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評

城市新貴族與奴性崇拜－－以《上海寶貝》為例李星良

摘自《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第5期

　　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藝中，隨着現實主義思潮影響力的減弱，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濃厚“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生活作風和創作時尚。隨着這股浪潮而來的是各種小報、網絡新聞、街頭書攤的喧囂，和形形色色的自命不凡的炫耀和爭吵。這一切在《上海寶貝》所塑造的人物身上有集中的、生動的表現，很值得回味。

缺乏自信的價值觀和審美觀

　　這是一群典型的城市女性，從現代市民社會享樂、浮誇的生活中直接產生出來。她們沒有歷史，小心地迴避一切可能使人想起歷史的話題；沒有傳統，直接繼承了現代西方發達國家遠離傳統的生活；沒有政治，在她們的生活中只出現她們所在的特殊階層，決不涉及到與其它階層的關係。這是一批“醉心貴族的小市民”。

　　說她們是貴族，因為她們的不勞而獲、飽食終日正符合貴族的寄生特性。在對勞動的鄙棄、對物質享受的追求，以及對藝術、時尚等的虛偽愛好方面，她們遠遠超出資產階級，直達貴族。說她們是小市民，因為她們實際上不是貴族，也不是資產者，而是“白領”，或者是想象中的“白領”。她們的貴族觀念無非是資產階級的享受加上貴族的懶惰。她們不了解歷史，特別是法國貴族的歷史，也不理解真正的資產階級，她們幻想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用資產階級的鈔票過上法國貴族的生活。這種對資產者和貴族的效仿，充滿了小市民習氣。她們事實上對自身人格和信仰的貶低，表現出對本階層世界觀和價值觀的不自信。

　　她們對價值、時尚、美的理解，由於炫耀的需要，變得笨拙、破碎，反而低於大眾的水平。普列漢諾夫在《論藝術》中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塞內岡比亞，富有的黑人婦女故意穿著蹩腳的小鞋，因為她們不勞動，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僅僅由於與勞累（因而也是貧困的）的婦女的步態恰恰相反，所以才獲得意義”（普列漢諾夫：《論藝術》第1分冊，第82頁，三聯書店，1964年）。那些《上海寶貝》中的女性群體的價值觀、審美觀也大抵如此。這本書徹底避開政治問題。小說中展示的生活環境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只是那些能展示這個階層的熱切欲望的住宅、酒吧、櫥窗等，而凡是涉及中國真正的市民社會的地方，作者都一筆帶過。對於生活環境的真實狀況，則極力加以掩蓋。如作者（即小說的自述者“我”，下同）曾提到火車站廣場在雨中徘徊的民工，但他們仿佛不屬於這個社會，他們只是另一個世界的匆匆過客。作者向讀者展現的是一副拼湊起來的富有、祥和、文明（其實是西方的腐朽文明）和由於過於悠閒而迷失了方向的頹廢社會。但小說作者煞費苦心營造的“頹廢”氣氛卻是沒有閱歷、沒有歷史、缺乏現實感的被誇大了的空虛，是一種用來炫耀的藉口。這種“頹廢”由於歪曲了現代市民社會的形象，也必將使市民社會受辱。

　　這個群體對自己的社會價值、生存意義極不自信，對自己的社會性質也很敏感：“某種意義上，我的朋友們都是用越來越誇張越來越失控的話語製造追命奪魂的快感的一群紈絝子弟，一群吃着想象的翅膀和藍色、誘惑、不惹真實的脈脈溫情相互依存的小蟲子，是附在這座城市骨頭上的蛆蟲，但又萬分性感，甜蜜地蠕動，城市的古怪的浪漫與真正的詩意正是由我們這群人創造的”（衛慧：《上海寶貝》，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4－235頁，以下引用均出此書）。

病態的幻想和誇耀

　　作者對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渴望、羨慕、崇拜達到了病態的地步。小說結構的安排、小說中人物的言談舉止極盡模仿、粉飾、渲染之能事。小說每一章的開篇都是以一位外國作家的名言開頭的。比如，作者在第一章引用了喬尼·米切爾《獻給莎倫的歌》中的話：“生幾個孩子”，“為自己找一個慈善團體，幫助窮人和病殘者，或者投入時間改善生態環境”。可我們看不出這段引言和她要寫的東西有什麼聯繫。我們且稱之為“裝飾性引用”。小說的最後一章引用的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小說結尾老太太的問題“你是誰？”的真實含義，無非是說“你變了，我認不出你了”，而這也和笛卡爾毫無關係。

