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個兒子，小加和小愚，他們的性格很不同。

小愚是輕鬆甜蜜的。對自己有信心。做了錯事，並不在意懲戒。大多時他高高興興的去面壁，又得意洋洋的回來。也有時假裝咳嗽，或者要去解手。叫你失去因勢利導的時機。

小加就沉重的多。當父母對他有任何說辭，經事的當時，他總是憤憤激動不能已，以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因為小愚的不在意被罰，在小加就變成了弟弟從不被罰，故此認為小愚被偏愛。對他的一點責備，不免固執成了他的憑據。而他的激憤，是有着把他變成另一個人的力量，狂喊亂叫，讓我看不清那個自律講理的孩子的去向。他其實苦於自己的偏執，而我也為他難過和憂心。

一次小加與父親的頂嘴來去，終於讓他爸爸難忍而大叫，這樣的兒子我要他幹什麼！

這樣的話語，也是叫我驚憤又心傷心痛的。

其實他們父子，有些方面非常相像。人看不見自己，故以不知。

而我想起來我的德國博導雅可教授。他就是永遠的想做到最正確，而別人的正確與否，則要以他為準繩的。

當年我快完成博士時，他是力主我立即回國的。

其實當時我並非想不回去。我只是想先到美國做博士後。有機會在歐洲有些遊歷，就希望到新大陸看看。我缺少仕途經濟的頭腦，一心只要讀千卷書，行萬里路。

不過他的觀點，是有以下幾條。因他是這樣嚴謹的學者，我是要把他的觀點逐一列出才行的。

（一）在德國這樣一個著名的研究機構被培養幾年後，我在研究方面應該已學到家，別處不可能再給我更多的指導。我雖不信他，也不敢反駁。他是很有民族自豪的人。不似很多與我年齡接近的德國人。我是親耳聽幾個人說過他們以身為德國人為恥。還不少說不以作德國人驕傲。但我更多是想去北美玩，那是更不能提。第一次跟他去開會，作報告後他問我，你為什麼站在台上總笑？這樣對科學不嚴肅，也對聽報告的人不尊重！我幾乎哭出來。以後再上台，也不敢以笑臉掩飾緊張。

（二）德國這個著名學會給我的獎學金，雖沒有歸國合同，本意是進行文化科學交流，為中國培養人才。我若不回國報效，這筆錢用途就不對。我不知他能否有行動，倒真怕他讓我退錢，我又那裡有？我的意大利同事米勒曾告訴我，他到德國之初，享受博士後待遇。蓋因各國學制不同，意大利的博士，只不過大學，就如語言裡，教師教授無分別。而他一年後就想轉讀博，但雅可就告訴米勒，因為他先前拿着博士後的錢，所以前一年的成果，是不可以用於博士論文的。否則對別人不公平。而且還又立即通知基金會，把米勒的錢降低。當然以這個英俊米勒的才華勤奮，下兩年就又出了十幾篇文章，那也並不在話下。而且米勒是個熱心虔誠的天主教徒，為人最是寬厚，告訴我此事，卻不是要說雅可的壞話，不過在我為一件事抱怨時，跟我解釋雅可為人的認真。而米勒在當時五六個學生中，卻是雅可最垂青的弟子。不過米勒吃飯太快，狼吞虎咽，很為雅可不樂見，是置評過幾次的。大家通常中午同去吃的。我現在不禁想，雅可對學生尚且如此吹毛求疵，做他的孩子不知何如。

（三）而我既是被德國的馬克，這樣嚴謹的培養出來戴上博士帽，那麼回到中國，自然不是大學校長就是研究所長，最不濟也會是系主任。而我這樣發達了之後，他說他會臉上有光。他是為所有德國產品自豪，相機，汽車，我也有幸包括之中。雅可自己的研究生涯，並不十分得意。先在了工業界，所以起步晚，中間一年又自己建房沒有傾力研究，按他說是少了五篇文章。但他說將來不能給孩子一房子，也是很失敗。而我們研究所長耳特教授，是與雅可同歲。耳特三十就是正教授，還得過各種名目繁多的獎項。我也是耳特的弟子，抵達後才被轉賣。也還掛名耳特學生，有時發文章也討論。耳特不僅學術卓越，鋼琴也彈的很好。多次與拉大提琴的耳特太太一起在所里的聖誕聯歡會表演。雅可的酸，也是明顯可感覺。其時放過一個關於莫扎特的電影，裡面一個與他同時代的音樂家一輩子被莫的才華壓住，想追又望塵莫及，萬分嫉妒，鬱鬱寡歡，幾近瘋狂。一時間在雅可學生們的笑談里，直把他們比作耳特與雅可。雅可是少開玩笑的，但一次他笑說等將來我從中國再來德國訪問，身分就與耳特平，而他雖不一定能握上我手，只要我記得他曾指導我，也就欣慰。對我這很不好笑，且對他這樣的自貶心中不安，但還是要感動於他對我的這種期許。而我就告訴他，如果不到美國鍍金，這樣的榮景不可能出現。因了我的國人，對德國的了解不到雅可希望的程度。

後來他去過一次中國，也參觀了我原先呆過的研究所。他了解到那裡我從前的導師，也以為我應該留在國外做博士後的。我博士讀完，也還又在雅可實驗室又工作了一段，無奈中，他為我找位置，還是盡心盡力的。

其時正是美國上一次蕭條，大學裡的博士們都擁擠住了博士後的位置，而幾乎每個教授都問我自己能不能帶錢。我又哪有錢自己做科研？雅可的憤怒，竟是高於我的。後來終於有一個加國的教授要資助我。這個位置，當初也是從雅可那兒得到消息。在他心裡，這就是事情的解決。之後所有可能的機緣，竟都被他驕傲的為我回絕，而我都不知曉。

我申請過一個英國的位置，是一個年輕教授的熱門項目，在ＮＡＴＵＲＥ上看見廣告。正巧有一個在所里做過碩士論文的德國女孩當時在那讀博。我已不記得她的名字，但因所里女孩少，物以稀為貴，互相也都面熟，現仍然記得她年輕的面貌。她是為我美言了的，而教授亦打算要我。他給雅可電話，想知道我何時去方便，雅可卻告訴人家，其實我另有高就，而且我是應去北美，英國不能有所幫助的。他這樣告訴我時，驕傲像是替我解除了負擔。我呆住，無言於隆隆儀器聲里。

無奈之餘又並不怪他。我想他為我找工作，是像父親嫁女兒的，心裡為我好。而任何腳踏兩隻船的嫌疑，在他都是不可容忍的。他是原則高於一切的。

但加國的簽證官並不肯接受我，他們怕了我會不走。雖然我後來確實也賴着，卻不是當初的打算，或者正是因為他們先前的拒絕。

雅可很是為我寫了些信，全是他的主動。給加國的教授，給加國使館，而且給德國基金會的主席。基金會是認為他們沒有義務為我與加國交涉，以為倒像他們大力支持我不回國。我覺得很有理，但雅可居然堅持而成功。他的心情，不是不像女兒要被休回家而着急的。

但等我一年後想從加轉美，卻是在雅可那兒碰釘子了的。雇主想要推薦信，他卻充耳不聞。無奈，也還是不怪他，原是我辜負了他，不是不抱愧的。終於就在加國又呆了幾年。

雅可，其實我懂你的心，一點也不怪你。而你是一定堅信自己的正確的。

他不理我了，但他的故事，卻還沒有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