足的是在國內尚不成氣候的市場，我無法估計這市場有多大，人們到底要什麼。夥伴們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結果做出一個洋洋灑灑沒人要的軟件。分析市場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3）我做到了“真實、正直”，但並沒有達到優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榮譽，但學生時代的榮譽只是一種鼓勵，並不是對我才能和事業的確認。正因為我不夠優秀，學識淺薄，加上沒有更高水平的人指點我，才會把事情搞砸了。

投資方的主要錯誤：

（1）投資方是個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設計方案交給美國的一個軟件公司分析，結論是否定的。但他覺得我這個人很有利用價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軟件做不成功，只要掙到錢就行。這種賭博心態使得正確的可行性分析變得毫無價值。

（2）由於我不懂商業，又象所有單純的學生那樣容易相信別人。他讓我寫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錢買下本來就屬於我的30%技術股份。他名為投資方，實質上雙方各出了一半的資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軟件不能成功的情況下，卻為了占我的便宜而喪失了應有的精明，最終導致雙方都損失。

關閉公司時，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財產。我明明投入了技術，又虧了15萬元，卻一無所得。幾個月後當我意識到不公平而找他協商時，他說：“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讀到博士，連張合同都看不懂。”我覺得自己在此事上雖愚但不蠢，真實、正直的品質加上不懈的努力會讓我變得有智慧。自己的奮鬥沒什麼可以後悔的，學到的遠比失去的多，下一次會做得更好。

公司關閉後，我就面壁反省，補習基礎，準備為幾年之後“東山再起”養精蓄銳。

　　1999年1月，有一個民營企業家G先生向我請教一個問題：“我給一個年輕人投資了100萬元，建立一家從事環保信息應用開發的軟件公司。他曾許諾一年內創利潤上千萬元，可是才過去5個月，他就把100萬元用完了，什麼也沒掙到。我實在不明白是怎麼回事，請你幫我分析分析。”

　　這位G先生年齡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當過幾十年的技術兵，性格豪爽。他投資的那個年輕人叫Y（以下稱Y經理），自稱有英國的管理學文憑，能對公司的市場、技術、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歡說“錢我沒問題”，於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萬元，並且給Y經理40%的股份。

　　G先生請Y經理到家裡坐談。我那時突然狡猾起來，自稱是G先生的遠房親戚，在浙大讀半導體物理，特羨慕那些做軟件的同齡人，渴望聽聽Y經理的高見。Y經理果然信口開河，滔滔不絕，連綿不斷，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激動地想去參觀他的公司和產品，並表示要拋棄物理專業，立馬轉向軟件專業。

　　Y經理得意而笑：“對於IT行業你就不懂了，我們經營的是一種理念而不是產品，這是國外最先進的思想。你可以來參觀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體的東西，只能用心去領會。”

　　這屁話比曹元朗的詩還臭（《圍城》）。我搞軟件只有8年功夫，說我不懂IT行業並不過分。可我讀了10年大學都沒聽到過如此“先進”的思想。如果這是英國管理學教育的成果，我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衰敗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國首相切磋一番。

　　我對G先生說：“Y經理根本不懂技術，為人極其浮誇。應馬上關閉公司，以絕後患。那100萬元你也虧得起，就買個教訓吧。”

　　G先生說：“錢我沒問題，那100萬元就算我在澳門賭博輸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來找我請教另一個問題。

　　他說：“小林啊，你上次說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訓。”

　　我說：“那是好事，不論年齡大小，知錯就改總是好孩子嘛。”

　　他嘆了一口氣：“最近幾個月，Y經理又花了我100萬元。”

　　我當時差點給噎死，氣凶凶地訓G先生：“我早跟你講過，Y經理不是好東西，叫你關閉公司你不聽，你老說錢沒問題，虧你200萬元活該。”

　　老先生象犯了錯誤的小孩子：“Y經理每一次向我要錢時，都拍拍胸脯保證下個月就有利潤，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錢給他，希望能救活軟件公司。現在該怎麼辦？”

　　一個有20名職員的軟件公司，程序員只有三四個，連“十羊九牧”都不如。200萬元的財務報表中，有100多萬元用於吃喝玩樂和行賄。這種公司完全無藥可救。台灣作家李敖曾說過：“當你沒法扶一個人上馬時，也許應該拉他下馬”。從5月份到8月份，我行俠仗義，替G先生清理軟件公司，根除Y經理這些敗類。

　可是難哪，因為G先生投資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裡，又豈能讓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設法卡住Y經理的脖子時，Y經理總能從G先生那裡挖出錢。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卻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讓它再吸些血吧。”

　Y經理又和一個來自深圳的騙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資100萬元新建一個“指紋”公司，說利潤將比開發環保信息的應用開發更加可觀（估計要用億來度）。就在他們準備鑒合同之際，我偶而路過，發現異常，便強行阻止。

　G先生是個好人，但太頑固。好幾次我氣極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壞人欺負。我曾請求G先生：“我求您別再說錢沒有問題，您的私人財產會被人騙光。請讓我把這漏洞堵住吧，好讓我安心地回學校做完博士學位論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兩個兒子，夥同“黑社會”的朋友，強行把那個軟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廠中，辭退所有員工。現在那個軟件公司被別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虧損不過幾萬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傷疤。

