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人物論（續二·小說戲劇部分）

莊周

　　世紀上半葉的“小說救國論”固然是病急亂投醫的故作驚人之語，世紀下半葉的“小說反黨論”同樣是疑心生暗鬼的神經過敏。兩者都用政治的眼光誇大了小說的社會影響。在政治的過度壓力下，百年中國小說的發展確實承受了過多非藝術的干擾，以致在全球化時代，用世界性藝術度量衡來檢點我們的小說成果，可能倖存者相當有限。我想起一個早些年流傳的國際笑話：六十年代中國向某大國還債，該債權國在海平面之上放一個鐵圈，比鐵圈大的蘋果被接受，比鐵圈小的蘋果則永沉海底。在實用的世俗領域，如此作為顯然過於陰險甚至惡毒；然而在審美的藝術領域，這卻是“鐵的必然性”（尼采語）。

鄧友梅《那五》（中篇小說）
　　鄧友梅先生的小說屬於某種京派老字號傳統，語言嘎嘣生脆，讀起來像嗑西瓜籽般痛快。寫一種有韻味的文字，曾經是方塊字的一大傳統和優勢，惜乎失傳已久。讀鄧友梅的文字，依稀有股魂兮歸來的感覺，即使扯蛋，也青是青黃是黃，涇是涇渭是渭，句子裡照樣有西皮流水，規矩方圓。這樣的文字配“那五”這號人物——一名皇城根下遊手好閒的滿清貴族遺胄——正是天造地設，銖兩悉稱。鄧友梅該算是小說界“老爺子”一輩人物吧？他們對小說有着特殊的敬重，類似手藝人對待自家的祖傳技藝，一字下去，說輕點也和鞋匠釘下個鞋掌相似，講究的是妥貼安穩，結實牢靠。《那五》之類小說，最易令人溯及小說的“起源”：“雖小道，猶有可觀者焉”，“說者”與“看官”的關係，頗似伶人與票友，有一種融融的現場感和親切味。就類別而論，鄧友梅大概歸於“民俗作家”之列。這是他的長處，說不準是否他的局限。魯迅先生不是說：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為世界的。

巴 金《家》（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之一）
　　二十七歲的巴金是出手不凡的，魯迅當年可不會看走眼，他應該屬於大作家之列。我指的是作品布局結構上的沛然大氣，人物塑造上的精細入微，尤其是那種只有俄羅斯作家才具備的人道主義情感，賦予巴金作品鮮見的道德力量，我們仿佛能從文字後面聽到作者的濃情呼喚：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巴金有一顆處子之心，他對梅表姐、鳴鳳等不幸女性寄予的款款深情，可以直追曹雪芹的女性觀。他對覺新的巨大同情，雖然曾遭“意識形態”方面的詬病，時過境遷之後，卻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偉大形象，藝術價值百倍於那位當年曾贏得一致喝彩的“革命青年”覺慧，這也正可見出巴金的力量。令人遺憾的是，正如巴金的書法始終無可觀瞻一樣，他“學生腔”的語言也畢生嘸啥長進。再加缺乏足夠的理性思辨能力，筆底溫婉有餘，痛切不足，遂構成了他的致命局限——雖然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

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篇小說）
　　王小波把自己生活的時代稱為“愚人節”，從而把他生存的悲劇時代喜劇化。他推崇的卡爾維諾認為，簡單化地忠實摹寫嚴酷的現代生活，會使文學像乏味的現代生活一樣失去魅力。這個思想成了王小波把小說寫得如此黑色幽默的根本動力。他越是幽默，就越說明他對時代生活的厭惡，而他的幽默以一種巨大的慈悲幫助自己也幫助讀者得到了精神超越——但決不是忘卻。他不是謙卑地跪着，仰視着控訴它，而是自豪地站着，俯視着嘲笑它。我認為王小波的文革小說和新唐人傳奇達到了一種超越形似的深度真實，他是最深刻地挖掘出時代的悲劇性和荒誕性的當代作家。革命是試圖消滅愛情的，但他試圖證明，即便是靈魂深處爆發的革命，也無法真正消滅愛情。愛情終將戰勝革命，有趣的語言狂歡終將戰勝愚人節的野蠻。與他的小說成就相比，他的雜文簡直微不足道。現在有那麼多人（不僅是讀者，還有眾多作家）推崇他的雜文，只說明那些有執照的當代作家過於低能。