　　在對西方文化的幻想中，作者陷於幻覺，恍惚中認為自己就生活在歐洲的某一個地方。難怪上海的陽光像“潑翻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城市裡的景色則“像歐洲電影裡的一種情緒”。她喝的是“三得利”牌汽水，用“媽媽之選”牌色拉乳做水果色拉。當然，“德芙”牌黑巧克力還有助於啟發靈感（第23頁等處）。我們這些笨拙的讀者大概可以猜到“MONO”是一種唱片，因為作者把它放進唱機後，那“傷感、潮濕、冶麗的女聲在法國舊式電影音樂般的背景中慢慢浮現出來”（第38頁）。

　　作者一定要把她的朋友“天天”打扮得像個洋人。天天的手“不得不放下”的肯定是“一本英文雜誌”（第37頁）。他畫得很好，“有點像莫里迪格阿尼，或者馬蒂斯”（第45頁）。讓我們看看天天出行時行李箱中放的東西吧：一條“Tedlapidus”牌香煙（小說作者註：似乎只有上海某些專櫃才能買到），吉列剃鬚刀、漱口水，七條白色內褲，七雙黑色襪子，一個“Discoman”，狄蘭托馬斯詩選，達利日記，《希區柯克故事集》（第86頁）。可我們看過小說後，不得不說天天是“白痴”。

　　一般來說，作者與人見面的地方說不定就是“Paulaner”（第38頁）一類的地方，喜歡的去處大多是“西方60年代的那種狂歡的詩歌沙龍”（第40頁）。她的女友肯定有人穿黑色“Chanel長裙”，而男友則肯定有人穿“Gucci西裝”（第50頁）。而男女見面不是來個“法國式親吻”就是“意大利式擁抱”（第58頁）。

　　與作者做愛的老外的體毛也的確不同於國人的體毛：“身上那無數金色的小細毛像太陽射出的億萬道微光一樣”（第60頁）。不僅是外國人的體毛比中國人的好看，外國人的狐臭也比中國人的狐臭富有詩意：“我可能是真的喝多了，頭靠在馬克的肩上，嗅着來自北歐大地的花香和淡淡的狐臭，這種異國的性感體味也許是他最打動我的地方”（第99頁）。最要命的是西方的文化背景成了性愛的必要背景：“在昆汀·塔倫蒂諾的暴力片紅色背景下互相撫摸，在烏瑪·瑟曼呻吟聲和約翰·屈伏塔的槍聲里一起入睡。”（第37頁）。

　　其實作者對自己這種虛偽、造作、充滿虛榮的拼湊很清醒，所以她在第14章的開頭說了真話，“我對這部小說產生了某種隱憂，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在讀者面前最大程度地隱藏起來”（第91頁）。不過這只是一時的清醒而已。

對自己和所屬階層的肉麻美化

　　作者說自己的聰明“不可理喻”，就是說是個天才。為了證實這一點，作者在小括號里注釋到“專業精通，喜怒無常，只要看過開頭就猜得出任何一部電影或一個故事的結尾”：這是用導演和小說家的愚笨和拙劣來證明自己的聰明。說起自己的長相，更是大言不慚：“我算得上春光灩漣的小美人”，但不是中國女人的美，也不是上海女人的美，而是“有一雙日本卡通片裡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個如可可·夏奈爾的長脖子”（第16頁）。

　　對西方的崇拜，使她對上海人（進而是中國人）的看法陷於幻覺，產生了自己就是西方人的感覺。當她看到白痴天天時，就覺得“他看上去像古希臘月光海島的美少年”；看到女友硃砂時，感到“硃砂看上去神采奕奕，穿着淡紅的細肩帶裙子，有點像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莎翁情史》中的格溫尼斯·帕爾特羅……”（第216－217頁）。可見，作者的“人”的標準就是西方白種。

　　對自己的知識修養的吹噓，更是充滿了小文人的酸臭氣：我是“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頭頂”，“墨水充滿了我的肚子”（第17頁）。關於自己的藝術修養，作者說父親“在我3歲的時候就訓練我欣賞‘波西米亞人’這樣的歌劇”（第18頁）。其實這一點倒完全可能，也不稀奇，因為3歲兒童有的是一顆良莠不分的頭腦。

