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平民的自述

　　一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算什麼,是下崗，還是失業? 反正有六年沒有在國有公司里領過一分錢。按勞資科長的話說：“還欠公司的‘養老保險’沒有交”。我雖然不學無術，但是，還知道有一些‘法’，如勞動法，破產法。也知道我如果犯了法，一定會受到懲罰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個響亮的口號下進行，就像太陽每天早上從東方升起一樣，“穩定壓倒一切”!

　　看到深圳的國有企業的老總們可以合法的拿到60萬人民幣的年薪了，為他們高興。當然有一些妒忌，心想，我為什麼不能拿如此高的工資。後來又想通了，因為我沒有如此的能力，不可以為國家做出如此大的貢獻，所以深圳的老總應該一年的薪水比我一輩子的工資還要多。如果不是這樣，社會就難以進步。只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什麼是主人什麼是公僕?

　　即便如此，我也沒有絲毫的怨氣。我知道比我苦的人還多!如失地的農民，被誤打死的孫志鋼，還有文樓村的孤兒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無奈的人，也看到一些大好的消息。看多了，就會懷疑自己的眼睛。有時也懷疑自己的智力。但是我從來不懷疑黨和政府能力，我永遠相信明天會比今天要好。何況，黨對我的家族是有恩的。

　　我死去的父親曾經對我說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父親是80歲死的。死後，政府的統戰部門為他開了一個很大場面的追悼會。我當時不在國內。有時想起來，又覺得好笑。父親屬雞，天生膽小。從五十年代起就在銀行工作，直到退休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小的職員。

　　1982年退休的時候連中級職稱都沒有評上。我好像還聽過他發過幾句不滿。算算也是，五十年代就有了武漢大學經濟系的文憑，在銀行里幾乎幹了一生，退休的時候沒有一官半職，也沒有一個可以說明自己能力的職稱，是有一些讓人不甘心。但是，我知道，父親的一生命運，其實就是在1944年參加大學聯考時就決定了。什麼學校不好考?偏偏要信什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之類的鬼話，考上了‘中央軍校’，還是什麼‘建國班’。

　　結果呢,一畢業到東北，就當了共產黨的俘虜。軍銜不過少尉，官不過排長，到了晚年居然還當上了省城黃浦同學會的會長，是不是搞錯了?

　　不過父親能到銀行里工作是很有戲劇性的。他自己也給我多次講過。好像是1950年的時

　　候，父親已經在家裡閒了近二年。一天，共產黨省主席(當時的名稱)到我家裡來看望我的爺爺。主席姓鄭，和我爺爺是一個縣的老鄉。那個縣出將軍，國共二黨的將軍都出。還出了二任國家主席。也出商人，解放以前號稱省城的首富程家就是那個縣的人。在沒有灰黃黴素之前，還出癩子，號稱‘十男九癩’。聽說，我的姑奶奶就是因為未來的夫君是癩子，就逃婚到北平考上了北師大的。此是閒話。

　　主席體貼民情，關心的問我爺爺，有幾個孩子，在幹什麼?我爺爺如實的回答說，二個男孩。老大留美回國，現在省府水利廳工作。老二是軍校畢業的，現在在家閒着，沒有工作。書記聽了，問在不在家。爺爺說，現在不在家。主席說那好，明天叫他到我的辦公室去，我介紹他到‘革命大學’去學習，學習完後可以安排工作。爺爺當然是很高興。晚上就對父親說了。

　　我不知道父親當天晚上的心情是怎樣的。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是很興奮的。鄭畢竟是共產黨的‘七大’的中央委員，當時的省主席，如果要比的話應該是相當於清代的督撫一級的官員，也就是一二品的高官了。第二天一早，父親剛起床，就有人來了。原來鄭主席派他的警衛員來接父親。要知道父親當時也不過是二十幾歲的小青年。而且還是前朝的敗將，不,應該說是敗兵。到了山南，直接到了鄭的辦公室。據父親說，鄭主席非常的和藹。先問年齡，再問學歷，然後講了一些形勢，用以啟發父親的覺悟。最後用親筆寫了介紹信，讓父親到‘革命大學’找某某報道。前後用了近半天的時間。父親後來感慨的說，解放初期共產黨的幹部真是了不起。一個省級幹部，為一個小年青用了半天的時間。當時幾年的時間真正就做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相信父親是說的真話。後來父親在工作中也是兢兢業業的一輩子，圍墾東西湖的時候，還受到市報的表揚。五十年代的獎狀我是看到過很多，進入六十年代就沒有了。七十年代後期又開始有了，只是父親此時已經老了。

