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劉迪見面的日子終於到了。周五晚上六點。朗伯那下午在M大還有一場演講，要到五點左右。趙明凱和我約好一起去演講廳接劉迪。

吃過中午飯我就心神不寧了，一個勁看表。我不知道這次去見劉迪到底是對還是錯，或者乾脆就是多此一舉，自尋煩惱。劉迪脫離我的生活已經八年多了。這八年中我和她的全部可以概括為通過的幾次電話，其中還包括一半時間在惡言相向。

我想我現在應該已經不恨劉迪了，我認識她那會兒，才十八，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她比我大三個月，是個任性的小姑娘。我們在B大好了三年多。我來美國的時候她和我家裡人一起來機場送我，她拉着我的手說：“陳北，等你再長大一點兒，我就嫁給你！”然後她就哭了，和我媽一起哭的。

我沒哭。我當時認為自己已經長大了，是個可以照顧女人的男人了。我顧作深沉地握了握劉迪的手，“美國離法國很近的。傻丫頭，到了暑假我就去看你。別哭了！”

美國和法國隔的其實很遠，它們中間隔着寬寬的海。劉迪也沒有那個耐性等到我長大，她連第一個暑假都沒有讓我等到。

我拉開辦公桌最下面的一個屜子，在最裡面有個紙包，裡面有條墜鏈，墜着條小魚。劉迪也有一個，她的那個墜的是只飛鳥。我們那年去簽證，在鏽水街買的。鏽水街的東西爆貴，因為是專門宰老外的。可那天劉迪堅持要買下這兩個墜鏈。劉迪對我說，在非洲的法屬殖民地流傳這樣的一個寓言——即便是飛鳥和魚，只要他們相愛，最終也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飛鳥和魚都可以擁有天長地久的愛情，那美國和法國之間的那點距離又算的了什麼？

四點零三，我站起身到洗手間，用冷水洗了把臉。鏡中穿深藍色西裝的陳北有着年輕硬朗線條分明的面龐。我還記得劉迪說她最愛我的眉毛和挺直的鼻子。我站在鏡子前死盯着自己，拼命回憶劉迪的摸樣，腦中卻始終一片模糊。

我陳北是糙人，詩人的瀟灑一輩子也學不來。戀愛了那麼多次的徐志摩能“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我陳北卻不能，我把胳膊揮掉了也得帶走一大堆東西，不管這個女人對不起我還是我對不起她，跟了我三個月還是三年，都是沉甸甸的往事。

四點半的時候我到了M大的演講廳。門口桌子上有空白的名牌，我拿起擺在旁邊的筆簽上了陳北的大名。往胸前掛的時候，卻忍不住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反扣着別在前胸。末了又從大衣口袋裡摸出墨鏡，戴好，才推開演講廳的側門走了進去。

我帶墨鏡的場合有幾種：在爆強的陽光里開車；偷看美女；還有就是要動感情的時候。

趙明凱已經先到了，正坐在後排的一個位置上心不在焉地翻一本汽車雜誌。看見我進來，沖我招了下手，我溜到他旁邊坐下，趙明凱對着台上努怒嘴，然後沖我意味深長地笑了笑。這廝一向這樣，顧作深沉，我懶的理他。

台上坐着幾個衣冠楚楚的男女，正在說話的是個很有風度頭髮花白的老頭兒，我想他是朗伯那。

然後我在幾個人中間看到了劉迪。她挽着頭髮，臉上化着很淡雅的妝。正全神貫注地盯着正在發言的郎伯那——她的德高望重，據說是全世界一流學者的法國丈夫。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偏過頭來，目光一下子就把我從台下幾百個聽眾中抓了出來。

氣度優雅的劉迪突然沖我微微一笑。

我突然感到喉頭很緊，忍不住扯開領帶。抓着座位扶手的右手，這時候也不知不覺抓的很緊。我突然很悲哀地發現自己很沒出息。我曾經告訴自己一千遍我是多麼恨她，恨她的無情，恨她一個電話就在法國在另外一個男人的床上把我給甩了。可是，她就那麼微微一笑，我就知道我一點都不恨她了，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從來都沒有恨過她。

她那抹笑就是我的軟肋，她那麼一笑我立刻就掛了。她還是B大那個沖我盈盈淺笑的小姑娘劉迪，我，我恨不起來。

朗伯那的演講是關於法國存在主義，正在分析加繆的作品《反抗者》。我聽了不到十句就開始頭疼，開始在座位上扭來扭去，怎麼着也找不到個舒服的姿勢。同時心中不禁湧起無限的感慨，心想造化真是弄人，當年那個半夜站在樓下對着北風和我一起吃茶葉蛋的小姑娘劉迪如今也出落的如此深刻，以至和這樣的一個老頭在一起過了好幾年居然還沒被悶死，看來女人的生命力真的是強大。

