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儒釋道思想占據着主導地位，此外，墨家、法家思想亦有一定影響。這些思想糾結在一起，融化為中國人的血液，規範其思維模式、行為方式、情感形態、心理狀態等等。體現在胡適身上，既有儒家的仁家，道家的不爭，又有墨家的兼愛。由於中國社會的主體文化始終是儒家文化，那麼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皆為儒家的倫理思想為出發點和歸結點，這在胡適的婚姻上體現得尤為突出。集中表現為“孝”與“信”。

胡適堅守婚姻最主要的是原因是為了母親，出於至純的孝道。胡母23歲守寡，主持家政，有着仁慈、溫厚、勤儉、識大義能容忍的種種美德，並且給予了胡適至性至情的偉大母愛，這些都深深銘刻於胡適的心靈。因此，他對母親十分尊敬，而又深感母恩無以回報。那麼認可母親包辦的婚事，在他看來就是對母親的恩情最好的報答。

胡適在給其美國女友韋蓮司的書信與日記中，就曾討論過“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的問題。胡適認為“父母所信仰，子女雖不以為然，而有時或不忍拂愛之者之意，則容忍遷就，甘心為愛我者屈可也，其容忍也，出於體恤愛我者之心理，故曰：‘為人的容忍’。”所以胡適的婚姻，基本是“甘心為愛我者屈”的具體體現。他之所以這麼做就是為了對他關愛備至的母親。“在家庭關繫上，我站在東方人的一邊，這主要是因為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母親，她對我的深恩是無從報答的。我長時間離開她，已經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腸來違背她”這封信表明胡適對母親的孝心“近乎基督教的原罪，這個罪是無論如何都贖不清的，和江冬秀結婚，只是贖罪於萬一罷了。”（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3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胡適之所以為長時期離開母親而愧疚，是因為這有違於“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並且其母早抱孫子的願望也因胡適求學一再推遲婚期，未能實現。所以他深恩難報的罪惡感，變化為母命難違的使命感。胡適在1918年5月2日寫給他的至友胡近人的信中說：“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胡適不但感到母命難違，同時也不願傷害與之相關的其他人。儒家的仁愛思想表現在行為上是自律性的克制，在思想上則顯示出儒家的富於理性的犧牲精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胡適如果追求婚姻自由定會以犧牲他人的幸福為代價，會禍及數家，而這都是胡適所不願、不忍看到的。“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約至家庭之中齟齬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不取”。從中可見胡適是十分重視家庭的和睦，並推己及人，不願因違婚而影響相關家庭，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儒家思想具體的闡釋。還應提及的是，胡適思想亦受墨家學說的浸染，他曾直言喜歡墨家的兼愛說。眾所周知，“兼愛”就是不分親疏，愛所有的人。墨家認為禍亂的緣由即是人們愛自己而不愛他人，彼此不相愛。胡適既愛母親，愛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人；也愛江家，愛與自己關係疏遠的人。因此，不違婚約是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共同作用的結果。

胡適婚後，許多舊人都恭維他不背舊婚約，是最可佩之事，因為他們以此為大犧牲，胡適說“當初我並不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罷了。假如我那時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胡適日記，1921年8月30日）我們沒有理由說胡適寫在日記里的話是違心的。在他看來，毀掉婚約，同當時許多新人一樣娶了一位思想激進，才氣橫溢的新女性，她的光輝也無法驅逐心靈的陰影。履行婚約也許是痛苦的，那麼毀婚帶來的一定是更大的痛苦。

胡適的婚姻思想基礎除“孝”以外，還有“信”。“信”即講求信用，誠實無欺，也是儒家重要的倫理思想之一。就婚姻而言，雖系母親所訂，但信守婚約與否取決於胡適。胡適之所以能在1904至1917年漫長的13年的人生旅程中苦苦等待，憧憬琴瑟相得的美好未來，主要緣於“孝”與“信”。當胡適的家鄉謠傳胡適已在美另娶時，胡母在給胡適的信中要求澄清，胡適於1915年10月3日寫了一封8頁的長信，力辯謠言之無稽，其中說到“兒久已認江氏之婚約為不可毀，為不必毀，為不當毀。兒久已自認為已聘未婚之人。兒久已認冬秀為兒未婚之妻……”。胡適在“不可毀”、“不必毀”、“不當毀”的旁邊密圈加點，以示其誠，由此可見他信守之意是何等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