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甘露《呼吸》（長篇小說）
　　小說家的職責雖然主要是講述故事、刻劃人物，但如果語言平庸，句子老不出彩，一般情況下也難有作為。世上第一流小說家無一不兼着語言大師的頭銜，即是證明。語言才能出眾，較之敘述才能超群，通常還更能成就作家的偉業，理想狀態當然是他能做到魚和熊掌通吃。小說家孫甘露似乎有可能成為前者，他的小說總是從第一頁甚至第一行起，就迫不及待地向讀者顯示語言上的不同尋常。但稍加細嚼，就會發現味道有異。孫甘露的語言驚人地歐化，句子錯綜繁複，若我們玩個遊戲，把他小說中的人名、地名全部換成西洋名稱（有些名字本來就像已經翻譯好的歐美名字，如主人公羅克），我敢說讀者讀了一百頁後都未必意識到這部小說原來出諸中國作家之手。我不知道孫甘露是否博通多國語言，即以他標誌性的西化句式而論，似還應加上兩字：惡性西化；或嵌入兩字：西而不化。簡單地說，英國佬若想翻譯他的作品，不會因為他的西化句式而方便英化。據說曾寫過詩的孫甘露是否一心想追慕歌德的身影，遂望文生義地打算弄部《西東合集》出來？

孫 犁《風雲初記》（長篇小說）
　　雖然是一部戰爭題材小說（寫的是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冀中抗日根據地的故事），老先生可沒給我們擺布出一幕稍稍像樣些的戰爭場面出來，幾乎有點兵不血刃的感覺，不知是想着“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還是別具深意。說句冒昧的話，我讀着竟有股田園詩的意味，幾乎會作孽地想：戰爭真好。文字之洗鍊純美自然沒說的，可以把今天的新銳比成文盲，但那似乎主要是“散文”的美，而非“說部”的美，何況即使如此，也得因章節而異，因人物身份而異。這部小說總覺得出自兩個人的手筆，兩種層次，兩種境界的語言錯雜而出，似乎孫犁先寫出初稿，再由某位黨代表負責潤飾，增添紅色口號。反面人物（如田大瞎子、老蔣、俗兒）的對白幾乎個個生動，一看就是孫犁的墨寶，正面人物（如芒種、春兒、高慶山）則個個言語無味，上綱上線，八成就是由黨代表捉刀。孫犁先生追求“本來的樸素的面貌”，文字講究傳統水墨畫的意味，結果卻是“留白”太多，反使故事和人物有落空之感。作為文人的孫犁固是中華一絕，作為小說家的孫犁，恐怕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史鐵生《務虛筆記》（長篇小說）
　　早年讀他的中篇小說《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我一邊被他大過“文體家”癮的華彩炫技打動，一邊暗暗地想：這傢伙不僅表達欲望空前強烈，感覺還尤其千頭萬緒，我大概可以信賴他留在紙上的任何東西，不管它們乍看之下如何古怪。為了表達上的精確到位，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某個剎那生成的心理意象，他會不惜撕裂文體。也許就在那時，我已經隱隱地在期待他的《務虛筆記》了。真是好樣的。我相信，雖然作家“體驗生活”並無大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這類老掉牙的前輩也都是這麼做的，但就中國作家而言，他們更應該體驗自己的內心生活，那種深邃、誠實、拒絕裝神弄鬼的內心生活。只有內心世界豐富飽滿的人，才有資格成為“人間喜劇”的轉述者。史鐵生除了有一顆敏感、機智的心靈，洞悉文學世界中最最奧秘的指法外，重要的是他的心智還格外讓人信得過。在史鐵生的“寫作之夜”里，即使“把那懷疑的表情擴充千倍萬倍”，他也能輕巧地把它們一一捕獲，就像有些帥哥用一聲口哨捕獲愛情一樣。

盧新華《傷痕》（短篇小說）
　　人們提到這篇小說，總會忍不住補充一句：小說手法幼稚。我本來想避開這句話。既然《傷痕》的幼稚人所共知，何必再例行公事地刺上人家一句呢？不過在我重新閱讀一遍之後，覺得這句話還是省不得（結尾時剛死了母親的王曉華偏要和情人蘇小林“朝着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讓人不明白小說的公理安在）。天下幼稚的小說多的是，不讀它、不提它就是了，有必要整天在邊上嘮叨嗎？問題恰恰在於，這篇小說太重要了，你可以不讀它，卻沒法不提它，它簡直就像康德哲學，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回頭想來，那也是中國小說家的黃金時代，就像窮人的美味不過是一個窩頭一瓶白干一樣，精神饑荒年代的讀者，什麼樣的讀物都能讀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盧新華是值得敬重的，雖然當年的實情是作家成名比今天的球星還快，獨占鰲頭的盧新華卻毅然擱筆，遠赴重洋。當時與盧新華一同成名的個別作家，就像後來買到第一期股票認購證的傢伙一樣，雖然未見得比盧新華高明多少，大作家的架勢可是一直擺到今天的呀。