透過演講廳明亮的窗戶，我看到外面不知道什麼時候飄起了雪花。我忍不住心理陰暗地想到了他們的床第之事。一個剛剛三十歲的年輕女人和一個大她二十八歲的老男人之間的性事讓我忍不住聯想到了蘇童的《妻妾成群》。我記得裡面年輕的頌蓮說道，一到陰天，她就會想到床第之事，可惜年邁的陳佐千往往力不從心，於是心情就跟着天氣一起陰霾下來。

我想這些的時候，台上的郎伯那正在分析薩特的《恭順的妓女》。劉迪的眼光一直在他身上，沒再看過我。

劉迪一直說我能和她認識完全是老天安排的緣分。她說這話的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沒見過什麼世面，一心和她好，她說的話我都信。呵呵，爆傻吧？女人的正話反話多了去了，怎麼能信？！

後來我想着要是這輩子沒遇到劉迪，或者在遇到她之前有個什麼青梅竹馬，溫柔賢惠的“表妹”什麼的，八成也不至於把原來那麼純潔的愛情觀墮落得現在這麼充滿肉慾。可能早就樂的屁顛屁顛地扯了結婚證，估計這會兒，“美國公民”也都製造出個仨倆了。不騙你，我上大學那會兒，連以後生女兒叫什麼名字都想好了，叫“陳（沉）魚落雁”。我宿舍對門住着個學化學小子叫劉克，他說將來打算生兩個女兒，一個叫“（劉）硫酸鎂”一個叫“（劉）硫酸鈉”。我說你這名字起的那叫爆俗，重名率太高了。你看我女兒叫“陳（沉）魚落雁”，全中國肯定獨此一份，人家一看就知道她老子多有創意。劉克撇着嘴還不服，說你那名字跟日本人似的，派出所能給你上戶口？還有你女兒要叫這樣的名字，估計連十五都活不到。還讓不讓別的姐姐妹妹活了？人家還不追在後面拿片刀砍啊？靠，我說興你生倆兒還不興我女兒叫個四個字的名兒啊？什麼世道啊？！然後劉克說，畢業後去美國吧！去了美國愛生幾個生幾個，愛叫什麼叫什麼，別說“陳（沉）魚落雁”了，叫陳皮都沒人管。

我出國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為了能有個叫“陳（沉）魚落雁”的女兒。

靠，扯遠了。我老婆還沒有呢，咋連女兒都整出來了？

我不到十七上的B大。是保送去的，學物理。開始我不想去。我想上清華，想去學建築。我們高中的校長做了我一下午的思想工作：“陳北，你上清華的可能是有的，但建築系你肯定考不上。B大好，學物理有前途，我兒子就是B大的，B大女孩子也多……”

校長這麼勸我是有原因的。我所在的高中是我們那個城市最好的高中，進了這個高中就意味着一條腿進了大學。升學率百分之百不是吹的。它每年從全市幾萬考生里招不到四百人，三年的摸考名次的平均值直接對應着全中國的各類檔次的學校。

我在年級一直是前十名，號稱“四小天驢”之一。我們那裡當時還不太時興“牛逼“，“牛叉“這樣的詞兒，而說“驢”——意思就是“牲口”，不是人。在競爭那麼激烈的重點高中里穩坐頭幾把交椅的人能不是“牲口”嗎？

“四大天驢”是鐵定要上清華的。他們有多牛，舉個簡單的例子吧。“四大天驢”里有個女生，高考添志願的時候，從本上撕了張紙，做了兩個“鬮”，一個是清華計算機，一個是B大國際金融，最後一抓是B大。就添了這麼一個志願，然後就去考了，然後就上了。用一個網上的小說《圈裡圈外》裡面一句話形容：“拽得跟全國糧票似的。”

我學習不算很用功，在“四小天驢”中也就排個老三。語文成績爛的一塌糊塗，全靠其他成績扛。我語文從小就學的不好，什麼挑錯別字了，概括中心思想了，一看就暈菜。從小學開始我就一直堅持寫一手通假字，要我給別人挑錯別字，不是成心“打別”嗎？還有那個概括中心思想，要是能概括的出來的話，那人家作者還費那麼大的勁兒寫那麼長一大篇幹嗎？而且教語文的王老頭一直和我有仇兒，高中三年逼我寫了兩年小楷，每天交一篇，交了整整兩年。可想想字哪是練出來的啊？我就寫小楷的時候寫工整些，平時還是一手狂草。王老頭整天道貌岸然地迫害我，“陳北啊，你說你語文不好，就把字寫的好看些，這樣將來改高考卷子的話，也能給閱卷老師個好印象，多賺幾分印象分是不是？這樣，把這個拿回去，重抄一遍！”