　　作者認為，她的活動圈子裡的任何人都不可小看。作者通過白痴天天的口告訴讀者：“有一次我還聽到你和蜘蛛在討論存在主義和巫術”。就連蜘蛛這個混跡江湖的人也能討論“存在主義和巫術”，可見：一，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普及；二，女人對哲學的理解。從小就懂得西方音樂、藝術，並能輕鬆談論存在主義和巫術的這一群人，她們的生活也一定很高雅吧！其實，恰如辯證法所言，高雅與庸俗並存。她們經常出沒的酒吧是“一個歷來以搖滾人云集的出名的酒吧，有無數長發或短髮的面有病容但屁股繃得緊緊的樂手，他們比賽彈吉它的速度也較量追求漂亮女人的手段。這裡的女人（小說作者註：Groupie或稱骨肉皮），都有好萊塢女星般圓圓的胸脯，至少在某一方面能吸引混在音樂圈裡的壞胚子們（小說作者註：有錢、有才、有身體等等）”。在這樣的環境中，藝術家的光輝形象消失了，實際上展示在藝術崇拜者面前的是這樣一幅畫面：“鼓手在四合院裡圍了一個小溫室，溫室里據說正栽培着大麻。一群人喝酒、聽歌、打麻將、玩電腦遊戲、跳跳舞，談談情”（第106、109頁等處）。

作者的社會身份

　　作者生活在能給她帶來“從十里洋場時期就沿襲下來的優越感”（第1頁）的城市。就她言行動機看，是個渴望不勞而獲的現代寄生蟲。這從主人公關於“愛”或“性愛”的幾條理由就可以看出來。愛的第一條理由，是由於男人“頎長英俊”的外表（小說作者知道這是歐洲貴族的特徵）。愛的第二條理由，大概是被她發現了的秘密：這個男孩的母親在西班牙的一個小鎮上開着一家“非常賺錢”的餐館。愛的第三條理由，是為施展陰謀所必需，因為僅靠自己的勞動，只能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才能成為資本家，而且決無成為貴族的可能，所以要擁有資產階級和貴族的享樂生活就必須施展陰謀。作者在第3頁說：“我天生就是那種容易被悲劇和陰謀打動的女孩”，並直截了當地宣布：“我”喜歡陰謀，“凶兆、陰謀、潰瘍、匕首、情慾、毒藥、瘋狂、月光都是我精心準備的字眼兒”。

　　作者所代表的階層，就是“小資產階級”中熱望能爬升到資產階級或貴族的階層。她們事實上所具有的市民性質的生活，只能在生活失意的時候，才能使她們表現出憤世嫉俗，或對下層勞動者表現出同情。一般來說，她們對下層社會的悲慘生活心存恐懼，害怕自己不幸跌落到這個階層。因此，在大多數時候，她們會警惕地把自己和下層社會區別開來，儘管有時候只是在幻想中使自己脫離這個階層。更多的時候，她們往往比別的階層更厭惡下層社會，因為這個生活在惡夢中的階層，離她們只是一步之遙。“可說實話，我不太喜歡公寓周圍那片居民區”（第2頁）。而那些在火車站廣場上，在“雨中徘徊”的外地民工就更加可怕了，所以主人公在送白痴天天去海口時，就提醒天天“放好身份證、牡丹卡、IC卡、車票”（第87頁）。這也是本書唯一一處提到這個階層的人最不願意提及的，唯恐逃避不及的體力勞動者階層的地方。

　　作者極力標榜自己的貴族身份。旗袍是在蘇州絲廠“定做的”（她不定做也可以買得到合適的衣服，為了顯示貴族氣息，就捨棄現代的生產和交換帶來的方便，親自跑到蘇州定做衣服）。馬克的“古董西服”，“憑空藏着昔日貴族氣”（第27頁）——“憑空”就是說貴族氣是一種主觀任性，是赤裸裸的主觀臆想。