　我以前從未玩過與人勾心鬥角的遊戲，此三個月的經歷讓我疲憊不堪。那個軟件公司的員工曾透露，Y經理的英國文憑大約是在上海或杭州某個大專培訓班裡混來的。方鴻漸買美國克萊頓大學博士文憑尚知羞恥（《圍城》），而Y經理卻趾高氣揚。害得我平白無故為英國教育界擔心，回想起英國鬼子曾打劫過中國，倍感恥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實在不是現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 先生第一次見到我時問我工資幾何，我答曰：“300元，夠買幾本書。”G先生甚為着急：“這樣的條件怎麼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來住吧，我家條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學習，將來可為國家多作貢獻。”後來他幾次相邀，我就看在國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畢業。自從讀中學以來，我第一次享受食來張嘴，不用洗衣服的奢侈。唯一的麻煩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釋：“我不是被別人養起來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不得已才這麼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並且沒有待出嫁的女兒。”

　我在讀博士學位的三年裡，經歷有點奇特。我遺憾的是“真才實學”沒有長進，並且沒有了在西電那樣的純真友情和纏綿愛情。略為欣慰的是我做了幾件感人的事，也碰到了幾件有趣的事，讓我發覺自己變得成熟了。

　我很想講一講自己參加希望工程的經歷與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雲和縣梅源中學的老師們帶希望班幾名優秀學生來到浙江大學，其中有受我資助的何曉麗同學。我才知道初中學生一個學期的學雜費就要600元。何曉麗哭訴下學期不能再上學，其它的學生處境相似。我以前資助的2000元是5個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時侯，公司倒閉使我債務累累，並且自信心遭受十年來最大的打擊。我在入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況下，沒有推卸義務，而是“變本加利”的去盡這個義務。我在西電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個中學生。有一個小姐追求我，我乘機給她一個活生生的“見面禮”。1999年7月份，我把工資卡送給了一個大學生，自己成了無產階級。從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畢業期間，我直接或間接地為7個貧困學生捐助了約1萬元。

　我有了幾點感受：

（1）對人的幫助莫過於給予希望。

（2）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幫助比自己更困難的人，哪怕自己處於困境。

（3）幫助是要負責任的，一定要設法做成有意義的結果。不負責任的幫助就是“施捨”。“施捨”缺乏誠意，不配稱為“幫助”。

不少人曾對我說：“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費精力，更不要為了別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總以為自己將來是偉大人物而不願做小事，從而到死也沒做成什麼有價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後再去幫助別人，無論他最終成功還是失敗，一輩子也沒有幫助過人。還有很多人略有權勢或略有名氣後，便覺得自己吃喝玩樂、放屁、上廁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們最能夠幫助人的時候卻以“太忙”“沒空”為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奮鬥，也渴望成為偉大人物，但我希望讓有意義的小事充實一生。

我還要講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隨地扔垃圾的“風俗習慣”，這惡習就象腳氣那樣雖然不致人於死地，但能遺臭萬年。即便象浙江大學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經常可以看見草坪、校門口的廢紙、果皮、塑料袋，垃圾就如同天使臉上的一砣狗屎那樣鮮艷，人們竟然無動於衷。我記不請自己多少次當眾、當道撿垃圾，可是幾年來我都沒有在大學裡發現第二個做這種事的人。

我很想對所有的教授、博士、碩士、學士們講句話：“救人並不只是醫生幹的事，保護環境也不只是清潔工幹的事。只要你多化幾秒鐘，彎幾次腰，就能讓環境更加清潔，讓心靈更加清潔。我們不必個個道貌岸然，但至少應該做到‘讀書明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將要追我的小姐們，你多撿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丟一次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這樣碟碟不休地講“希望工程”和“撿垃圾”，並不是在沽名釣譽，也不是在布道，只是希望我這些“金玉良言”能觸動更多的自以為自己是高素質的人們。

在浙大的三年裡，我沒有對感情“播種”，所以也沒有收穫，但有一次“艷遇”。

在關閉公司的那天晚上，人去樓空，我象嚴監生斷氣前那樣盯着尚未熄滅的燈。這時一位杭大（現已併入新浙大）的四年級女生來找我。一年前她曾作為實習記者採訪過我，談得很投機。我知道她是聰明好學的學生，曾大言不慚地教導過她幾次。我開公司的一年裡幾乎沒與她來往過，想不到當我成了光杆司令時她還能“兔死狐悲”地來看望我，着實讓我感動。

我不無自嘲地對她說：“你不用安慰我了，這次失敗我還能挺得住。”

她說：“我不是來安慰你的。我一直盼望你的公司倒閉，等了整整一年。在你去北京之前，我有話跟你說。”

