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君彥: 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一) |
| 送交者: 社區螞蟻 2004年02月24日13:31:32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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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
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寫文章、出書或接受訪問,凡提到她和我離婚那一段往事,總說是已故毛澤東主席叫她離婚的。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是這樣對她說的﹕「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風雨情》)我當時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話說我們離婚的事,真是聞所未聞。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導致她離婚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男方,並把自己在「文革」一開始就紅杏出牆的事實完全掩蓋了。 我不再沉默 自1993年起,不時有燕京大學的老同學把章含之文章中有關和我離婚的段落複印後郵寄或傳真給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對離婚一事顛倒黑白的說法。我忍不住對女兒說﹕「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訴你媽,她寫她和喬冠華的忘年戀怎麼寫都可以,與我無關。但為什麼要把我扯進去﹖而且她把離婚的事實真相顛倒了。」洪晃說﹕「爸,你也可以寫一篇〈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當時我之所以沒寫,基於兩個原因﹕一是我實在不願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儘管知情者均為我鳴不平,要我寫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沒提筆。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兒說醫院已發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舊時夫妻一場就作罷了。 但是,此後章不斷出書、上電視、出訪談錄,凡談到我們離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複她定的調子。有時還說得更離譜,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還有人推波助瀾,以訛傳訛。有個別毫無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為藍本,抄襲、編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嘔的情節,故事愈編愈荒唐,竭盡造謠、誹謗、醜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秩∶Y果卻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潑,在我身上加踩幾腳。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離婚真相的同學和親友大有人在,他們統統為我鳴不平。他們催促我說﹕「謊言重複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講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遊,一位敬重我的學生對我說﹕「洪老師,你一定要寫出事情真相,你寫了對我們學生也是個交代。」 如今我已年過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憶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時仍然徹夜輾轉難眠,好幾次想擲筆作罷。但是,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到底誰是婚變的始作俑者﹖到底誰是婚變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隱瞞地寫出事情真相,才能給所有關心、愛護我的人一個交代。 「文革」帶來災難 談到我的離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文革」一開始,北京大學首當其衝。造反派首先把矛頭指向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校系兩級幹部中揪出一大批陸平黑幫。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當作陸平黑幫揪出來了。有大字報揭發我是「陸平黑幫五大白專標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確升得比較快,1959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經濟,我在北大經濟系參與創建了世界經濟專業, 並擔任了世界經濟教研室主任。27歲就當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論資排輩的年代,這種情很少見,於是到「文革」來臨我就遭殃了。有大字報揭發說﹕陸平重用洪君彥。陸平提拔我當教研室主任時,有人反對,認為洪君彥年紀太輕,不適合擔任正職,可安排副職,正職先空缺。但陸平堅持說年齡不是問題,只要有學問就可以當教研室主任。那時造反派給我羅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又當上了小領導,理所當然地被劃為混進黨內的「走資派」。我當時是教美國經濟的,我曾經在課堂上講﹕美國的生產力發達,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擁有汽車……這些言論被說成是「否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美化美帝國主義」。我被定性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有人無中生有地說我同意儲安平「黨天下」的反黨言論,給我扣上一頂「漏網右派」的帽子。把這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處境可想而知。 當時的我,從早到晚都活在恐懼中﹕白天被關在小屋裏寫檢查,或者被押到校園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連的一批又一批紅衛兵圍鬥。紅衛兵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反動血統論批鬥我,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們一邊向我吐口水,一邊高舉緊握的拳頭喊口號,用皮帶抽打我。晚上我拖疲憊不堪的身軀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鬥。如此日復一日,在一輪又一輪的批鬥中我受盡凌辱和折磨。