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古道“道不同、不相謀”。的確，無論是君臣、朋友，還是夫妻間感情的維繫主要依憑的是“道”。

胡適夫婦雖然興趣、愛好、知識水準有天壤之別，但在人生理想和人生態度上卻有其本質性的一致。這就是他們互敬互愛，白頭偕老的根本原因。

首先，他們都是無神論者。自古以來，對世界的認識就存在“有神”與“無神”的差別，這種對立思想廣泛地體現於中外思想文化中。

其實胡適也並非是天生的無神論者，他也經歷了由拜神到無神的轉變。胡適的父親是無神論者，但在胡適三歲時就已去世，胡適的母親及家中其他女眷都信神，胡適小時也曾加入到他們的行列。後來他讀到了司馬光《資治通鑑》中引的范縝的《神滅論》，“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從此胡適接受了無神論，並堅信這一學說。（留美後曾動搖，但最終放棄當耶教信徒要求）所以面對矛盾複雜的傳統文化思想，胡適並不盲從，由此他也養成了刻苦學習愛動腦的習慣。

尤為可貴的江冬秀也是無神論者。胡適曾誇獎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學生之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總之胡江二人一致信仰的構築了其婚姻的基石。此外，他們還有共同的人生理想：不做官。

官本位思想在中國有十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西方“以商立國”，中國恰好相反，“以農立國”。封建王朝長期實行“重本抑末”政策，致使商人地位低下。並且在中國四千多年的專制政治中形成了君貴臣賤，官貴民賤以及等級森嚴的官本位和特權制傳統。中國專制政體主要靠龐大的官僚機構來支撐，並且對官吏的選拔尤為重視。所以官在中國有着極高的地位，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多以進入仕途建功立業作為衡量人生價值實現的尺度。而胡適夫婦對這一落後的傳統思想是擯棄的，對升官發財，富貴榮華的中國人心儀神往的人生道路是否定的。

胡適在回國之初就在文章中反覆表明遠離政治，不做官的態度。他曾說：“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也向同事們建議致力於研究和解決最基本的有關中國知識、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問題，有意識地為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文化基礎。可見胡適首先重視的是學術而非政治。

江冬秀對仕途的厭惡要比胡適強烈，不問政治的決心也更為堅定；胡適1938年任駐美國大使後，曾在信中表明態度。“現在我出來做事心理常常感到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的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來不作這樣想。”（1938年11月24日信）還曾說：“我只能鄭重向你再發一願：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1938年7月30日信）江冬秀作為一個舊式女子能有此迥異於世俗的胸襟見識，是十分值得讚賞的。她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再不要走錯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毀在這個年頭上。”1947年蔣介石力勸胡適出來參加政府，江冬秀臨送胡適上飛機時還鄭重叮囑：“千萬不可做官”。以往中國男性多想進入仕途，求取功名，光宗耀祖；而女子也希望男人做官，實現夫貴妻榮的夢想。而胡適夫婦的價值觀卻與這一傳統觀念相悖離，這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此外，胡適夫婦間互敬互愛，表現出對中外文化中進步思想的發揚與融合。首先，江冬秀是位理想的賢內助。“三從四德”的舊式教育沒有扭曲她的人格，她繼承了中國婦女勤勞、寬容、堅韌的美德。她善於燒菜，會做胡適最愛吃的徽州鍋和徽州“塌裹”（餡餅）並且總是為丈夫預備好宵夜點心。她不但在生活上對胡適關心體貼，在精神上更給以理解，表現出從容豁達的心胸，幾乎對有關丈夫的男女間的傳聞一笑了之。並且參與了胡適與韋蓮司書信的整理工作。

胡適也非常尊重夫人的人格與精神，不但在其人生定位上聽取太太的意見，而且在日常生活上對妻子也從不含糊。胡適說：“久而敬之這句話也可以作夫婦相處的格言。所謂敬，就是尊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尊重對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對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其實，他的這種思想一方面是儒家的仁、墨家的兼愛的積澱，同時也表現出較濃厚的基督教的精神情緒，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平等意識。因此，胡適並不以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一生獲得36個博士頭銜而凌駕於夫人之上。他在學術研究中把孔子與諸子並列，在生活中也把自己與妻子置於同一水準，即都是有着獨立人格與精神的人。

總之，我們有理由認為，胡適先生的成就與其幸福的無後顧之憂的家庭有密切關係。所以唐德剛說：“國人一提到胡適之的小腳太太似乎都認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幾個人能體會到，他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裡，‘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一位‘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