　　鄭主席沒有當幾天的省主席就下台了。也許是犯了什麼錯誤。1975年鄭逝世，我看到人民日報上有中共中央的悼詞。後來聽內行的人說，悼詞上沒有一個關鍵的忠於某某的語句，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是我想，對人生來說，蓋棺之後的論定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重要。

　　二

　　鄭主席為什麼要拜訪爺爺，我永遠是不可能知道了的。按我現在的人生經驗來看，他是高抬了我爺爺。我記得我爺爺是1962年去世的，按中國的算法是70歲。其實就是69周歲。倒推算1950年時他應該有51歲了，和現在的我是同一個年齡。爺爺雖然在‘國軍’里當過官，嚴格的說不算高官。三十年代南京政府時期的一個少將科長。在‘校官多於狗，將官滿街走’的當時頂多算一個大的辦事員。而後長期生病在家休息。當時沒有國家幹部或公務員一說，休息就沒有工資來源，也沒有職位。加上日本人打進來老家成了三方勢力‘拉鋸’的地點。沒有辦法，只好藏身於省城的教會醫院。最要命的是生的病是肺病，有家不能歸，又沒有經濟收入，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在如此的艱難中，爺爺卻做了一件極有民族氣節的事。 爺爺有一楊姓同學，也不知道是保定軍校的同學還是陸軍大學的同學，反正是同學。此時已經當了汪偽政府的參謀總長。聽說爺爺在省城住院，生活也很艱難。先是派人送來一筆錢，爺爺原封退回。而後楊親到醫院勸說爺爺到南京的偽政權任職，拒絕。但也無法繼續在省城裡呆下去了，只好回鄉。此時,重慶方面已經傳開,某某投敵。有好友來信指責，爺爺不作任何解釋。家人問，為什麼不說明真相，答曰，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多年以後我認識了這句話的意義，但是,卻不贊同。

　　家鄉也沒有辦法呆下去了，日本人的騷擾和亂世英雄的輩出，如胡司令說的話一樣：“有槍就是草頭王”，天天讓人處在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之中。後來我聽父親說過此段時期的往事，得出的結論是，家裡不能有錢，有錢的只有家破人亡。並說了如何讓有錢人交出隱蔽財產的辦法。吊打是最為普通的，其它的一些辦法匪夷所思，如壓門板，就是把門板下下來，壓在受害人的身上，不斷的添加重物;如砸骨頭，用打鐵的辦法來打人的四肢等等。一句話，如何的殘忍如何辦，直到你交出財產為止。我對我父親說，如此的受罪，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交出來呢?父親說，交出財產就是死亡。因為，來搶你的財產的總有當地的熟人，也有一個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抗日之類的豪言壯語，如果不把你殺掉，理由就沒有了，也怕報復。

　　我在很長的時間裡不明白，為什麼在如此的大亂的年代裡國人還是對財富有着如此強烈的欲望。後來，我慢慢的明白了，是因為貧富的差距太大和社會的極不公平。只有在一個混亂的沒有秩序的時代，社會的財富才能重新得到分配，儘管這個分配帶有原始的血腥和文明社會不能容忍的暴力行為。我卻總是想起偉人的話——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家鄉是無法呆了，只好讓人把小兒子送到了恩施，當時的省府所在地，自己帶着上氣不接下氣的哮喘病上路，步行約4000里到了四川。還好，到了萬縣後，國民黨政府給了他一個少將參議的虛銜，吃飯的問題總算解決了。

　　爺爺和父親到步行出逃的路線大致相同，都是先向北，到了河南後再向西穿越平漢鐵路，也就是今天的京廣線，到河南的南陽。休整幾天后，再向西南到湖北的老河口，父親是由老河口向南經過保康，興山，沿着今天已經很有名的神農溪南下，到巴東過長江。然後翻越野三關，綠蔥坡到恩施。當時我的姑奶奶在省里的女子師範當校長。父親到那裡複習功課，為考大學做準備。爺爺則在老河口向西經過鄖縣，竹山，竹溪到四川然後沿大寧河南下，到巫山上船到萬縣。我到過湖北的神農架地區，也多次對着地圖看先輩們遠行的路線。大致知道父親是從小神農架山的東南面穿過的。當時的神農架地區實際上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八十年代後期，一次閒談中，弟弟對我說，爺爺在路過四川的時候的日記中寫到，巫山縣山區裡的當地人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打進了中國。時間是1944年。從1938年的7.7事變算起。日本國已經對中國開仗了7年;如果從東北的9.18算起,則有近14年了!