因為文化大革命來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暈頭轉向。我當時不明白,時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這樣一個歷史清白、要求進步的青年教師,到底犯了什麼滔天罪行要受到這樣的懲罰?鏞記得第一次被紅衛兵拉出去批鬥,坐「噴氣式」時我知道大禍臨頭了,感到十分驚慌。後來一次紅衛兵批鬥北大校長、黨委書記,也拉我去陪鬥。我向周圍望一眼,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壓壓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統統都有份,我稍為放寬了心。但是心裏卻在嘀咕,為什麼連我這個青年講師也不放過﹖ 抄家連累岳父 此後厄囈吁嘍粒仁翹覡庩栴^,後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園裏遇到一位也在受審查的校領導,兩個人打了個招呼。冷不防幾個紅衛兵衝過來,說我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兩人都剃了陰陽頭。紅衛兵還勒令我們不准理髮。按一般人的理解,當時被剃陰陽頭的都是罪大惡極的「地、富、反、壞、右」。如今自己頭上剃得一塊黑一塊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壞人」,誰見到都可以批一頓、打一頓。這種侮辱給我的心理壓力太大了。我覺得沒臉見人,一直戴帽子。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經濟系裏幾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輛大卡車,幾十個紅衛兵把卡車擠得滿滿的。他們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彥的口號,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駛去。我預感到要出大事,顯然紅衛兵要抄章士釗的家。頓時我的腦袋轟地一下,像要裂開似的。那年章老已經85歲高齡,怎經得住紅衛兵的折磨﹖我懷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紅衛兵先批鬥我,那時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聽不清究竟批我什麼。緊接紅衛兵對章老嚎叫﹕「滾出來﹗」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紅衛兵用皮帶恐嚇,要老人低頭。章老顫巍巍地站,就是不肯低頭。紅衛兵折騰一番後開始抄家,他們擁進屋裏,翻箱倒櫃抄出許多古舊書畫。他們把搜出來的東西扔得滿院子都是,然後拚命在舊書畫上踐踏,聲嘶力竭地喊叫,說這是「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後來當紅衛兵抄到毛主席給章士釗的幾封親筆信時,一下子傻了眼,態度突然緩和下來。幾個紅衛兵頭頭竊竊私語,接在大門上貼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標語,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號聲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時分,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電話詢問岳父在家裏是否安好﹖我當時真怕年邁體衰的老人家出事。 過了幾天,星期六我回家,見到岳父時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話就說﹕「君彥我連累了你,我當教育總長時,根本不知魯迅為何人﹖現在紅衛兵批判我,是我連累了你。」我頓時感動得淚流滿面,我說﹕「爸爸,您說反了,是我連累了您。」自從我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後,心裏就想﹕紅衛兵怎麼樣糟踐我不要緊,千萬別殃及我的家人。可是這次抄家還是把老人連累了。雖然章老沒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寬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續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兒洪晃在上海接受訪問時也提到這件事﹕「父親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對他是災難性的,史家胡同51號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為他。洪晃還記得那時他對爺爺章士釗說﹕『「我連累您了。』爺爺說﹕『不,是我連累你了。』挨批挨鬥時爸爸都沒有哭,一聽此話淚一下子流了出來。」(《上海電視》周刊2003年7月第27期﹕〈洪晃幾年未見凱歌了〉) 章士釗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對人寬厚。在「文革」中章老對我的關心、愛護常常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那一陣我情緒特別低落,回到家裏總是沉默無言,有時唉聲嘆氣。他老人家看出來了,安慰我說﹕「君彥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開看得遠。將來實在捱不過去的話,我會向上面反映的。」這番話給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態度變了 也就是那個星期六,我第一次在親人間感受到人情冷暖。自從我被剃了陰陽頭後,我一直不敢脫帽子。即使回到家裏,因為怕嚇女兒也整天戴帽子。但洗臉時不得不脫帽子,卻不小心被當時只有5歲的女兒看見了。她嚇得嚎啕大哭,抱我的腿說﹕「爸爸,我不要你這樣,我不要你這樣。」我也哭了,把女兒摟在懷裏說﹕「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見到我卻用鄙夷的口氣對我說﹕「你看你這個死樣子,你還有臉回來啊﹗現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當時大為震驚,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擊最嚴重的時候,天天在學校捱鬥。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無辜的。你不僅沒有一句安慰我的話,卻用惡言惡語來挖苦我。這個女人心真狠﹗但我還是盡量設身處地為她想,試圖去諒解她。聽到這番話我強忍淚水,一言不發。我想﹕那天紅衛兵抄家她也受了驚嚇。再說她這個人最要面子,她認為我當時的種種遭遇是丟了她的臉,不免對我心存怨恨,才說了那樣絕的話。然而這句話卻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裏,因為她的態度與老人和女兒相比,太反常了。當時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處境,而與我相知十七載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絕情,怎能叫我不寒心?醰 由於當時我的處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裏咽。不過,那時我已朦朧感覺到﹕章含之對我的態度變了。 (之一.明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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