　　作者對“中產階級”的嚮往溢於言表。“那些漾溢着中世紀中產階級情調的生活場景一直是我好奇而嚮往的”（第80頁），——儘管說“中世紀中產階級”犯了常識性錯誤，但並沒有掩蓋自己的真實想法。作者認為這個階級的代表性趣味是“上海特有的輕佻而不失優雅的氣氛”（第13頁），這個階層的作風也應是“上海中產階級”“有主見的典範”（參看第129頁）。

　　有閒階層的特點是沒有歷史感，也不用回憶歷史，因為他們出生在幸福、祥和的環境，他們的這一天和過去、未來的任何一天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歷史甚至不同於資產階級的歷史，因為資產階級有着一個艱難的成長曆程。他們的世界觀就是平凡的享樂，市民社會羨慕的目光中的風頭，就是丟掉一切可能威脅眼前幸福的觀念和行動。因此，作者想“丟掉年輕人特有的憤世嫉俗，讓自己真正鑽進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蟲鑽進一隻大大的蘋果那樣。”（第13頁）——聲明自己是蛀蟲，這種坦白說明了什麼？

　　要認識這個階層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只要看其成員所青睞的商品的屬性就行了。她們的生活方式不是在自己的本性中找到的，而是在圍繞着她們的昂貴的、時髦的、能夠表現金錢魅力的消費品中形成的。她們早上化着不淡不濃的妝，坐空調巴士或出租車去office”；中午在裝潢洋氣的咖啡館和小餐館吃“白領套餐”；晚燈初上的時候，“邁着貓步”走過淮海路“陳列着世上頂尖名牌的櫥窗”。她們的臉上常有“淡淡的倦意淡淡的滿足”（第114頁等處）。在她們的生活的全部構成中，行動的不是軀體，不是思想，而是消費欲望；富於表現力的不是自己的創造，而是引起消費欲望的商品。這麼說，在她們的生活中，真正的生命不是金錢嗎？

　　這個階層的理想社會是個天國，人們生活在雲霧之中，每天都有人送來金錢和美女，伸手可以摘到樹上的仙桃。但是，從這個天國的某一個小窗口，還是可以窺見這個天國的僕人，那就是“火車站廣場”上在“雨中徘徊”的“外地民工”（第87頁）。對於這種忙碌的享樂生活，作者感到“永遠消除不了的虛無感”（第103頁）——這種虛無感，倒不如說是恐懼感，因為這種享樂生活是建立在“陰謀”之上的，而且那些在“火車站廣場”的雨中徘徊的“外地民工”不是在威脅着這個幸福的社會嗎？那種明白的現實不是在戳穿自己的幻想嗎？對空虛的治療，用“精神分析克服絕望”（第103頁），這些對付空虛和絕望的辦法，對那些在火車站廣場徘徊的外地民工來說，不是個莫大的諷刺嗎？

寫作目的

　　關於寫作目的，不同時期的作家有不同的說法，同一時期的不同階層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說法。傳統作家的寫作目的無非是“不平則鳴”了，“反映現實”了，“熱愛生活”了，“對土地、人民的愛”了。這個階層的作家的寫作目的呢？是一種滿足，是對自己隱晦情慾的滿足。滿足的方式也與眾不同。作者坦白地說：“我用一種略帶噁心的熱情滿足了自己，是的，永遠帶着一絲絲的噁心。別的人用家破人亡，顛沛流離，來激勵自己寫出一部部傳世經典之作，而我呢，則是塗着上好的‘鴉片’香水，七天七夜幽閉在Marily nson毀滅性歌聲里自娛着沖向我的勝利”（第168頁）。作品的好壞，自然用不着讀者來評判，更用不着尖酸刻薄的評論家了。因為，對這類作品的鑑賞要用人體的某些器官。“看你的小說像經歷一場……”，作品中性慾亢奮的“教父”說：“像經歷一場美妙的性交”（第182頁）。

　　……

我們還是用作者和她的朋友兼讀者的對話來結束對小說的賞析，並提請讀者注意以下幾點：一，讀者對作者“頗含深意”；二，“文如其人”；三，界定作品的“市場定位”；四，“女性讀者會有敏感反應”。

……（教父）“他頗含深意地盯了我一眼”，說：“那種文本閱讀具有誘惑性，尤其是對於受過高等教育那一層次的讀者而言。”

“文如其人嘛。”某讀者插嘴。

“您作品的市場定位可界定在高校學生和白領階層當中，特別是女性讀者會有敏感的反應。”（第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