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歲，我在幼兒園玩瘋了。老師叫我走到她身邊去，她一把抓住了我的小手，攥住我的兩個腕骨，疼到心臟亂跳。那老女人微笑着對我說：“你跳啊！看你怎麼跳出我的手心？”

五歲，我升到大班。一個男孩子指着中（二）班的一個女生對我說：“她是我老婆，不信我叫她過來，我親給你看。”他真的親了，那女孩馴順如羔羊。

七歲，小學二年級。同學何興良在排隊的時候扭過頭來對我說：“你和菜頭就是喜歡出風頭，你以為你是誰？”我揍了他一頓。

十歲轉學，回到城裡。班主任王老師對我說：“你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聰明人都是要栽跟頭的。”我回家開始練馬步。

十三歲，初中。訓導主任在門口抓遲到的人，我是值日生。她對遲到的同學說：“學生守則規定，沒有特殊情況不得遲到，你知道嗎？”她又說：“不要和我談客觀原因，要從主觀上找原因。”她還說：“現在知道是自己錯了？我問你，是心服還是口服？”（注）

十六歲，高中。老師說：“要好好念書，否則你們就只能去當這個。”他在黑板上寫了很大的兩個字：民工。後來，我們都這麼叫他。

二十歲，大學。足球賽發生鬥毆，系學生科長問我：“打贏打輸了？有沒有給集體抹黑？”只能贏不能輸，打贏了什麼事都沒有，打輸了是一定要挨處分的。

二十一歲，大學。考試殺手呂教授突然宣布：“我今年退休了，心情好。這是最後一次考試，我不抓你們了。”有同學小聲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二十三歲，工作了。偶然一次機會，聽到一位國企老總說：“我們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材。”

（注）這位老師三年後因為經濟問題被罷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