　　多年以後我問父親一路的感覺。父親說河南太窮。說是在餐館裡吃飯，旁邊一群要飯的，但是不敢動手。待吃飯的人一離開，有如一群搶食的狗(原諒我父親用了如此不敬的語言，我估計他也實在是找不出一個恰當的語句來形容當時的場面)，頃刻之間桌上的殘菜剩湯一掃而光，連骨頭都搶完。我又問，如此的貧窮，社會治安好不好。父親說，當時的政府是採取的極嚴厲的手段，如果一發現有搶奪的，不經審判，立即殺頭。一路上看到過多人被當地的軍隊，民團殺掉後示眾的。所以，在飯館裡，客人吃飯的時候絕對不敢動手。只有等客人起身之後才開始動手。

　　不過，我覺得我爺爺一生做的最明智的情事還是在1945年底退出了軍界。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當時他只有四十幾歲，國共也還沒有開仗。我想他應該沒有那種智慧會預測到4年之後共產黨的全面勝利。也許真正的原因是那從三十幾歲就開始折磨他的肺病讓他知道自己是無法再在官場裡繼續呆下去了。

　　回到省城後原有的家基本上成為了廢墟。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做了一個極小的房子，大約只有80個平方。一年後，伯父已從美國回來，並成了家。再過一年，父親從東北回來，他的長孫此時也出生了。我想此時的他應該是很幸福的。也許沒有什麼財產，但是生活應該是過的去的，四十年代的‘海歸’的工資應該不會很低的，加上老家的幾畝田地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在此時，家裡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爺爺被國民黨的特務抓走了，還坐了近二天牢。起因是爺爺招待了一位家鄉人的共黨高官。我看到過這位高官在解放後寫給我爺爺的親筆信，再加上晚年父親的講述，對爺爺被抓之的前因後果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我爺爺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太爺爺，是一位秀才。一位同族的侄兒，也應該是我爺爺的堂兄弟，和這位後來的共產黨高官有同窗之誼。在他們的青年時代，到我家鄉的村子(當地人把村子叫灣子)里去的時候，我太爺爺出於對讀書人的尊重，有時也招待他們吃飯。當時我爺爺比這二位要小一點，但是，也是經常在一起議論一些事情，一來二往，也成為了朋友。後來這位共產黨的高官留學東洋，回國後成了共產黨。而我爺爺成了國民黨。48年的時候，這位共產黨的高官在和國民黨的談判破裂後路過省城，爺爺出於尊重同鄉的學長，請他吃了一次飯。誰知被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盯上了，在吃飯後的第二天晚上就到家把爺爺抓走了。說來也好笑，當時在省城特務機關的負責人也是同縣的老鄉，此人姓阮,八十年代的時候終老於台灣。好在爺爺當時有很多同學在省城裡的機關做事,得知爺爺失蹤後多方打聽，竟然也不知道是誰抓了爺爺。只好打官腔向有關的機關施加壓力。二天后爺爺和不明不白的抓進去一樣，也不明不白的放了出來。至今，我家裡人也不知道是誰抓的爺爺，關在什麼地方。但是，肯定是是國民黨的特務。因為關押時過堂的問題主要是問和共產黨高官的關係。不久省城就解放了。

　　三

　　我家裡真正的好日子應該是在1957年以前。伯父在52年調到北京的水利電力部的一個設計院工作，父親到銀行里工作，爺爺也被安排到省政府的參事室工作。而且爺爺的工資很高。我想他的一生也許只這幾年的時間是平平安安的。

