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揚《第二次握手》（中篇小說）
　　平心而論，這是文革時期地下手抄本中最值得稱道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清醒地意識到這是在小閣樓的天花板下搭建的一幢大廈模型，那就不應對其絕對高度過於奢望。正如我們此後再也沒能看到該書作者有更出色的作品，然而我們必須對先行者致以敬意。何況無論如何，這部小說稱得上是文革時期的最佳小說——儘管傳抄時相當薄，文革後正式出版前，作者才把這個中篇擴充成了長篇。《少女的心》僅僅寫了性，此書則重彩濃墨地寫到了愛情——儘管其第一第二次的“親密接觸”，都不過是區區“握手”。但這“握手”中昭然若揭的隱喻義，令當時讀者熱血沸騰的程度，遠遠超過了當代小說中赤裸裸的描寫。我不知道，從“第二次握手”到“第一次親密接觸”，中國文學（包括作者和讀者的素質）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值得玩味的是，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居然會被印刷。

張遠山《通天塔》（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好在現在已經是互聯網時代了，我們沒必要非得等到國內出版社長了見識之後才能讀到這樣的佳作。作品奇異非凡，據說“應該組成一個有文學博士、哲學博士、神學博士、心理學博士、語言學博士……參加的專家小組，共同會診三年”，方有望“解開《通天塔》的結構之謎”，那我就不必強作解人了。小說充滿寓言色彩，整部作品是一大寓言，內中各類寓言又大小相套、環環相扣，此起彼落，方降方升，而所有這些寓言又似乎都有一個明確的指向，指涉的是人類命運。作品一面布滿玄機，讓人步步生疑，一面又每句話都驚人地流暢明白，表達上沒有絲毫故弄玄虛之處。尤其令人稱奇的是，在最基本的故事層面，作品也是娓娓可讀，朗朗可誦的，顯示出作者出色的語言天賦和敘事才能。我相信，讀者即使弄不清《通天塔》的葫蘆里到底藏着什麼藥，也會被作者駭人聽聞的想象力撩撥得目瞪口呆。——作者的最大自負也許是在哲學領域，就這部作品而論，他更該為自己的想象力自豪。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篇小說）
　　在張賢亮之前，雖然中國在色情文學領域也有過符合泱泱大國身份的貢獻，但所有的色情筆墨基本上都不出找樂子的範疇，像瑪格麗特·杜拉所說，屬於那種“讓人快活的東西”。張賢亮也許是第一位在小說中讓男人疲塌的生殖器承擔起文化沉重的中國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誕生也由此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歷史性時刻，我們不妨認為，隨着這部小說的出現，中國文學也和小說末尾被黃香久緊緊夾住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樣，完成了一次有意味的勃起——不過，讓人遺憾的事情還是再次發生了，又多讀了該作家幾部作品後，我們發現他當年曾經起到社會控訴作用的“性描寫”，有可能屬於誤打誤撞、瞎貓逮死耗子，作家的真實立場較之明清之際的頹廢文人，並無質的提升，也許依舊停留在“沉迷”的原始水準上，他後來的作品始終沒能在主題上有所拓展、超越，只是在同樣的精神層次上周而復始，機械複製，一泄如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東瀛曾被供奉在成人書店的架子上，看來並非人家不識貨。

張承志《黑駿馬》（中篇小說）
　　對於張承志這類充滿道德自負、洋溢宗教迷狂的作家來說，作品的高下主要取決於自身的姿態。他揚頭昂脖，對世界、世人一臉鄙夷之時，作品質量往往急劇下滑，只有自彈自唱自吆喝的份，或過鴉片癮般地胡說什麼與“特殊讀者”的怪誕緣份。他苦修的體內突然遭到大真大愛的劫持，驚訝的同時謙卑之心大熾，便也可能迅即激發出偉大的創造力，寫出讓世人瞠目結舌的作品來——畢竟，張承志的天賦是像“硬道理”那樣明擺着的——《黑駿馬》無疑是他早年“謙卑之心大熾”時的產物，小說讓人明顯感到出自一位“大地孝子”的手筆，他那慣常顯得偏頗、激憤的同情心，在這裡因了對草原奶奶和草原姑娘的厚愛，突然變得格外痴迷深情。當以道德自虐的張承志暫時不再以道德虐人時，他高亢的人格特徵，對“回民的黃土高原”的獨特感悟，以及對藝術的獨到理解，立時聚焦並升華出一種罕見的品質。在忘我狀態下寫出《黑駿馬》的張承志是不可多得的，“鋼嘎·哈拉”步點內的陽剛之氣，可以一洗漢語文學圈內的陰柔之氣，頹廢之習。

