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 西方基督教文化講原罪,屬於性惡論;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主流講人性本善, 有失膚淺。 其實，儒家也並不完全講人性善，荀子就說人性惡。儒家的性善論始於孟子，實際上非常精微思辨，是對儒學的一大提升和哲學化，乃“前聖所未發”。

　　我們對於性善論的理解，大都是從《三字經》來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依照《三字經》的這句話，人性是指人天生本初的道德狀態。於是，許多人質疑說，嬰兒生下來乃是無知的，人性該是無善無惡;也有人說，幼兒就有惡的傾向、會搶奪、會撒謊...人性是惡的;又有人說，人一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是善惡雜陳……

　　其實這些都不是孟子所說的人性，甚至恰好是孟子所反對的人性的定義。要了解性善論的精妙，先得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對於定義沒有共識，兩千年來儒生才會各說各話，爭論不休。這些關於人性的爭論，早當孟子的時候，告子就和他槓上了。

　　告子認為“生之謂性”，荀子認為“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這也是人們通常理解的性。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也”;當時也有人以“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詰問過孟子;荀子說人性本惡。也就是說，幾乎我們今天關於人性的各種說法，當時都已經有了。

　　《孟子》裡記載的辯論，表面上看孟子說服了弟子。其實，孟子固然高明，告子也沒有錯。問題是他們各自說的是不同層面的“人性”。用不同層面含義的人性在辯論，當然誰都說服不了誰。最可惜的是，辯論了老半天，孟子甚至沒給“人性”下個清晰的定義。難怪後世的儒生面對群經要一代代地困惑下去。

　　《三字經》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普遍的啟蒙讀物，誤導了中國人對於儒家人性論的理解。按理說《三字經》的作者是個飽學之士，出現這種偏差可謂荒謬。但中國古人往往就有這種毛病，經書一本本，氣呀、理呀、道呀、德呀…… 玄之又玄;但這個聖人與那個聖人談的道、理常常是不同的東西，大家對於定義沒有共識，難怪兩千多年下來老是“言不順”。

　　什麼是孟子講的“人性”?首先，人性必需是人類的共性。但人的共性有多方面，“食色，性也”，嫉妒、驕傲、相競等等也都是共性，而這些特徵動物也會有。其次，人性還必須是人的特性，能把人與動物本質地區別開來的特質(essence)。這就是人的道德心，也就是孟子講的人性了。

　　換句話說，孟子講的人性，就等同於道德心。是應然，不是實然。它是ought, 不是is。是超驗的，不是經驗的。人性就是善，人性=善=良心，不善就不是人性;惡不是人性，是獸性。如同說良心就一定是善的，不能說有壞的良心;說人性，也只有善的層面的意思。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的意思。理解了性善論着重的人性的層面，就知道它甚至與荀子的性惡論並不相悖。

　　了解了孟子的性善論，就知道我們的日常話語如何深受孟子的影響。對於一個很沒有道德的人，我們說他“沒有人性”、“不是人”…… 如果不理解孟子的話，這樣的說法就有毛病了：惡人也是人，怎麼可以說惡人“不是人”?人生來就是會幹壞事的，怎麼說惡人“沒有人性”?可是我們都習慣了這種說法，沒覺得有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孟子的話語，說明我們的文化思維和道德觀都浸淫着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為什麼要高抬人性?為什麼非要形而上地講性善?西方有深厚的宗教傳統，西方人的道德根據，來源於神的誡命。如果沒有上帝，道德秩序似乎就要崩潰;於是有 “上帝死了，一切皆可能發生”的恐慌。而孔孟講道德，不是由宗教的角度來講，乃是由人心的感動來講的。孟子由人的道德心來談人性，談人與禽獸的區別，藉由人性建立人世的道德秩序。

　　孔夫子收了那麼多弟子，每天嘮叨仁，倘若有學生問孔子：“仁固然好聽，我為什麼要追求仁?”孔子如何回答?他大約只能囁嚅着：“人而無仁，如禮何”。這樣的回答並不透徹。孟子就可以回答：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你還是人嗎?沒有仁，你和禽獸什麼區別?孟子花了很多口舌，反覆強調了人性、道德心、良心(本心)就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還是禽獸，你自己選擇吧!

　　性善論，是儒家文化的道德支柱，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是人文主義的光輝。它以道德理性的光芒，激發個體人格的自覺，去實踐仁義禮智的道德人生，灼煉生命的尊榮。雖然孟子的性善論對於人的道德自覺過於樂觀，但它決不是無視人在現實層面墮落的一種膚淺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