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所謂中國文化的優劣

這幾天萬維網上興起了一陣中國文化熱，連筆者這個俗人也忍不住插幾句嘴。說自己是“俗人”，並非自謙，因為咱既不懂琴棋書畫，也不擅長詩詞歌賦，面對異常複雜的中國文化，能領會皮毛的大約就是其歷史發展和思想信仰的成分。有大俠拿起工具，剖開一看，據說看到了中國文化被割裂着的兩層結構 -- 高高在上的是虛無縹緲的儒釋道，是外在的顯規則，在下層的是普羅大眾信奉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鬥爭哲學，是內在的潛規則，於是得出結論，中國文化是庸俗的，虛偽的。

果真如此嗎？不知道持此論者，小時候在家庭受了何種教育？只知道即使那些受教育很少的父母，也會教育他們的子女誠實做事正直為人。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如果說儒家的教義是脫離實際的，是不是說敬天愛人是很玄的？做人講誠信是靠不住的? 惻隱之心是沒有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抽象的？禮尚往來是深奧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很難的？修身齊家是做不到的？。。。如果真是這樣，中國究竟拿什麼來維繫上億人的群體延綿存續？

有大俠因為對以老毛為代表的共產極權制度極度反感，於是恨烏及屋，順便想將中國文化全盤打倒。這種心態可以理解，但做法卻值得商榷。在筆者看來，老毛本人不是什麼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而恰恰是中國文化道統為自己培養的掘墓人，目前中國內地社會的道德缺失，不是傳統文化所致，而是建國以來長期割裂和否定傳統文化的結果。因此要滌除以毛為代表的專制文化的壞影響，正需要藉助現代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一番梳理，正本清源。

那麼，我們全盤扔掉“落後的劣等的”中國文化，直接擁抱“優等的”西方文明不是很好麼？這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首先，它不具有可操作性，對中、印、伊斯蘭這種有着巨大人口基數的文化，全盤根除根本辦不到，除非你用基因生化武器搞種族滅絕，或乞求上帝顯靈給大家換腦。其次，這種思維本身就不是理性的，就像某大俠宣稱的那樣，“反對中國文化”。如何反對？焚書坑儒，挖祖墳？或者給中國文化再來一場革命？--這讓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我們都痛恨文革，但是一些對中國文化持極端負面看法的人，潛意識裡奉行的恰恰是文革思維，這多少有點諷刺意味。

那麼，中國文明就真的失去生命力了嗎？

(1) 中國和印度—-兩種古老文明的異同點

有人說，儒家文化缺乏宗教情結，因此是簡單的低級的。針對這種觀點，我們看看中國和印度。

依據發展進化的觀點，中印兩個古老文明毫無疑問是落後的。這兩個文明有諸多共同點，都產生於傳統的農業社會，都旨在以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條件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心緒的安寧，其複雜多面性和歷史上的輝煌也是半斤八兩，中國有等級，印度有種姓，中國曾有女人裹腳的遺風，印度曾有寡婦殉葬的陋俗。與中國類似，印度的科學技術也曾取得傑出的成就，在笈多王朝時代，公元476年出生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他教導說，地球是一個球體，它圍繞地軸自轉；月食是地球的陰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陽年的長度為365．3586805天，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彘田精通希臘科學，提出了“0”的理論和作為演算基點的十進制，這些簡單的印度數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學者傳到西方，並被稱為“阿拉伯數字”。直到15世紀後期，印度阿拉伯數字才在西方流行，打開了現代數學和現代科學的大門。

但是，這兩種文明又有根本的不同。儒家講究現世主義，重視俗世道德，政治經驗和歷史傳承，相反，印度文化大概是地球上最富有宗教情結的文化，一個把整個物質世界看作不過是一種幻覺的文明，對如時間和地點一類細枝末節是從來不感興趣的。從數千年前起，殺戒（非暴力主義）、再生和因果報應等生死觀念就牢牢地深入印度人的靈魂，更確切地說，它們構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礎，決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

說到這裡，那些認為宗教是人類發展原始推動力的人，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即印度文明在近代卻同樣大大地落後了，比中國還要悲慘。同樣，幾乎同源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國家，其發展程度千差萬別，即有先進的西歐，又有欠發達的中歐和東歐，還有落後的中東和北非。而西方文明的另一本源，所謂“輝煌的希臘和偉大的羅馬”，有的只是原始意義的宗教，那時的人們信奉的只是人格化的多神，這一特點也和中國商代以前基本相同。而這些原始宗教與我們常說的希臘精神沒有任何明顯的關係,就像他們與春秋時代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化沒有任何關係一樣。

