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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面對歷史悲劇的成敗得失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23日15:08:30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評論家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讀一下《南京安魂曲》這部書。過去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理解來源於課堂、博物館、少數史料,但它們對我的震撼不一定比得過這部小說,優秀的藝術才更近於真相。這部書有助於我們真切地進入那個黑暗時代,有助於理解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將通向何方


  老高按:關於美國華裔作家哈金的長篇小說新作《南京安魂曲》中文譯本,我寫過兩篇博客文章《著名作家哈金終於在中國得到熱烈肯定》和《 中國讀者是否能接受哈金〈南京安魂曲〉》。其中第二篇,受到一些網友跟帖激烈抨擊甚至破口大罵。

  一度甚為活躍,卻突然“頓悟”告別萬維的老-穆說:“歷史就擺在那裡,平平淡淡,但比任何小說情節都要真實,震撼。偏偏有人就喜歡虛構,再把虛假偽造毫不可信的‘小說’情節來代替歷史。”
  13579aaa說:“看來還是汪精衛充滿哈金所敬仰的人文主義情懷,建立個漢奸政府,全中國為日本做順民,建成個普世社會,大東亞共榮啊。以哈金這種腦殘邏輯,居然還寫小說,居然還有人給他捧臭腳。這世道什麼地方出毛病了吧?”

  對一部反映歷史的文學作品,見仁見智,都屬正常;看都沒看,或者道聽途說,就信口臧否,也大有人在;還有人“凡是老高支持的,我就要反對;凡是老高反對的,我就要支持”,更讓我樂不可支。
  我了解到的情況是,這部作品得到海內外比較多的中英文讀者和媒體的重視。10月18日,蘭登書屋在推出這部小說(英文版)時冠以“一部震撼心靈的史詩小說”。美聯社書評說:“不熟悉南京大屠殺那段歷史的人都應該讀一讀,在紀念受難者和英雄的路上,哈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赫芬頓郵報》在推介這部書時附上了一段書摘,那是小說中最常見的寫景狀物、烘托氣氛。《柯克斯書評》和《圖書館學刊》也都給了這本書星級推薦……
  在中文領域,海外的《明鏡月刊》記者專訪了哈金,寫出了長篇報導;該刊還評選十大用外語寫作的華人作家,即將公布,消息人士告訴我,李翊雲、哈金等作家入選;而中國大陸也有更多的媒體、文章來推薦這部作品。像中國青年報社旗下的《青年參考》就翻譯了美國《華盛頓郵報》介紹《南京安魂曲》的文章,文中說:
  踏入人類歷史上最絕望、最黑暗的泥沼,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勇氣和毅力。出人意料的是,哈金卻意外地冷靜,出奇地克制。逐一攻克這些難題,正是他在新書《南京安魂曲》中為自己定下的目標。
  哈金對中國近代史爛熟於心,用大批典型人物,探討他們背後的文化融合與衝突,仿佛以記錄文化轉變的軋軋聲為己任。
  在全書的情節安排上,哈金收發自如,用簡潔而不失靈動的筆觸,將大屠殺的悲慘場面陳列在讀者面前。“彈片在空中飛散,像黑色的花兒盛開”。年輕婦女因被反覆摧殘而精神崩潰,暴力在蹂躪她們身體的同時,也毀滅了其中的靈魂。最令人嘆息的要數魏特林的命運她遭受誹謗,黯然回國,在精神病院裡了卻一生,成為這場悲劇中千萬受難者中的一名。

  中國《南方人物周刊》更刊出《文學苦行僧哈金》的長篇人物特寫,對他創作這部作品的甘苦詳細詢問,其中有幾個問答頗有點嚼頭:

  人物周刊:巫寧坤先生為您的好幾部作品寫過書評,其中有說:“十年前才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現在已經登堂入室了。”您怎麼看這個評價?
  哈金:那些都是他對我的讚譽。不管一個作家取得了什麼樣的成績,總有一些不安感圍繞着他。我的一個朋友曾經去拜訪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他當時已經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的朋友到他家時看見他躺在地板上落淚,因為他的詩集剛剛得到一個負面的評價。