王安憶《長恨歌》（長篇小說）
　　王安憶是天生的小說家，這表現在互為補充的兩方面，一、她有旺盛的創造熱情，質量穩定可靠，內容極少重複。早年的《小鮑莊》與後期的《長恨歌》，在風格、題材上橫亙着遼闊的間距，甚至語言乍看之下都判若兩人。二、正因為她的創造熱情居高不下，年年呈漲停之勢，才使這位木秀於林的女作家，從不曾在媒體上掀過波瀾。至少她本人從不曾主動搞過任何形象促銷活動。比如，雖然論起相貌來，王安憶也不遜於時下被人爆炒的“美女作家”，但沒有人會稱她“美女作家”，我們也願意相信，如果有人這麼評論，即使考慮到女人對他人的讚美永遠來者不拒這一人類學事實，我們仍然覺得那是一種冒犯。說到《長恨歌》，我當然不可能用寥寥數語加以評論，我只能說，作品和她的女主人公“滬上名媛”王琦瑤一樣，都是風情萬種的。暗嵌其中呈水樣狀態的“時間”因素，更賦予作品內在的低迴感。可以稍加指責的，也許只是小說的結尾，那裡好像有點不對勁，有不勝筆力之感。

王躍文《國畫》（長篇小說）
　　書名《國畫》是個容易誤解因而不太巧妙的雙關語：當代中國的漫畫。為了使雙關不落空，首句即寫“畫家李明溪……”，反而顯得刻意經營。此書的刻意經營貫穿始終，小說成了作家那隻全能之手刻意操縱的舞台。由於這隻本該看不見的手過於扎眼，人物成了觀念的提線木偶。而且這些人物全都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目的僅僅是為了作者要譴責這個腐爛透了的官場和末世般絕望的社會。這一願望是值得讚許的，然而手段過於簡單，力量反而有限。一覽無餘的平鋪直敘導致毫無回味，連暗示都算不上的伏筆使閱讀沒有任何意外，情節的進一步展開如同邏輯的演繹，腐敗事件的增加僅僅是為了論證那個眾所周知的結論，而不是讓讀者在思想上得到升華，情感上得到超度。小說在總體上沒有超越清末“譴責小說”，只是對於當代讀者有一點現實的批判意義。

王 朔《過把癮就死》（中篇小說）
　　王朔的作品我只讀過一部，是偶然看了電視連續劇《過把癮》某一集的片斷，覺得不錯，就找來原著一讀，希望它比電視劇更好。結果非常失望，原著遠遠不如電視劇。與王朔作品屢屢被成功改編的不幸遭遇截然相反，金庸的任何作品被改編成影視的任何版本，都遠遠不如原著。文學作品如果足夠優秀，那麼改編成影視劇一定不如原著。如果改編成影視劇勝過原著，那麼原著就多半是蹩腳貨。不過儘管優秀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往往成功概率極低，然而由於其開發價值太誘人，因此同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很可能會被反覆改編，金庸的作品正是如此。而蹩腳暢銷書則一般只會被迅速地改編一次（不抓緊時間就永遠沒機會了），而且也僅能改編一次，決不會有人甘冒巨大的市場風險改編第二次，王朔的作品正是如此。王朔的作品就像易拉罐一樣，只能一次性消費。也正因為如此，王朔這隻早被自己吸空的易拉罐，才會破罐破摔地躺在馬路上，不僅礙你的眼，非常影響市容；而且擋你的道，時不時發出刺耳的聲音。

王 蒙《活動變人形》（長篇小說）
　　王蒙是中國文學的一座重鎮。天賦，才華，勤奮，機遇，閱歷，見識，鬥志和創造力，一樣不缺，仿佛上帝打造他時，就想着為世人弄出一文豪來。然而此時此刻，當我回想近二十年來吞咽過的不下百萬字的王蒙大作時，竟一時訥訥，不知如何評價是好。有一股極大的阻力，正千方百計地勸阻我不要魯莽地寫出“大作家”三字。王蒙為什麼不是大作家呢？想來與他過於發達的智力有關。這當然不是說凡大作家只要有中人之資就夠了，而是說真正的大作家，不管如何智力超群，必不會把文學之寶全壓在智力上。看看王蒙吧，他知道自己絕頂聰明，卻強迫症般懷疑別人有可能對此認識不足，為此，只要有一絲可能，他必不忘反覆重申，再三提醒。結果，讀他的小說，我們常常在本該沉痛的地方，意外地見識到了作者的開通，在本該神經繃緊、汗毛倒豎的段落，意外地讀到些“解構主義”風格的筆墨。我理解他是想抖露自己“拿得起，放得下”的世故和與時俱進的練達，他正確地算計到了智力對私人形象的成全作用，惟獨漏算了智力對藝術的殺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