因此可以說，宗教意識的淡化不是中國文明落後的原因，也不能斷定是儒家文化的缺陷。

那麼中國文化的實質是什麼？在近代為什麼會落後？還有沒有生命力？怎樣對待她才能滿足實現民族復興的要求？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五四”以來，中國學者對傳統文化的研究。

(2) 批判和繼承—-“五四”以來的兩種傳統文化觀

鑑於近代以來深重的民族災難，一批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治學方法的知識分子，以嚴厲的批判態度解構了中國傳統文化，眾所周知的包括魯迅，胡適和柏楊等人 (也許還有早期的中共知識分子們)。當代的則有孫隆基等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我們可以窺見這種批判的典型思維方式。

象許多文化批判者一樣，作者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在過去和現在呈現出一種消極狀態，根本原因是某種“良知系統”出了問題，即國民的劣根性。孫氏認為中國人的劣根性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人進行“程序設計”的結果，因為西方新教文化是使“個人用自身的理智去將自己的一生作精確設計，以便面對挑戰，自我實現”，而中國則不同，個人始終處在人倫和“知合性”控制之下，而“知合性”的判斷掌握在社群手裡，因而這種設計不但使人失去個性和創造力，還會使人遭到阻擊，圍剿和扼殺的命運，即魯迅所說的“吃人現象”，即國家吃個人，老子吃兒子，兒子吃孫子，導致人種和文化的不斷退化，形成惡性循環。

很多文化批判論都能深刻地揭示一些問題，並實現某種程度的自洽解釋，這是它們的意義所在。但是這類批判又常犯一個以偏概全的毛病，往往是拍腦袋似的靈光一現，仔細推敲，又出現致命傷。比如依孫氏的結論，我們很難解釋一個不斷退化的文化為何會凝聚一個上億人口的民族生生不息達數千年？為何西方人的自我設計就一定是好的？這是否有點事後諸葛亮和西方中心論的味道？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難道就沒有自我設計和自我意識的覺醒麼？那麼如何解釋盛唐時代的人們如此多姿多彩性格張揚？如何解釋它所造就的無法無天的老毛這個怪胎？

有意思的是，很多批判中國文化最烈的人，同時又是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懷有充分自信的人。上世紀30年代，面對日本的侵略和國勢的頹敗，很多人說：“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盪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對這種論調，魯迅憤然而起：“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因為在他們內心深處，對中國文化的優秀成分仍然充滿信心充滿敬畏。希望將這些優秀成分繼承和發揚的，還有一批被稱作“現代新儒家”的學者，他們的代表人物包括梁啓超，梁漱溟，馮友蘭，錢穆，熊十力和牟宗三等人。我們會發現，近代以來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很多都是這個門派的。當代新儒家的共通點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釋、道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內，從而肯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其代表思想體現在他們發表的綱領性文件，《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由於作者都是港台學者，恐怕許多大陸出身的人士沒有讀過。如果我們細讀這篇宣言，就能糾正許多停留在我們腦中的想當然認識。

比如一般人認為，中國文化缺乏宗教理想，因為孔子既不討論死，也對怪力亂神不感興趣。但宣言認為，中國詩書中重上帝或天之信仰的傾向是很明顯的，在中國人生道德思想中，大家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由古至今中國思想家所重視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體等觀念。這種天的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就是有人格的上帝。至於說討論死才是宗教思想的對象，中國的儒家思想，則自來要人兼正視生，亦正視死的。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都是要人把死之問題放在面前，而把仁義之價值放在個人生命的價值之上。而中國儒者又言氣節，以可以從容就義為最高理想，此乃自覺的捨生取義，此中如無對義之絕對的信仰，又如何可能？此所信仰的是什麼，這可說即是仁義這個價值本身，也就是道的本身。或者說是要留天地正氣，或為要行其心之所安，而不必是上帝的誡命，或上帝的意旨。