  人物周刊:您寫了六部長篇了,最鍾愛哪一個?
  哈金:我想是《自由生活》吧。那個也很難寫,全是日常的東西,靠小東西撐起來。那本書光校樣我就改了六稿。

  人物周刊:能用一個詞語概括居留美國25年的生活嗎?
  哈金:這太複雜了。至多,我能說“重新活過”。

  人物周刊:2004年您曾經應聘過北大,但沒回音。這些年還有回國任教的想法麼?波士頓大學會是您的退休之地麼?
  哈金:我不認為我還能夠回國教書,一個人在路上了,就很難回到原點。13年前我拿到了終身教職,所以什麼時候退休由我自己作主。最近收到香港一所大學的邀請,一年去講學兩個月那種,我沒有接,因為我不再年輕,時間精力都有限,我想多跟家人在一起。

  最近讀到幾位文學評論家關於《南京安魂曲》的座談,正如《南方日報》編者按所說,座談“不是捧場,不是炒作,是要正視淋漓的鮮血,要正視慘澹的歷史”。他們肯定了這部作品的貢獻,也指出了其不足,像王秀雲就批評說:作品的“旁觀者角度”“這種選擇本身就使作品質地大打折扣”;中外很多傑出作品“我們既能看到戰爭對人類的戕害,又記住了那些散發人性光芒的人物。很遺憾,哈金能做到,卻沒有做”,等等。
  這裡將這篇座談紀要轉貼如下,幾位學者的發言,能幫助我們理解文學家在面對和處理歷史悲劇題材的複雜性、艱巨性。



“新華網”刊登《南京安魂曲》中文版封面。


南京大屠殺:文學如何面對歷史悲劇

師力斌、吳曉輝、王秀雲、張頤雯,《南方日報》

 

 

  《南方日報》編者按:
  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南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大屠殺,我三十餘萬同胞死於屠刀之下,成千上萬的兄弟姐妹慘遭塗炭,日軍惡行令人髮指。七十四年過去了,但文學仍然記憶猶新。兩位海外華人,嚴歌苓和哈金不約而同地推出了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小說《金陵十三釵》和《南京安魂曲》。從這兩部作品中,我們讀到了令人震撼的東西。歷史悲劇國人不應該忘記。同時,文學如何面對歷史悲劇成為一個重要話題。為此,我們特邀請《北京文學》副主編、知名文學評論家師力斌及其三位同事對這一話題進行探討。這個對話,不是捧場,不是炒作,是要正視淋漓的鮮血,要正視慘澹的歷史。我們相信,儘管對話者觀點各不相同,但話題本身包含了某種不能忽略的同質性意義。以此紀念74年前的死難同胞。
 