　　我1954年出生的時候，應該是我家歷史上最好的時候。我看過我小時候的照片，肥頭大耳，實在是一副先天的弱智的樣子。但是爺爺很喜歡我。也許喜歡第三代是很多人的通病。我應該是有一些先天的不足，到三歲的時候還不會說話，更令人討厭的是每天晚上尿床。人家尿一次。我少則二次，多則三次。早上一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換內褲。每天曬的尿片子如同輪船上的萬國旗似的隨風飄揚。什麼偏方都吃過，但是基本無效。爺爺堅決的相信，我的尿床是因為保姆的不負責，晚上不肯起來為我端尿。一天爺爺把我帶到和他一起睡覺，當天的晚上創記錄的尿了四次。從此以後，爺爺再也不說是保姆偷懶的原因導致我尿床了。

　　在我的記憶中，爺爺是一個身材偏矮的瘦小老頭，但是眼睛很大，也有精神。我不知道他穿上將官的服裝是怎麼樣子，但是，我想肯定談不上威嚴。和爺爺的眼睛相反是奶奶的眼睛，我記事起奶奶的眼睛就好像不好，永遠是灰濛濛的。爺爺坐在那裡的時候，永遠是有精神抖擻的。奶奶卻是一個典型的農村老人的樣子,小腳，不多說話，開口就是一口農村的土語。說起來，奶奶家裡是貧農，而爺爺家裡應該是一個小地主的家庭。也不知道當時是如何結合到一起的。實際上，我在家人中最愛的人是奶奶。

　　四

　　奶奶姓周，是地道的貧農家庭出身。沉默寡言。只有娘家的人來的時候，才有幾句話。奶奶娘家人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富安舅爺”。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叫“富安”還是叫“福安”。家鄉的話雖然是屬於北方方言，卻有令人費解的六個音調。七十年代的時候，我有幸看到家鄉出的共產黨的高官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歡迎某非洲國家的總統時的記錄片，一口六聲調的家鄉話讓我感到特別的親切。但是，再看到參加宴會的其他中國官員的面部表情，我知道，這些官員基本上沒有聽懂他的歡迎詞。不過好在是國家的正式宴會，聽不懂沒有關係，有書面材料在手。

　　“富安舅爺”基本是一年要來兩次，來的時候總是帶一點紅薯干之類的禮品。然後在家裡住上兩天，一般是不會超過三天，然後在爺爺手裡接過路費回家。後來爺爺去世後，路費就由父親開支了。一個小小的銀行職員想來也不會有很多的路費給出，於是來的次數就少了很多。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家裡終於快四分五裂的時候，聯繫就徹底的中斷。我知道的親屬終於沒有一個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了。1966年我小學畢業，面對人生的第一次由自己添的表格，我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應該添解放前三年的情況。我問父親，父親隔了幾天才對我說，應該填舊軍人。我就讀的小學是省城一個很有名的小學，住家的附近也有很多歷史悠久的中學，但是全校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姓的同學分到了離家很遠在沙湖邊上的一個極不好的學校。我當然是無話可以說，因為學習成績不好，但是同姓的那位卻是一個品學兼優學生。30年後，他曾當選中國金融100人，也是銀行界的知名人物。此是閒話。

　　我小學的不懂事是比較有名的，但是，不是在街上和人打架和混，主要是不聽家長和老師的話。一次不知道是為什麼,我不敢回家。天黑後才從院牆上翻進我家的小院。然後就躺在屋檐下的台階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中，感到奶奶用她年邁的身軀抱起了我，吃力的走進了房間。奶奶死於1968年。死前，眼睛完全失明。其時，我家裡正處在文革期間的一個暫時平靜的時期。我是親眼看奶奶斷氣的。斷氣前，臥床多天的奶奶，突然臉色紅暈，睜開了已經看不到人的雙眼，轉眼間，臉色變暗，喉間響了一聲，生命隨之離開。我流淚了。