再如有人認為中國歷史文化之所以能長久，在於它長期停滯不前，以及中國文化不崇尚個性。作者們認為，西方人的個性強調的是外在的征服，而中國文化追求的是外溫潤而內堅剛，這種中國思想自來即要求人不只把力氣向外表現，而耗竭淨盡，更要求人把氣力向內收斂，以識取並培養生命力氣的生生之源。而中國整個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是由於中國人之各種求久的思想，我們與其說中國民族文化歷史之所以能長久，是其它外在原因的自然結果，不如說這是因中國學術思想中原有種種自覺的人生觀念，以使此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綿延於長久而不墜。

又如，中國文化歷史中確實缺乏西方民主憲政思想和科技精神，致使中國未能真正的現代化工業化。但是作者們認為，我們不能由此斷定中國文化思想里沒有民主思想的種子，其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不能承認中國文化是反科學的，自來即輕視科學實用技術的。這是因為，中國過去政治雖是君主制度，但此與一般西方之君主制度，自來即不完全相同。此種不同，自中國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說，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現為對民意的尊重，且須受民意的考驗。而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儒家推行的德政，“天下為公”“人格平等”的觀念，外儒內法的傳統，都與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不相衝突。而中國古代哲學過於注重道德實踐和心性之學，才造成了對科技和實用技術的輕視。但是文化本身並不排斥對科技的需求。

作者們分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民主進程屢屢受挫的社會歷史原因，認為共產主義和中共的一黨專政的建立只是藉助中國人反帝反封建的機緣，而與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相符，因而不可能長久。注意這篇宣言發表於1958年，當時的中國大陸正陷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可以說它的預見是相當精準的。原話如下：

“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所以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其根本理由：一、在馬列主義想否認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認階級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於普遍的人性基礎上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而徹底以階級的觀點，加以劃分，此處是違悖了世界一切高級文化之共同原則。尤與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思想中之植根於對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體者相違，而想截斷中國歷史文化之統緒。二、在由其階級的人性觀所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想否認每一人的個性與自由人權，這是與一切人之各為一個人，因而必有其個性，亦當有其自由人權相違的。三、在中國文化之歷史的發展，是必然要使中國人除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外，兼成為一政治的主體及認識的主體、實用技術的主體。人要成為一認識一認識的主體，則其思想理性決不能為教條所束縛，而思想之自由，學術之自由，必當條件的被肯定。四、在中國人民要成為政治的主體，則既不能容許君主一人在上，人民成為被治者，亦不能容許一黨專政，使黨外皆只成為被治者。五、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問題之一在對於改朝易姓，君主繼承等問題，無妥善的解決。但以前之君主繼承，尚有習慣相傳儒家所力加維護以求天下之安定之傳長子制度，而在共黨之極權政治中，則最高政治領袖之繼承問題，連類似傳子之制亦無法建立，則只有歸於如蘇聯列寧死後斯大林死後之互相砍殺。此砍殺之必然產生，乃在於共黨體制之內，視不同之意見為必不能並存的敵人。有我無敵，有敵無我，此乃共黨體制所造成之心理狀態。於是共黨內權力之爭，同時即為參與者的生命的生死之爭。故此砍殺，乃由一黨專政之本性所註定者。欲避此砍殺，只能由全民依共同遵守之憲法，以行自由之選舉。使政權能在和平中移轉。由此種種理由，則我們雖亦可承認在中共之集體組織之專政下，若干集體的實用技術性之事業，可暫表現若干成績；然對整個中國文化之發展言，對人之個性自由人權言，對人之普遍的人性與依於此普遍的人性而建立之一切人類文化言，此專政乃不當長久，事實上亦必不能長久者。”

作者們同樣談到了西方文化的缺陷，因此樂觀地預期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後，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能起到的貢獻和作用。在他們看來，近代西方文化的突飛猛進帶來了宗教戰爭，民族對立，貧富分化和資源破壞等問題，有的西方自身已經修正，有的則需要藉助非歐文明的經驗才能解決，中國文化之於世界的意義包括“當下即是”的處世觀，悲天憫人的情懷, 天下一家的世界主義以及使文化圓而神從而達致悠久的智能，等等。

當然，筆者轉述這篇宣言的內容，並不表示完全同意他們的主張。比如宣言為了向西方哲學標準看齊，過分強調和拔高了宋代理學和心學的成分，而大家都知道儒家的性理學說恰恰是造成中國文化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他們片面地把儒學和全部中國傳統文化劃等號，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缺陷分析不夠深刻。更為重要的缺憾是，他們認定中國的民主化是中華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因而可以很自然地過渡到民主政治。這顯然與歷史不符。