古 龍《絕代雙驕》（長篇小說）
　　據說古龍的作品有七八十部之多，我經眼的不到十部，有許多部"名作"根本看不下去，所以真正讀完的僅有三五之數，而且只有《絕代雙驕》讀了兩遍，它很可能是古龍的頂峰之作。江小魚被古龍稱為“天下第一聰明人”，說明古龍深知自己有足夠的聰明，但缺乏足夠的智慧。雖然有人認為古龍在文體上頗有獨創性，但古龍的文化素養較差，所謂獨創性就頗為可疑，倒不如說是因為文化有限導致的技窮，才不得不標新立異甚至譁眾取寵。古龍的許多“名言”，恐怕只是針對文化素養有限的讀者而言，對素養較高的讀者來說只是陳詞濫調或故作驚人之語。大致說來，古龍有聰明，金庸有智慧，梁羽生智慧過於古龍而不及金庸，正如梁羽生的文化素養過於古龍而不及金庸。但古龍的獨創性（或說才氣）過於梁羽生而不及金庸。因此港台武俠三大家，金庸居首，古龍次之，梁羽生殿後。三甲之後，一蟹不如一蟹。

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短篇小說）
　　這是中國現代小說鼻祖級別的作品，作於一九二四年。挑剔它是沒有意義的，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嘴裡嚼着冰淇凌就嘲笑唐朝人大熱天沒什麼吃的，我們不也常會對一塊普通的漢瓦當充滿敬意嗎？小說引我好奇的是，作者自稱塑造潘先生是為了刻劃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灰色的卑瑣人生"，時隔七十六年再讀，卻發現潘先生面對戰亂時的所思所行，未見得有何“灰色”，“卑瑣”更是持論過苛。他能先盡私利而後不忘公義，原已難得。對內，他“挈婦將雛”，如一隻張開巨翼的雄鷹，一意呵護家人。對外，又能在一俟安頓好家人後馬不停蹄地往家鄉趕，繼續為孩子辦教育。此外，“民生之多艱”的圖像尚能不時在“眼前一閃”，兼能寫一手顏體好字，放在今天，幾乎夠得上勞模標準。那年代的小說是極有特色的，不少筆法讓人想起同期的無聲電影：起說明作用的“字幕”特別多，主題常常也忒醒豁了些，個別地方用詞甚古，既讓人對老作家的小學功底大為欽佩，又頓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池 莉《來來往往》（中篇小說）
　　據說十分暢銷的池莉近作我沒興趣拜讀，從導致她聲名鵲起的那些作品來看，我真是奇怪如此婆婆媽媽、瑣瑣碎碎的作品居然有大量的讀者。這固然說明我們的讀者（尤其是小說讀者）素質不高，但“吃什麼像什麼”，如果中國小說家總是餵讀者這種劣質代用品，那麼讀者的素質是永遠不會提高的——除非他們不讀中國小說而專讀外國名著的譯作。池莉是乏味的故事家，而並非有趣的小說家，小說在她那裡完全成了“原汁原味”的生活實錄，這大概就是靠吹捧吃飯的職業評論家沒什麼可吹，只好為她以及與之類似的一大群作家冠以“新寫實”的緣故吧。評論家把“原汁原味”當作莫大的褒語，然而這卻是對藝術與生活之不同的抹煞。如果社會生活像糞便一樣臭不可聞，難道也該原汁原味地端上來讓讀者全盤接受？如果非要與糞便打交道不可，那麼作家的工作性質顯然不同於“原汁原味”地搬運糞便的環衛工人，而應該類似於化驗師。

曲 波《林海雪原》（長篇小說）
　　作者提到讀過的文學名著，舉的例子不過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此同時卻能整章背誦《三國演義》《水滸》和《說岳全傳》。這也許就夠了，中國古典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寶庫，如果不那麼三心二意，得隴望蜀，即使不知道巴爾扎克是誰，也未必會對創作構成妨礙。《林海雪原》是一部出色的傳奇小說，故事生動離奇，人物過目不忘，語言鮮活明快，場景極具動感。小說的結構不是西方古典小說的全局籠罩式，而是中國人擅長的層層推進，講究峰迴路轉，移步換景。人物塑造匹似武俠小說，大善大惡，大美大醜，追求鮮明的“亮相”效果。白茹雖只是一個衛生員，作者卻把她塑造成美的化身，能歌善舞，集中了一個十八歲女孩可能具有的全部優點。最具特點的是主人公“二○三首長”少劍波，智勇雙全，文武兼備，有情有義，長得“精悍俏爽，健美英俊”，妙齡卻只有二十二歲，真讓人感嘆“自古英雄出少年”。論起可讀性，《林海雪原》在此類作品中首屈一指，不愧為“蘑菇老人神話奶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