靠，高考也不是選“新浪寶貝”，有啥印象分的？算了，不說了，全是眼淚。

語文拖着我的後腿，所以我一直成不了“四大天驢”，成不了“四大天驢”我上清華建築系就希望不大。而我們學校的百分之百的升學率之所以可能保證，一個首要前提就是要志願報的准。校長是絕對不容許任何賭博性質的志願出現的。“考場上永遠沒有奇蹟發生！”

所以當學校來了B大物理系的保送名額後，校長大人把“四小天驢”的檔案送了上去。“四大天驢”不能保送，他們要留下來到考場上為學校爭取省狀元的殊榮。保送名額要讓它恰當好處地發揮它應有的價值，一點也不能浪費。靠，沒讓我們校長去當主抓經濟的副總理，真是埋沒人才。

“四小天驢”里只有我在省里的物理競賽中拿過名次。B大的人說，就這個了。這個不去的話。這個保送名額我們就不給你們學校了。我們校長哪捨得浪費一個B大的保送名額啊？就把我叫校長室里教訓了整整一下午，說你狂什麼狂啊，保送你上B大你都不去，你還想上哪兒啊。靠，真把我當楊白勞他閨女了，同意不同意也得讓我在賣身契上按手印。不就是個B大嗎？我自個兒考就不信考不上。給個我不愛上的專業還非得讓我擺出一副受寵若驚的表情才算正常，真噁心，不就是B大嗎？很拽麼？我用得着那麼賤麼？

我真的不想去學物理。我有過很多理想，比如我一直想當個賣零食的售貨員，可以坐在櫃檯里不花錢地吃；還想去當中學校長，這樣可以把該死的王老頭開除了或者讓我每天寫十篇小楷，不寫完就扣他工資。還有我之所以想去清華學建築是因為我一直想從家裡搬出去，可我沒工作當然也沒房子。我想我學了建築是不是就能自己蓋個房子了？

學物理有什麼用？

校長當晚來我們家進行家訪。他恐嚇我沒上過正式大學的爹媽說，我若堅持考清華的話，最多也就上清華熱能系，他說這個系出來後是燒鍋爐的，我長的本來就不白，我媽怎麼能捨得讓我畢業後去燒鍋爐然後變的越來越黑？然後他又說學物理有出息，比如可以成為愛因斯坦那樣的偉人，但卻故意沒有告訴我爹媽自從人類出現以來，就出了一個愛因斯坦，而我成為愛因斯坦的可能性，用腳都能想出來，鐵定是零。

我爹媽卻被他說的心有戚戚，我自己其實也沒多少大主意，結果這“終身大事”就這麼胡里糊塗地定下了。我上了B大物理系。後來劉迪一和我吵架就說，你幹嗎上B大啊？去清華燒鍋爐吧！

恩，我那天夜裡要不是太困了，懶的和那個眼裡只有升學率的校長再堅持下去。我的青春歲月也許完全就是另外的樣子。有時候人的一生就是那麼一刻註定的，這話沒錯兒。

我在遇到劉迪之前的大學生活很恬淡平靜。班主任是剛剛畢業不久的孫富海，沒什麼架子，常在一起踢球吹牛，跟我們幾個處的就像一個寢室睡的哥們。班裡的男女比例是68：4。四個高傲如孔雀的女生在大二快結束的時候被全部瓜分乾淨。我那時候還在長個兒，食堂里沒什麼油水的飯菜讓我滿腦子都是高昂的食慾而不是性慾，從來沒有刻意注意過哪個女同學。B大的校園裡偶爾也會走過一個半個的所謂美女，雖然這樣的盛事經年罕見，我也幾乎很少有那麼好的運氣趕上。

那時我對男女之事基本是一無所知，因為沒有一個女孩子和我很熟過。在家裡的時候每逢有女客來訪，年輕的必然是找我哥陳南，年紀大的就是找我媽的。我上高一的時候曾經朦朦朧朧喜歡過一個教英文的女老師，那年我剛十四，受金庸毒害很深，覺得她和我想象中的任盈盈很像，就自作主張把自己當令狐沖了。不過不到半年我就不喜歡她了。因為有天上學路上看到她在路旁買烤地瓜吃。任大小姐怎麼能幹吃烤地瓜這麼俗的事兒啊？我一下子就不喜歡她了。

我的XX歷史因此在大學的頭兩年純潔的宛如一張白紙，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這方面的問題。多年後無聊的時候偶爾和楊亦凌標榜自己曾經的純潔如水，她總是充滿不屑地說，“陳北同學，你可真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