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記得的事情很少。有些是因為長大點後，父母常聊起，才記得的。

真正自己記得的就那麼一兩件吧。

5歲半多跟母親回老家鄉下住了2年多， 在農村的日子很快樂，那些快樂的日子都記得，一直到現在都很想念着。

我2歲多的時候，大人上班都要早請示，晚匯報的。

我也有一本巴掌大小的毛選語錄。

我比爸爸還要積極早請示，晚匯報呢。

聽父母說，我從來都不遲到，總是最先去站好位置了，風雨無阻的。

家在父親單位的院子裡，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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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父親就被揪斗，剃了陰陽頭，遊街示眾。

但是，還能被放回家來。

母親也沒了工作，家也沒了。

被迫逃到附近另一個城市，父親教書的學校的舊址，

住進這個廢棄了的舊學校禮堂的小售票室。

那時候非常亂，而這個舊禮堂是比較偏僻的郊區。

我父親安頓好懷着妹妹的媽媽和只有4歲的我

就回原單位繼續挨批鬥去了。

不久，他就進了監牢。

這些都是後來聽大人說起的。

我記憶深刻的是，

我們在舊禮堂售票室生活的經歷。

那時候武鬥很多，一個人被亂槍打死了，

那幫人把死人置放在我們住的禮堂舞台上。

用紅磚圍一圍 ， 再無人過問了。

整個禮堂只住了我們一家，確切說是半個逃難的人家：

33歲的年輕媽媽和一個4歲的我。

我媽媽不敢出門，出門又不敢回家。

我們母女相擁而泣， 或者說媽媽抱住年幼的我，從我那裡得到一點勇氣和力量。

記得母親在沒有丈夫和其他親人在身邊的情況下，

一個大雪天，生下我妹妹。

媽媽背着妹妹去做臨時工，把拆屋子的紅磚，敲掉沙灰再利用。

這些苦難，父母說起來就像是別人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