　　五

　　應該說57年的“反右”對我的家庭是有了很大的影響的，媽媽被劃成了“右派份子”。

　　但是，當時的我還小，不明白這給“右派份子”會對我有多大的影響。只是一天看到爺爺很嚴肅的和媽媽說話，媽媽哭了。

　　媽媽在各種表格上填家庭出身時應該是填的地主，但是，媽媽是一個孤兒，從小父母雙亡，是在保育院裡長大的，按中國人喜歡高攀的說法，和某大人物是同學。

　　媽媽只有一個妹妹,很小參加革命，長期在老家裡當公社的書記，是黨的幹部，而媽媽是右派。雖說1962年就“摘帽”了，但是還是“摘帽右派”。反正我是沒有看到我小時候媽媽有什麼特別高興的時候，一有運動就是沉默寡言。一直到77年恢復高考，我姐姐和弟弟考上大學後，我媽媽的笑容才逐漸多了。媽媽是長壽型的人物，唯一的參加革命了的同胞妹妹在解放後的生活應該是比媽媽好的多，但是晚年卻因為下肢癱瘓長期行動不便，而且最後退休的單位效益極差，一個月僅有幾百元的退休工資。去世也早。媽媽吃了那麼多的苦，先後兩次下放到農村里勞動，精神和身體上受到的創傷應該是很大的，晚年的身體卻一直很好。退休後，年年出去旅遊，五月出發，十月回家。到墨西哥三次，也沒有高原反應。想起來也是覺得奇怪。

　　我父親曾經開心的對我們說過，我們是受到過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從我們退休後來看，我們基本上把這不公正的待遇討了回來。我問是怎樣討回來的，父親說，好多在單位上的風雲人物退休沒有幾年就“翹辯子”(省城土語：死。)了，只拿了幾年的工資。我和你媽媽，現在已經將近拿了20年的退休工資，一年只算一萬元，二十年就是二十萬。如果還加上醫藥費用，應該是賺了。我聽了後哭笑不得，真不愧是學經濟的出身的，帳是算的很細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叫“阿Q”精神。

　　不過，晚年的父親和母親的生活應該是很愉快的。父親有很豐富的文史和地理知識，退休後經濟上沒有什麼負擔，年年和媽媽出去旅遊。也不找旅行社，不趕路，自己坐車，從一個縣城到另一個縣城。也寫了不少的格律詩，我對古格律詩是完全的不懂，也不知道好壞，但是看到父母親的樂此不彼，我是覺得很驕傲的，畢竟這是有文化人的事。九十年代中期後，父母親的旅遊目的地就基本上定在四川的青城山了，有時在路途中訪問一些其它的地方，但是少。我知道，父母親是真的愛上了青城山。我去過一次青城山，看到父母親住在一個叫沙灣的農家小院裡，自然環境真的是很好。山下一條小河，院後綠樹環繞。一條剖開的茅竹將山上清澈的泉水引入小院。極安靜，極清潔，也極經濟，住一天帶吃中晚飯只要16元。

　　曾經聽我姐姐轉述一位朋友的話，大意是，人老了不能太窮，也不能沒有事情做，你父母親不算有錢，但是可以自立，喜歡旅遊同時有一定文化，而且身體調件允許你父母親外出旅遊，不象其他的老人有的是經濟條件不好，有的是不喜歡外出，還有的是隨團出發，不知道歷史背景，地理知識，也玩不出什麼名堂來，這樣看來，你父母親的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我認為這個說法基本是正確的。我只是不知道父母親為如此多彩的晚年生活應該感謝的是誰。

　　六

　　標準隨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如果雷峰活到現在，他的一些行為恐怕會成為“傻帽”。於是我們就只學他的精神。同樣，在井岡山的時期如果只有大學本科才能進領導班子，那好多人恐怕難以成為革命家了。於是就有了“與時皆進”的說法。但是有一些標準卻永遠不能變的，如良知，如公德，如正義。汪精衛當了漢奸就是漢奸，不能因為他的文章和早期的革命行為就不是漢奸。劉少奇被整死不能說明他整彭德懷就是對的。一個人如果把卑鄙的手段當成政治智慧這個人決不會偉大到什麼地方去。同樣的道理，如果一群人都把卑鄙手段當成政治智慧這群人也不會偉大到哪裡去。政治家要想青史留名只有二個辦法，一是把國家治理好，如我國歷史上的 “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美國羅思福的“新政”等，還有一個就是魚肉百姓，如秦始皇的阿房宮;隋煬帝的大運河。死後的洪水雖然不能滔天，但是臭名卻可以遠揚的!我乃一介平民，從出生的50年代初到新的世紀來臨，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生活在一個盛世還是一個亂世，雖然到了不惑之年，但是我卻總是在這個問題上迷惑不解。只好說說我自己，一個草民的風水。

　　後記 此文大約寫在6年前，存放在硬盤裡就沒有動了。前幾天整理硬盤，發現了。再讀一次，自己覺得還可以，免不了就厚點臉皮發到這裡，供大家來板板磚，也是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