張恨水《啼笑因緣》（長篇小說）
　　張恨水是影響最大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讀得最多的不是魯迅的小說，而是張恨水的小說——他曾經同時為七家報刊撰寫連載小說。張恨水影響最大的作品是《啼笑因緣》，作品的模式和精神完全是《兒女英雄傳》之類舊式才子佳人小說中的老套。但是既然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生活沒有真正改變，那麼以讀報刊連載小說為惟一的文學生活的中國讀者（尤其是包括魯迅的母親在內的女性讀者）就永遠會為這種老套涕泗橫流。因此《啼笑因緣》可以被改編成評書，像舊式才子佳人故事那樣一檔一檔說下去，而《阿Q正傳》卻永遠只是少數"精英"的讀物。誰能想象魯迅小說能夠在書場裡供閒人們消遣呢？讀者多寡，往往與作品價值成反比。現在當然沒人再讀張恨水了，新的“精英”依然讀魯迅，所以魯迅的讀者最終必然超過張恨水，然而張恨水後繼者瓊瑤女士的讀者甚至比張恨水的讀者更多。被戰鬥檄文喚醒的人數，總是少於被精神鴉片催眠的人數。

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篇小說）
　　把張愛玲打入另冊近半個世紀，是革命的偏見。把張愛玲吹捧成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小說家，則是反革命的偏見。兩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鏡而影響了藝術判斷。貶低者認為張愛玲是徹頭徹尾的鴛鴦蝴蝶派，拔高者認為張愛玲沒有一絲一毫的鴛鴦蝴蝶派。其實張愛玲骨子裡浸透了鴛鴦蝴蝶派——甚至她讀得滾瓜爛熟的《紅樓夢》，也是鴛鴦蝴蝶派的遠祖。然而曹雪芹寫才子佳人，能夠超乎同儕之上；張愛玲寫鴛鴦蝴蝶派，也能夠超乎同儕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時否定羅貫中，肯定張愛玲也不必同時否定魯迅。張愛玲在小說領域的獨創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認，但不該矯枉過正地把她吹捧為思想巨人和藝術大師。雖然《金鎖記》被文學史家公認為張愛玲的代表作，但卻不得張迷們的寵愛。張迷們的最愛是《傾城之戀》，這足以說明張迷們是把張愛玲當成高級瓊瑤來讀的。這是對張愛玲的另一種貶低，雖然張迷們自以為熱愛張愛玲。作家不僅會在冷遇中被誤解，也會在熱烈的崇拜中被誤讀。

郁達夫《沉淪》（中篇小說）
　　小說作於一九二一年，大概相當於新文學的侏羅紀吧？據說當年也曾有過“洛陽紙貴”的榮耀，原因不難想見，一是白話小說當時還很稀罕，讀者的眼光缺少訓練，一是所謂“達夫式的露骨和直率”，再就是作品裡那點頗能讓時人莫測高深的性心理描寫，比如日本女人“那一雙雪樣的乳峰！”當然還有別的，懶得總結了，因為小說實在幼稚了些，我甚至懷疑作家連第一人稱的招法都沒學會，一邊“我”“我”不休，一邊卻儘是第三人稱的角度。結構缺乏經營，想象的翅膀紋絲不動，無非一個神經質青年在喋喋自述罷了。這表明，若我們從藝術價值的角度考察，“影響力”便是樁靠不住的事。想來真是奇怪，若與郁達夫比拼古典文學寫作，我敢說，集當前中華文士的所有才華，也是個大敗虧輸之局（魏明倫上場，只一合，便被挑落馬下）。若僅僅比試現代漢語寫作，一位稍有資質的中學生，都會忍不住替他修改冗詞贅句。如果“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可以視為當年的時髦，那麼在“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裡行走”中，“在那裡”三字，實在像漢字長了雞眼，不拔不快。

　《書屋》雜誌網絡版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