我心下一涼，搞不清什麼地方得罪她了，讓她如此記恨我。大概是我得意之日教導她時言語過重，傷了她的自尊心。好在我是知錯就改的人，當下慚愧地向她道歉。

她不理會我，說：“你開公司時光環重重，我根本無法靠近你。即便那時我成了你的好朋友，你也不會把我放在眼裡。我暗戀你一年了，一直都沒跟你講。我早知道你會失敗的，失敗時你就剩下一個人，你才會知道我是真心愛你的，而不是衝着其它來的。你是個優秀的理科學生，我是個優秀的文科學生，門當戶對，珠簾合壁。請你不要覺得女的追男的很荒唐，我是認真的，請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雖然評不上情場高手，好歹也在愛河裡游過泳，嗆過水。想不到倉促之下，被一女子說得臉紅耳赤，無法掩蓋窘相。

我一直認為男人應該勤勞一輩子，好讓柔弱的女子舒舒服服地在大樹下乘涼。而學習、工作出色的女子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人。

她從小習詩弄文，讀大學時蜚聲杭大。我見到她第一面時就把她歸類為事業上的朋友，所以才會正兒八經地與她交談並教導她。我在西電的兩個女朋友就屬於讀書不太好但比較有魅力的女生，我從來也沒有指導過她們學習。如果我喜歡一個女孩子並希望她成為我的女朋友，我早就去追求她了，豈能輪到她追我。

她見我彷徨不安，便滔滔不絕地例舉愛我的“證據”。我開公司一年來發生的事她瞭如指掌，就象在我的房間裡放了竊聽器，在我的朋友中安插了間諜。她甚至跑到團中央去查閱我的老底，有些“案件”我過去的夥伴都未必知道。她思念我時，寫了很多詩，留了很多淚，為此杭大的一些男生四處追查“兇犯”。

我早知道有些人不編程序、不做實驗就能寫出論文，難道男女之間不接觸也能滋生感情？

第一回合我就被她挑翻在地，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負心郎”，無地自容地把她送走。我以為這是文科女生的風格，就當作一個趣事不放在心上。

我從北大方正“勞改”回來不久後，她提着一籃鮮花來找我，並對我說了她的夢想：在寒冷的冬天，大地鋪滿積雪，四野人鳥絕跡。我孤獨求敗地深居在冷冰冰的小木屋裡。在一個狂風呼嘯的黃昏，她一手拎着親手做的飯菜（我想應該有土豆和辣椒），一手拎着一捆木柴，敲開了那扇緊閉的門和心房。終於木屋四壁生輝……

我對第一個朋友最好的讚美是：“黃蓉很象你。”

我對第二個朋友最深情的話是：“將來咱們老了，我回黃岩當物理老師，你當語文老師。”

相比之下，我的確不及杭大女生浪漫。此後她再找過我幾次，當我意識到她動真格的時候，她已不能自拔。愛情是很怪的東西，並不是兩個好人就能碰出火花。就象一頭好牛和一匹好馬，可以一起幹活，但沒有必要吃住都關在一起。

與其讓她長痛，還不如讓她狠痛一次。

我對她說：“我們真的不能在一起。”

她問為什麼？

我說：“我不喜歡你。”

她再問為什麼？

我說：“不為什麼，我沒有心跳的感覺。”

她說十年之後再找我。

我知道她會奮發圖強，因為她會一直想着“為什麼”，期望讓自己有個滿意的答案。 這條路8年前我已經走過了。半年前我再見到她時，她已經直攻博了，在文學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並且找了一個軟件工程師做朋友。我說軟件工程師未必就懂得軟件工程的道理，待我寫的軟件工程書籍出版後再送她一本。她說將會送給我她的第一本著作，書中開頭的幾個故事是關於我和她。我說看了她的書後一定會寫一篇讀後感給她。她仍然提醒我不要忘記十年後的相約。

我在浙大有一個值得懷念的人，她是管宿舍樓的大媽。在1999年1月至5月，我在博士生宿舍靜心修煉內功，大媽就象我的“護法”。晚上九點鐘時，她就會燒些東西給我吃。我和大媽非親非故，同學們都不明白大媽為什麼待我好。我想那是因為我沒把自己當成“博士”來看，而是當成“人”來看。 5月份後，我看在國家的份上搬到一個千萬富翁家裡去住，大媽也調到“熊貓館”當掌門人。我一般隔幾個月去看望大媽一次，中秋節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們知道我和大媽有這層關係，就紛紛托大媽物色女朋友。大媽果然稱職，她就象特務那樣審視大樓里的女生。可大媽畢竟是大媽，她採用的“標準”是幾十年前的版本，無法與現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該盯的，卻漏掉了不該漏的，至今都未“推銷”成功一個。這件事讓我又明白了一個軟件工程道理：光有完善的數據庫還不夠，還應該提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相信生活、科學、藝術中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於是就不嫌人笑，寫下《軟件工程思想》這本書，並寫下了十年來的故事，交最後一次作業。大學十年給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現在可以打上漂亮的句號了。儘管我即將告別大學，但我會終生學習。也許我成不了天才，但還有機會成為天才的爸爸。 我想大聲呼喊出那種可以用雙手把握未來的自豪。 我要對年輕的朋友們說兩句肺腑之言：一、主動去創造環境，否則你無法設計人生。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滿激情，否則你無法體會到淋漓盡致的歡樂與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會對他說一句話：“你看廁所去吧。”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