至於中國傳統文化怎樣與民主憲政的基本理念相結合，能否走出一套獨特的民主憲政模式？或者說，是否我們必須放棄中國文化才能實現民主憲政和現代化？這正是筆者要討論的問題。

(3) “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民族文化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關係

五大自由看來，衡量某種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一是看它能否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能否在一個族群間建立某種和諧共處的秩序；二是看它是否具有進步和自新的能力。前者是合理性要求，中印文化各自長期維繫了兩個巨大民族的存續，這一點無須證明。後者是發展性要求，關於這一點，中國文化與生俱來的強烈的自省意識和自強精神，在原則上使其發展進化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只是由於中國社會歷史上陷入長期的專制，才束縛了這種發展。(詳細論述請參考拙文 由曾國藩看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憲政前途。)

誠然，以先秦宗法觀念和農業社會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明，畢竟沒有明確提出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缺乏嚴密的思辨邏輯和科學精神，沒有自覺性的發展進化的觀點，沒有契約精神和制度精神，也沒有分權制衡和政黨競爭的理念，而這些正是15世紀以來西方文明為世界貢獻的共同精神財富，是構建現代政治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基礎。有必要分析一下這些近代文明成果的來歷。

我們知道西方近代文明發軔於14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社會革命，它只是由於在歐洲的修道院圖書館中和沒落的拜占庭帝國里，一批學者們搜集到了古典時代的文學、歷史和演說文獻，並使更多的人讀到這些著作，從而打破了中世紀以來天主教神甫們對知識的壟斷和忽悠,而觸發這一歷史變化的兩個重要原因是，蒙古征服導致印刷術的傳入，東征十字軍帶回了拜占庭帝國保存的古希臘原籍。其後，葡西開闢的大航海時代以及宗教改革運動，促成了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生產力及知識視野的極大發展，並終於開啟了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一是“砸爛一切可恥的東西”，用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迷信，二是自由主義，用人權代替君權和神權，三是由此派生的民族主義。眾所周知，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多源的，我們可以發現，西方文明的這兩次思想解放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是通過擺脫宗教的羈絆，通過反對神性，強調理性和人性來完成的，啟蒙運動取得的成果，或者說它的精華，都是部分否定基督教，而回歸和光大希臘理性精神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大膽的結論，即基督教既非西方近代文明形成的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它甚至在歷史上多次成為對近代文明發展的反動。

傑克遜說，“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一個是他自己的國家，一個是法國。”希臘-科學革命-蒙運動代表的文明，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代表着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共同的方向，而希臘文明恰恰是在綜合繼承遠古中東和埃及等多元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它的被傳承，也有非歐文明的功勞。剔除希臘羅馬成分的基督教文化，本質上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並無高下之分，只是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讓它擔當了對希臘精神傳承和發揚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它既充當了傳承後者的載體，又與後者結合在一起。而這個通過碰撞，吸收，融合到蛹化的過程，是異常曲折和漫長的，這個過程為其它文明實現與近代政治和科技文明相結合提供了一個範本。因此它只是一個範例，而絕不會是一個特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帶有普適性的希臘-科學革命-啟蒙運動這一精神比作剛性文化，那麼其他文明都是各具特色的軟性文化，剛性文化是主體是骨幹，軟性文化是魂魄和枝葉，軟性文化必須通過適應和依附剛性文化而求得發展，而文藝復興以來的基督教走過的就是這一過程。

如果我們從這一平等的角度審視各古老文明的現代化前途，就沒有理由表示悲觀和失望。理論上，任何存於當世的文化或民族，都必須勇敢地接受希臘-科學革命-啟蒙運動這一剛性文明的挑戰，其應戰的過程和結果，取決於這一文明在適應期中能夠多大程度上發揮其合理性和發展性。作為東亞派生文明的日韓已經成功地走過了這一進程，而台灣的民主的進程也漸入佳境，在當代世界上，日韓兩國以一億多的民眾已在世界科技和文化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區區數百萬中印移民如今已占據了美國科技界三分之一的力量，因此可以充分相信，中印，這兩個偉大的文明，一旦完成民主和現代化的轉型，必然在世界和未來的人類事業上重新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4) 西方哲人對中國文明的期許

