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般人都認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婚姻是不人道、扼殺人的天性的，這幾乎成為歷代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胡適在上海讀書時也曾對舊婚約制度給予否定，1906年他在《競業旬報》上發表文章對傳統婚制進行批評，這成為其當時文章主要內容之一。其小說《真如島》中也有類似觀點“早婚則男女皆不能自主，多有配合不宜，夫妻因而反目，壞處一”。

然而胡適留學後卻對舊婚制流露出溫和態度，甚至認為其中不乏合理之處。在認識上發生逆轉。

首先，他認為舊式婚姻仍可成長為真實之愛情。這是他認可其包辦婚姻與江冬秀結婚的又一真實原因。胡適的婚姻就“包辦”而言，與幾千年來多數的中國男性並無差別。不同的是：也許其他男性對包辦婚姻的認同緣於一種慣性或是惰性，因為千百年來中國人就是這樣過來的。胡適卻不然，他是清醒的、理智的，曾經過了審慎的思考研究。他以為“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姓名，伊必面赤害羞；聞人道其行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伊必為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為之稱喜。男子對其未婚妻，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象、根於名份者，今為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為真實之愛情”。（《中國婚制》，《胡適文集·書信日記》33－34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胡適以為名份在舊婚制中是愛情的種子，在婚前萌芽破土，在婚後的互敬互愛中亦能長成參天大樹。他將愛情婚姻與責任義務聯繫起來加以分析，指明了舊婚姻主要特點。勿庸置疑，胡適的分析有其合理性。因為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就描寫了相思的永長，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亦是刻骨銘心的愛之絕唱。但是也必須承認，胡適對舊婚制認識失之片面，對其泯滅人天性的一面是迴避的。

也許胡適對舊婚制好感緣於其親身體驗。在他求學的13年中，對未婚妻江冬秀是既重“名份”又寄真情的，並對再三延長婚期心存愧疚與歉意。在1914年7月8日與江冬秀的信中寫道：“適去家十載，半生作客他鄉，歸期一再延誤，遂至今日。吾二人之婚姻亦因此延誤，殊負賢妹。”並且胡適曾在寄給江冬秀的照片背後題詩云：“萬里遠行役，軒車屢後期，傳神入圖畫，憑汝寄相思”。他還以《古詩十九首》的句子寄託“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的感慨與思念，體現出典型的東方情調。

其實這種情調源於他東方人的情感形態，胡適留美7年中，在許多方面如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治學方法等受到西方的影響，但在家庭婚姻方面仍是贊同東方人。他在日記《容忍與各行其是》中寫道：“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而東方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狀態是父（母）慈子孝，夫唱婦隨，四世同堂，盡享天倫。這是胡適心嚮往之的。因此他在“得家中照片題詩”的末段寫道：“圖左立冬秀，樸素真吾婦。軒車何來遲，遂令此意負。歸來會有期，與君老畦畝。築室楊林橋，背山開戶牖。辟園可十丈，種菜亦種韭。我當授君讀，君為我具酒。何須趙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壽吾母”。這是一幅典型的體現着東方人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的圖畫：夫妻恩愛，琴瑟相得，長幼有序，母慈子孝，背山而居，種菜種韭。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一致，表現出東方所特有的溫馨安逸，怡然自得生活狀態，流露出胡適無法擺脫的也不願擺脫的東方情結。

我們知道，胡適曾提出過“全盤西化”的觀點，那麼他的這一人生理想是否與之相矛盾？其實不然。胡適深知對於西洋文化，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全盤採取，事實上也決不能全盤採取，他是希望通過舊文化的惰力來歷史地自然地折衷。胡適作為跨越新舊兩個時代的人物，其文化思想上必然帶有兩個時期碰撞衝突又調和折衷的特徵。而在家庭問題上對東方生活方式的眷戀與憧憬就化成其堅守婚約的內驅力。

其次，通過對中西婚制的比較，得出我國女子所處的地位高於西方女子的結論。他在日記中寫道：“數日前余演說吾國婚制之得失，余為吾國舊俗辯護，略云：‘吾國舊婚制實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偶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工媚人之術。’”在胡適看來，東西方女子地位的差別在於是否需要討好男人，這不能不說是失之膚淺的。固然不能否認西方女子在社交中的處境有其卑微無奈的一面，但畢竟其有學音樂、舞蹈和與男子交往的自主。其實中西方女子的地位並無本質之別，與其構成差別的卻是高高在上的男性。

總之，胡適對於封建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如纏足、節烈貞操、迷信、嫖娼等深惡痛絕，在許多文章中加以批判，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憤激之情溢於言表，甚至對於律詩也一概否定。然而對於舊的婚制卻有所偏愛，雖其見解不乏合理因素，但卻未能揭示其罪惡的本質，這不能說是其思想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