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全國一片砸爛公檢法的呼聲中，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已被關進牛棚一年有餘的“走資派”父親的問題又得以升級，他和母親被送到離家100多公里外的學習班去革新洗面。由於早已知道形勢不妙，最小的弟弟由於年幼不用上學和婆婆於2年前就回了老家，家中僅留下十餘歲的我和剛滿9歲的妹妹。100多公里，現在也就一兩小時的車程，可在當時對我來說，無異於海角天涯。

   由於走得急，母親來不及對兩個年幼的孩子做出妥當的安排，僅留下一些散碎銀子給她的一個要好的朋友熊阿姨，同時留下一句話給我：沒錢就去找阿姨要。

   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必須要承擔起安排我和妹妹的衣食住行。衣好說，能保暖即可，那時也沒什麼洗衣機，洗衣服都是手洗，洗得乾淨與否就不知道了。住也還將就，父母留下的2間房子還在。2年前已經由大房子搬進小房子了，暫時沒人趕我們出去。最困難的就是吃飯，這玩意兒一天得3次，少了還不行。餓一頓飽一頓自不用說，或夾生或燒糊也是常事,  還得自己去糧站買米,  糧站離家至少2公里，10斤米對10餘歲的我來說還是不輕的，不知要折騰多久才能折騰回家。這些都不要緊，最難的是我不會未雨綢繆，經常是缸中沒米，家中沒菜了才想起該買了，可如果遇見第二天是周末或節假日就只有餓肚子了.

 

   其實父母機關是有食堂的，父母親在家時我們也經常去買飯。但自從父母走後發生了那件事，我就再也不去食堂買飯了。

  記得那是父母走後不久的一個周末。剛剛當家做主的我工作經驗還很是欠缺，當發現母親走時留下的米沒有了已經是該做晚飯的時候了，買是來不及了，看着睜着一雙滴溜溜轉的大眼睛看着我的9歲的妹妹，我胸有成竹的說：沒關係，我們買飯吃算了。妹妹忽然變得興奮了：姐姐，今晚食堂賣肉包子。我英雄氣概十足的一揮手：買！

      食堂有兩個炊事員，一男一女；女的姓馬，是一個粗腳大手的有六個孩子的健壯婦女，她在連生四個女兒後再接再厲又生了一對龍鳳胎才打住，她與丈夫長期兩地分居，一個人拉扯大大小小一堆孩子實在不易，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能與另一個城市同樣是工人的丈夫調在一起，可當年一個工人要調動工作談何容易啊！另一個炊事員是一五大三粗的矮個子李姓男人，脾氣暴躁，吼聲如雷。當年機關人不多，沒有什麼鍋爐燒開水，幹部們喝的水都是由廚房每天燒兩次，上午9點和下午3點各一次，每天一到時候他便站在廚房門口一聲巨吼“打開水吃藥”。然後人們便三個一群兩個一伍提着暖瓶向廚房魚貫而入。

    妹妹自告奮勇去食堂買包子，飢腸轆轆的我等了約十幾分鐘，耐不住肉包子的誘惑往食堂走去，還沒到食堂飯廳門口就聽見裡面大聲喧譁:  “你個狗日的狗崽子還想買包子，你那走資派的爹和你媽的糧油關係已不在這裡了，你憑什麼來食堂買包子？”我快步衝進食堂，見我那個頭不高的妹妹，頭頂剛露過買飯的窗口，一手拿着個空飯盒，抽抽搭搭的哭着, 窗口裡面買飯的李姓炊事員將頭伸出買飯的窗口，正大聲朝她呵斥。我一手拉起妹妹，另一隻手順手拿過妹妹手中的飯盒，猛地朝李姓炊事員扔過去“你才是個狗日的狗崽子！”趁着食堂的人還沒回過神來，拉着妹妹就快速跑出了食堂飯廳。

    所謂糧油關係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當年每個人每月的肉油供應量是有規定的，每個人僅一份，人走糧油關係隨之結束，因為幹部和家屬子女的定量是不一樣的，例如肉，幹部每月一斤，家屬子女每月僅半斤。而油，幹部每月半斤，家屬子女每月僅二兩，所以食堂不接受家屬子女的糧油關係，家屬子女必須自己作飯。不知是我那心思不那麼縝密的母親忘了告訴我們，還是不明事理的我沒有弄懂"糧油關係"的深刻含意，而忘了母親的叮囑:  她走後即使有飯菜票也不要去食堂買飯菜，尤其是我們身份特殊。 

   回到家後，我茫茫然的坐了不知多久，自文革開始,這種在公眾場所受欺侮的事早已習以為常了，我不知為何此次反應如此強烈，或許是父母親不在家，或許是受欺侮的不是我自己。天漸漸黑了,可能是扛不住餓了，妹妹怯怯的問我：姐姐，我們吃啥子？我不得不站起來，從地上拿起僅有的半把黃葉菜，再去米缸中掃出最後一把米: “我們煮菜稀飯吧。”

   天已完全黑了，半鍋清水似的菜湯還在爐子上翻滾着。

    “砰砰”，有人敲門，妹妹去開了門，門口站着馬姓女炊事員，進門後,只見她拿出藏在懷裡的飯盒：二妹，我給你送包子來了。妹妹沒說話，只是看着我。“馬阿姨，我們沒有糧油關係”  我倔強的說。馬阿姨嘆了一口氣，將飯盒放在桌上，用她那粗大的手摸摸妹妹的頭，眼中閃着淚花：“大妹，以後有事到廚房來找馬阿姨"， 然後迅速的消失在黑夜裡。

   從那以後，在父母離家近一年半的日子裡，我再也沒有去食堂買過任何飯菜。

   文革後，馬阿姨調離機關，終於與分居二十餘年的丈夫團聚。

   李姓炊事員一直在機關食堂工作至退休，我們仍叫他"李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