就在中國人自己以更加理性自信的心態審視自身文化的同時，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拋棄長期的“西方中心論”偏見，嘗試用平等客觀的視角看待中國文化。最典型的當屬被稱為20世紀四大聖哲之一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湯因比花了40年的時間，著述了12卷本的煌煌巨著《歷史研究》，來闡發他的歷史哲學。湯因比的歷史哲學基本觀點有兩條，一條是關於人類文明的發展路線圖，即所謂的“希臘-中國模式”。他認為各文明早期都表現為希臘式的城邦文化，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後期則不可避免地向大一統模式過渡，而中國是唯一走成功的，將來也必然對世界的和平共榮提供範本。第二條是關於文明間的相互影響模式。湯因比認為各種文明體系包含核心價值，社會制度和科技三個高低不同的層面，好比包含不同顏色的太陽光，當它照射到其他文明身上時，好比透過一個三稜鏡把不同的成分分解開來，越是外層的東西穿透力越強，越易被其它文明吸收。比如，東亞國家都是先吸收了西方的科技成果，再過渡到制度上學習西方，最後實現核心文化的借鑑和整合。而對外層文化的學習，必然導致內層文化潛移默化的吸收，儘管這個過程有長有短。但是一個人口眾多的，歷史上曾建立過強勢文化的民族，不可能拋棄自國文化，完全擁抱另一種文化，除非像印第安人那樣被殺戮和徹底征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湯因比對中華文明懷有崇高的敬意。他總結了中國文化給世界留下的遺產，後來在與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對話時，又樂觀地預測中國和東亞文化在將來世界走向和平共榮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幾大遺產是，第一,中華民族的經驗。在過去21世紀中,中國始終保持了邁向全世界的帝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地區性國家的榜樣。第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觀中存在的人道主義。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義。第五,東亞人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敏感,認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敗。我認為這是道教帶來的最寶貴的直感。第六,這種直感是佛教、神道與中國哲學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滅絕的法家)共同具有的。

他認為，正是中國文化培育的世界主義與世界精神、儒教世界觀提倡的人道主義、儒教及佛教存有的合理主義等思想淵源,將促成中國“肩負着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而在事實上,“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因此,“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其次,湯因比強調人類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在於實現人世間普遍的愛,只有這種普遍的愛才能夠使現代世界實現感情統一,而中國的傳統文化為這種普遍的愛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範例。他對儒家的倫理觀及墨子的“兼愛”都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孔子之道更易於實踐,而墨子之道更符合現代的絕對要求,“儒家主張,愛應分階段地加以分配。用同心圓作比喻,以自己為圓心,隨着向外擴展,愛則逐漸減少。這種主張和把無差別的普遍的愛作為義務的墨子學說相比,顯而易見易於為人的本性所接受。愛知己比愛無故的他人更為容易,這是為任何人的經驗所熟知的。但是,愛自己不熟悉的他人,把普遍的愛落實到行動上,並滿足這種倫理上的困難要求,那才是現代的絕對要求”。他力倡,“現代人應當為追求實現沒有階段、沒有限制的普遍的愛而努力。墨子之道,的確比孔子之道更難實踐。但我認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適合現代人的實際情況”,因為“只有普遍的愛,才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湯因比對中國傳統的其他美德如重視家庭等亦予以高度評價,“在現代世界上,我親身體驗到中國人對任何職業都能勝任,並能維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國人無論在國家衰落的時候,還是實際上處於混亂的時候,都能堅持發揚這種美德”;而同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不調和性及排他性相比,他則讚賞中國儒教、佛教的寬容性及溫和性。

湯因比的樂觀期許，與當代新儒家似乎有心靈相通之處。

(5) 題外話

今年是龍年，中國文明的難以琢磨，就像那條龍。它既張牙舞爪面目兇惡，象徵着中國人對天命和自然力的敬畏，又包含某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頑強的生命力，因此又被賦予吉祥的寓意。一個對民族文化的缺乏自信心的人，大半會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討厭那條龍的存在。這就像某人僅僅看到黃河的乾枯，長城的頹廢，就哀嘆中國文明的末路一樣，他的認識只處在“河殤”的水平。

*2012年1月26-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