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出嫁前就在村子中擔任過婦女幹部，結婚後，由於環境的改變，生活負擔加重，而不得不推掉了這副擔子。回到了祖父的村子後，媽媽在眾人的推舉下不得不再擔此任，作為婦女幹部，一方面要帶領婦女們下地幹活，另一方面還要經常到公社和縣城參加會議，回來向婦女們傳達上面的方針指示，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去參加大大小小的批鬥大會。一來我剛剛回到這裡對周圍的小夥伴不熟悉，二來也沒有人在家中照顧我，那時爺爺已是八十高齡，於是，每當派母親到公社或縣城去參加批鬥大會，就不得不帶着我同去。我的父親給我和母親買了一輛非常漂亮的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一來母親從小就喜歡騎腳踏車，二來也為了母親時常帶着我方便。那時一輛新的名牌自行車，往往要花費父親幾乎一年的薪金，在我們那個村子裡是極少有的稀罕物，經常有人家為了相親或嫁女而借用自行車，每當母親騎着腳踏車帶我到城裡玩，那是一件相當美好的事情，有如現今年輕人駕着跑車在大街上兜風一樣的自豪。媽媽騎着腳踏車將我放在前面的小椅子上，我們一邊走，我一邊好奇地向母親問東問西，很是愜意。然而批鬥會上那些殘忍的畫面和血腥的場景，往往會深深震撼我這個五六歲的孩子，被遊街示眾的人，有的頭髮被剪得亂七八糟，有的帶着高高的帽子，足有一米來高，帽子上用黑墨寫着：我是“大壞蛋或反革命X X X”，名字上用紅墨打着大大的十叉，有的還在脖子上掛了一串破鞋或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游完街就將這些人帶到某個地方進行公開批鬥，大家在某個紅衛兵的帶領下，高喊着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口號，聲討着這些牛鬼蛇神們的罪行。他們則要彎腰九十度向毛主席、黨中央和勞動人民群眾低頭認罪，很多人由于禁不住長時間的彎腰，慢慢地直起腰來，那些紅衛兵就在他們的後背上放上一塊大石頭，腰彎的角度不夠大，石頭往往會滑落下來，少不了挨紅衛兵小將們的皮帶一頓亂抽，直打得皮開肉綻，有時也會給他們在脖子上掛上磚頭，強迫他們低頭彎腰認罪，經常有人挨不住長時間的折磨，一頭栽倒在地，就再也沒能起來。每次回來的路上，沒有了去時那些好奇的問題，翻來覆去的問着媽媽同一句話，那些人為什麼會挨批鬥，紅衛兵為什麼會如此殘忍地對待那些在台上遭批鬥的人，媽媽不知道如何給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解釋清楚這場殘酷的文化革命，就用簡單的一句話回答我：他們做了錯事，並囑咐我千萬不要做錯事，一旦做了錯事就得離開媽媽，像他們一樣被批鬥。每當參加完批鬥會回到家中，天黑下來的時候，白天那些恐怖的場面，會使我不敢獨自呆在裡屋內，而是揪着媽媽的褲腿，跟着媽媽在外屋做飯，生怕被什麼人將我抓去，離開媽媽遊街示眾挨斗批判。我的性格在這種大環境下，不知不覺中發生了改變，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先問問媽媽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不敢輕易冒然行動。我敢做敢當、頑皮好動的性格依然還在，只是頑皮中多了一份謹慎，做事中學會了思考。這種改變，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對我以後的人生或許是一件好事。

    童年時光在這個動盪的年代中，就這樣悄悄的溜走了。雖然在這期間懂得了什麼是血腥，明白了什麼叫殘暴，知道了恐怖的含義，雖然頑皮得過頭闖過不少禍，雖然父親不在身邊，又無兄姐弟妹們相伴，經常感到孤獨寂寞，但是在母親的百般呵護下，對我而言，童年依然是幸福而美好的。在這期間我很少見到父親，一來父親在外地工作離家較遠，二來文化大革命也使得父親不能隨便的回家喝我們團聚。每年寒暑假，父親才能回來和我們小聚些日子，長期的分離，使我們父子有一些陌生，父親每次回來都會給我帶很多好吃的食物，還有新衣服、新玩具、新的小人書，一方面使得父親彌補做父親的責任，另一方面也為我在農村的艱苦生活做些改善。每次當我們剛剛熟悉了一些後，歸期已到，不得不讓我們父子繼續品嘗着分離的那份苦澀。就這樣反反覆覆的重複了二十多年，直到我大學畢業分配到父親身邊，我們父子才開始逐漸修復這個殘缺的情感，但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有了那末一點起色，一直到我也已然到了為人父的年齡，才深深理解了父親的感受和難處。我父親不多言不多語，是一個腳踏實地，善良正直，也很單純的人，單純的甚至有點不懂人情世故。我們父子的關係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親密，他對我後來的工作和生活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理解。雖然我眼中的父親，不能和母親一樣的偉大，但也慢慢感受到了父子之情，在後面的記敘中，你會了解到我更加真實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