華人作家應如何書寫中國的創傷
 
  師力斌:文學會記住歷史,讓昨日重現。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這兩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作品的相繼問世,引出一系列話題,比如,作家的胸懷抱負、歷史觀、題材、敘事立場、宗教信仰等。
  吳曉輝:《南京安魂曲》給了我們什麼?二次大戰結束後,不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對這場戰爭進行了反思,在文藝作品上像榮獲美國奧斯卡金像獎的由猶太裔導演斯皮爾伯格執導的影片《辛德勒名單》、德國首次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冠軍的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創作的深受歡迎的小說《朗讀者》、波蘭籍導演波蘭斯基根據自傳改編的《鋼琴師》都在世界範圍內贏得了敬意。這些作品以個人在戰爭中選擇了去拯救、去反抗、去犧牲、去自省來反思這場戰爭。她們的行為顯現出無法遮蔽的人道主義的光輝,而《南京安魂曲》以直面二戰背景下中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悲劇為目的,以宏觀悲憫的視角為我們拉開了歷史的帷幕。她無疑具備以上反思二戰的優秀作品的品格。反觀近幾年國內的有關作品,令人震驚。如影片《南京,南京》以三十萬中國人生命為代價去救贖一個日本反戰士兵的靈魂。導演將自己拔高為一個地球人,在故事中以上帝的敘事視角一表自己的悲憫情懷,這是典型的民族虛無主義。而由中方投資、德國人導演的《拉貝日記》,為觀眾講了一個優等民族以拯救者的姿態對弱小種族的施救故事。從細節到敘述視角都是俯視的。在這裡平等、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似乎不適用於中國人。以上兩部影片中我看不到一個中國人活得有人的尊嚴。在此是否要反思一下我們的歷史觀?
  張頤雯:提到歷史觀的問題,這部小說的角度是特殊的。主人公是在美國人開辦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屠殺期間的安全區工作的中國女人,這種身份本身在那個時代、那種境況下就極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文學文藝作品,多從類似視角出發來做,比如《金陵十三釵》,比如《拉貝日記》,還比如這本《南京安魂曲》。為什麼現在準確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文獻多記載發生在安全區、基督教會的史實,多是歐洲人的記錄,而那時親歷屠殺的中國人的記載、第一現場的記錄卻非常少而且缺乏系統,一個重要原因是那時仍留在南京的中國人多為社會下層,他們缺少必要的文化資源,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倖存者留下的多為口述、片段的記憶,沒有能力、沒有機會寫出更有價值的文字,被屠殺者的最真實記憶被大量抹掉。可是歐洲人、基督教會卻作出更系統、更細緻的記錄。而日方的記錄則是對事實的篡改。從這個意義也可以看出,歷史是由強者寫出的。今天,中國人應該更有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探索歷史真實,接近歷史真相,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書寫歷史是我們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哈金雖然也不可避免地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書寫中國的創傷,但他已經為還原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作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且確實相當成功。
  師力斌:的確相當成功。
 
作為中國讀者,應選擇面對史實
 
  吳曉輝:討論《南京安魂曲》還要考慮作者創作背景和他所擁有的歷史資料。因為《南京安魂曲》並非是一個戰爭為背景的虛構小說。這點哈金在書後作者手記中作了詳細標註說明。我認為客觀、冷靜的紀錄片式風格奠定了小說的基礎。
  其實我更想探討這樣的問題:作為一個讀者如何面對歷史的悲劇。此前,我通過微博、當當網、和朋友間的推薦等不同渠道聽說過這本書,內心一直準備找來認真讀一讀,只是這個想法一拖再拖不敢面對。至今南京大屠殺己經過去74年了,親歷這場浩劫的人恐怕在世的沒剩下幾個了。我們這一代人對二戰期間日本侵略中國和南京大屠殺的了解大多源於國內一部分教科書、抗戰回憶錄和從西方譯介過來相關資料包括影像資料,並不包括在台灣的國民黨記錄的那一部分。恐怕普通人更多的是通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拍攝的抗戰故事片了解的。而我所接觸過的一小部分二戰紀錄片、文字、圖片中血腥和殘酷很難令人從壓抑痛苦的心境中解脫出來,上世紀90年代前美籍華人張純如女士在着手紀錄調查這一史實時因內心承受不了而選擇自殺作為解脫,如今面對我們被披露出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作為一個中國人迴避史實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應選擇面對。
  張頤雯:這是一定意義上的“主旋律”小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讀一下這部書。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理解來源於課堂、博物館、少數史料,但它們對我的震撼不一定比得過這部小說,優秀的藝術才更近於真象。這部書有助於我們真切地進入那個黑暗時代,有助於理解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將通向何方。
  吳曉輝:《南京安魂曲》的出現為我們敲了一記警鐘,一段時期以來文學、出版界一些同仁、新聞媒體一直在跟蹤諾貝爾文學獎,他們似乎是把此獎作為判別文學高下的一把尺子。我更關心的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回望我們的歷史,在五千年這把歷史尺子之下,如何衡量現實與歷史的關係?
  如何面對戰爭創傷,如何避免民族虛無主義,建立民族自信,站在一個中國人立場重建歷史觀是一個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
  張頤雯:很多朋友稱讚小說後半部分精妙的情節,包括女主人公和她兒子日本家庭的複雜情感關係,揭示了大時代中放大了的複雜的人性。在這一點上,倒並無太多令我讚嘆之處。其實很多小說都已經有過類似的表達,印象里除了國外的小說,中國作家蔣韻的小說《英雄血》,還有一些新作家的作品都對這種複雜有了很多探索。
  王秀云:對二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不少藝術家都在做着自己的表達。矗立在我們心中的作品有《蘇菲的選擇》、《朗讀者》、《鋼琴師》等。通過這些作品,我們既能看到戰爭對人類的戕害,又記住了那些散發人性光芒的人物。很遺憾,哈金能做到,卻沒有做。是重大歷史事件本身的震懾力和作者個人的成功影響了人們的判斷?我不願意認同這一點,但我需要對文學本身拿出誠意。
 
