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個子大聲說話的是馬用中，有名的政論家，每天在《正論報》上發表社評。國際或國內起什麼政治變動，他事後總能證明這恰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預言過。名氣大了，他的口氣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談話時，你覺得他不是政論家，簡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談國內外的政情，並且講來活象他就是舉足輕重的箇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氣象預測者說，颳風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樣。他曾在文章里公開告訴讀者一樁生活習慣：每天晚上他在上床睡覺以前，總把日曆當天的一張撕掉，不象一般人，一夜醒來看見的還是沒有撕去“昨日之日”。從這個小節，你能推想他自以為是什麼樣的人。這幾天來中日關繫緊張，他不愁社論沒有題目。

斜靠在沙發上，翹着腳抽煙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給外國傳教士帶了出洋。跟着這些迂腐的洋人，傳染上洋氣里最土氣的教會和青年會氣。承他情瞧得起祖國文化，回國以後，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認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聰明、幫閒湊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義和拳的“扶清滅洋”，高擱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陳眉公，王百穀等的清客作風。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塗麵包的植物油，沖湯的味精。更象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裡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為是中華風味。他哄了本國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國人——那不過是外行人穿上西裝。他最近發表了許多講中國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類公共的本能都認為中國人的特質。他的煙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時常提起它，說自己的靈感全靠抽煙，好比李太白的詩篇都從酒里來。有人說他抽的怕不是板煙，而是鴉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鴉片癮來，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劑似的，只想瞌睡。又說，他的作品不該在書店裡賣，應當在藥房裡作為安眠藥品發售，比“羅明那兒”（Luminal），“渥太兒”（Ortal）都起作用而沒有副作用。這些話都是忌妒他的人說的，當然作不得准。

這許多背後講他刻薄話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陸伯麟，就是那個留一小撮日本鬍子的老頭兒。他雖沒講起抽板煙，但他的臉色只有假定他抽煙來解釋。他兩眼下的黑圈不但顏色象煙熏出來的，並且線形也象繚繞彎曲、引人思緒的煙篆。至於他鼻尖上黯淡的紅色，只譬如蝦蟹烘到熱氣的結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象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一向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只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來將就。陸伯麟深知這種態度妨礙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條妙法。中國人買了日本貨來代替西洋貨，心上還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買了日本古玩當中國珍品，在倫敦和巴黎舊貨店裡就陳列着日本絲織的女人睡衣，上面繡條蟠龍，標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傳西洋人的這種觀點，才會博得西洋留學生對自己另眼相看。中國人抱了偏見，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國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學西洋象了，人家說它欠缺創造力；學中國沒有象，他偏說這別有風味，自成風格，值得中國人學習，好比說酸酒兼有釅醋之妙一樣。更進一步，他竟把醋作為標準酒。中國文物不帶盆景、俳句、茶道的氣息的，都給他罵得一文不值。他主張作人作文都該有風趣。可惜他寫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東亞文”，達不出他的風趣來，因此有名地“耐人尋味”。袁友春在背後曾說，讀他的東西，只覺得他千方百計要有風趣，可是風趣出不來，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亂轉亂動，辦不到搖尾巴討好。他就是為淘氣取名“［黑旦］己”的人。

科學家鄭須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內心肥胖，並不枯燥。他曾在德國專攻天文學。也許受了德國文化的影響，他立志要做個“全人”，抱有知識上的帝國主義，把人生各方面的學問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領土。他自信富於詩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豐富跟科學的精確調劑融會。所以他談起天上的星來，語氣宛如談的是好萊塢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學家聽他演講電磁現象，在滿場歡笑聲中，羞得面紅耳赤，因為他把陰陽極間的吸引說得儼然是科學方法核準的兩性戀愛。他對政治、社會等問題，也常發表言論，極得青年人的愛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勁。為了學生愛國運動鬧罷課的事，他寫一篇文章，說自己到德國學天文的動機也是雪國恥：因為庚子之役，德國人把中國的天文儀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國人的天文學理灌輸到中國來，這是精神戰勝物質的榜樣。這樁故事在平時準會大家傳誦，增加他的名聲。不幸得很，自從國際聯盟決議予中國以“道義上的援助”，相類的名詞象“精神上的勝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鄭須溪因此頗受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