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蘿西是學中文的德國人，我們的相識是因為阿眉的介紹，為了我們中文德語的互幫互學。阿眉是我在德國語言學校的同學，台灣人。阿眉有一頭濃密自然的捲髮，那時她剛從台大社會系畢業。我們在語言學校時交往並不多，因剛出國，我對隱約的意識形態的隔絕比較敏感。此外我們也不是很能玩到一塊，我們幾個大陸的同學剛出國都很節儉，而阿眉他們家裡每月供着，平時有閒錢去坐咖啡廳和酒吧，好像立即就融入社會了。

我上語言學校是德國基金會交學費和住宿，另有八百馬克生活費，再扣掉醫療保險和學校包伙的費用，發下來就只有四百馬克。當時對於女生的醫療保險是男生的兩倍非常氣憤，好像是因為女生有可能會生孩子。其實已經是很不錯了，食住之外還有零花錢，可以專攻學習。但我和老公在國內都一窮二白，自力更生，出國前在研究所里能借錢的地方都借了，共借了六百美元，四百馬克，若干英鎊和比利時幣，主要是用在路費。我導師告訴我他的六百美圓可以緩緩，但別人的債，也是通過導師的介紹去借的，就要儘早還。記得當時德國一封信就得貼幾馬克的郵票，打電話就更貴得像要吃人。我生日時給老公打個電話，叮叮咚咚的塞零錢，話也說不出，幾聲抽泣花掉我二十五馬克，完了更加難過，倒主要是為那些錢不值了。好不容易熬到進了實驗室才比較寬裕，每個月的工資居然比德國的博士生還高三百多。

我還記得那時與燕一起下山去買節日大削價的東西。我花了十個馬克買到一雙很暖和舒適的中筒靴，一隻七號，一隻七號半，但我的腳並感覺不出有什麼大小差別。燕回學校把我買鞋的樣子講給兩個北京的小男孩聽，他們確實是小，都是剛高中畢業，我心裡覺得比他們大半代的。燕有時會去跟他們玩牌，借個磁帶什麼的。我最初聽《戀曲９０》就是他們的帶子。此後很長時間，他們都會繪聲繪色的描繪Ｆｒａｕ加愚如何的把頭埋到鞋堆里去翻尋，倒像他們親眼看見的。我只是不介意的微笑着，那雙鞋我很喜愛的穿了好幾年，直到它們壽終正寢。

我和阿眉語言學校後到了同一個城市，但如果不是來自澳門的熱情洋溢的麗莎，我們在這個大城市恐怕面也見不到。麗莎在語言學校結業後，回澳前到分散各處的同學那裡借住遊歷，這樣就把我和阿眉重新帶到一起。

阿眉是在大學看到多蘿西尋學伴的條子後與她聯繫的，之所以還搭上我，是因為多蘿西只想學簡體漢字。我們三人在後面的幾年裡幾乎每月見兩次面，輪流在一家做飯聊天，關係親密。

阿眉家在台南，她是家裡的幺女，父親是山東去台的老兵，當時已經七十多歲，她有幾個兄姐，其中二哥是個有錢的生意人。阿眉父親是個言必稱黨國的古板軍人，母親是台灣本土人，比父親年輕十好幾歲。阿眉的一個大學同窗好友，畢業後不久就嫁了個富人，不僅出資讓阿眉回台參加婚禮，出去喝茶還會給去的朋友們一人一個名貴手袋。好友還說要給阿眉介紹金龜婿，但阿眉說，其實她的那種生活又有什麼意思，才二十三歲就看到了自己的一輩子了。阿眉是想要看世界的，想經歷生活。但媽媽的手牽着風箏的線，常常讓阿眉的內心掙扎。過年和生日時她最怕接電話，因為媽媽總問歸期。

阿眉有過一個德國男朋友，後來分手，期間沒有告訴過她媽媽。到我快走時又有一個新男友，正是剛開始，所以我沒有見過。兩年後他們結婚了。據多蘿西說男的是一個富有而且年輕英俊的建築師。想來媽媽到底鞭長莫及吧。關於台海，阿眉是想維持現狀的，她怕獨立會引得大陸攻台，但我們之間還是很和平的。倒是後來我老公到德國，與阿眉一談統獨，劍弩拔張，滿屋子硝煙瀰漫。我老公是徹頭徹尾的軍事主義者，而我是越來越泛和平主義了。

意大利同事米勒是四兄弟中的老大。他的二弟史德凡十幾年前留學美國，娶了一個台灣姑娘，名字是妃。他們結婚前去意大利時曾繞道去德國看望米勒，米勒請了我去陪他們吃飯，知道我的台灣朋友阿眉，希望我也會喜歡妃。史德凡輕鬆詼諧，與米勒的內斂拘謹大不相同，妃雖表現輕巧，對我的態度卻很冷淡，特意迴避的樣子。也許在美國的台灣人與在歐洲的不同？米勒後來覺得不妥，我告訴他不用在意。我幾年前搬來美東時史德凡和妃已經從波士頓搬到了休士頓，所以我再沒有見過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