沒有“國破山河在”,“感時花濺淚”就是為文輕薄
 
  師力斌:嚴、哈的兩部作品再次證明,文學不是不可以寫重大題材,儘管太多的重大題材讓我們糟蹋了。南京大屠殺作為民族的創傷性記憶,不應當從文學中消失,正如鴉片戰爭題材不應該消失一樣。大題材是大作家的試金石,像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雙城記》,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前我們太注重怎麼寫,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文學走過了西方文學幾百年的歷史,各種方法、流派、風格,全數登場。而《南京安魂曲》沒有什麼手法,老老實實地寫,一筆一划,一針一線,完全是一部紀錄片。看完像自己親歷了一場大屠殺,長吁一口氣,慶幸自己活着。一個作家沒有大關懷,寫不出大作品。沒有“國破山河在”,“感時花濺淚”就是小情小調,就是為文輕薄。
  張頤雯:是的,《南京安魂曲》最成功之處恰恰是它平實、冷靜,近於紀實的寫作手法。有朋友說:漢語文學自漢賦以來中了大講修辭之毒,至今還喜歡誇張修飾大用形容詞,而漠視簡單的真實;哈金因為語境之轉移,成功解決了這個痼疾。此話說得中肯,現在,就連紀實文學也充滿了大量編造的細節,高強度的抒情,盡力拔高的意義。文學作品出現了不少偽激情和被激情。《南京安魂曲》卻在儘量用眼睛、用雙腿、用雙手、用鼻子、用皮膚以及一切感官所及之處說話,用事實說話,這是小說的新鮮空氣,可惜它出自一個海外華人之手。
  師力斌:哈金近十年來在國內期刊發過幾個中譯中短篇,比如《武松難尋》、《作曲家和他的鸚鵡》、《牛仔炸雞進城來》、《主權》等,都是這個風格。
  王秀云:《南京安魂曲》最高的價值,在於一位曾經是中國籍的作家,完成了對南京大屠殺這樣一個民族傷痛的小說書寫。僅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充滿敬意。但我對哈金的期待不僅如此,我希望他張揚起文學的野心,給予這段歷史一些更充分的表達,能夠讓讀者看到區別於《拉貝日記》、《南京大屠殺史料》等資料性歷史的東西。很遺憾,《南京安魂曲》的前半部分,還是停留在對那場屠殺的圖景式描寫,宏觀的、個體的血腥場面集束湧現,展現着一個作家鮮明的、甚至這個題材本身就已經註定的立場。他甚至還是沿用了《拉貝日記》、《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這些一再沿用的旁觀者角度,用外國人在安全區如何艱難救贖中國人的切入方式。這種選擇本身就使作品質地大打折扣。
  師力斌:我還是認為,恰恰是這種局外人的立場,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和可能性。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像張頤雯所說,受難親歷者的書寫當然最好,可是限於歷史的條件已經很困難,此種情況下,哈金“局外人”的冷靜、“客觀”的敘述有獨特意義。他當然有控訴,但同時更在於挖掘戰爭對所有人的傷害,包括對侵略者本身的扭曲和驅使。複雜性使小說的內涵豐滿起來。而我們的許多小說常常滿足於在既有的思維軌道上快樂地前行。
  王秀云:後半部分增加了一些小說元素,人物活了起來,但還不夠。敘述很快,有時感覺浮光掠影;幾個人物似乎浮游在遠處的舞台。整個過程我感覺作者不在場。沒有把自己和人物、和那種慘烈的歷史記憶融入到一起。據說哈金在寫作過程中哭泣32次,我能理解這種感情,但哭泣能夠代表作家人性的悲憫,不代表作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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