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很好，決定推小女兒出去曬曬太陽，正好小學附近的森林旁有一條小徑，我就去那裡走走，碰到一群大約八、九的小孩，正在爬上爬下，遠遠地喊“BABY，BABY”頗為友好，他們的老師走過來和我說：“他們是特殊的孩子，他們的大腦受到過傷害，但他們一般都很喜歡小嬰兒。”我喜歡這樣的稱呼“特殊的孩子”，所以需要特殊的照顧。噢，喜歡小嬰兒，怪不得對着小女兒那麼友好地喊呢。一會兒功夫，老師就帶他們走了，他們一邊歡快地跑跑跳跳，一邊還在不停地喊“BABY，BABY”，看着他們遠去的背影，我又一次被這個國家深深地感動。

任何一個初來加國的人，都會被這個國家對殘疾人無微不至的照顧打動吧。且不說上有政府的稅務優惠和各種津貼，下有所有停車場超大又近便的車位。你到停車場轉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一個空車位，只有最近最大的殘疾人車位空着，可你也不敢停進去。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吧！你不敢停進去，也許是因為你有一顆體恤的心，也許是因為你怕罰款，據說罰款的數目還不小呢，動輒幾百加元。

此外，社區中心、圖書館和公共廁所，幾乎所有的地方，都有專門為殘疾人設置的特殊裝備和特別通道，他們可以盡他們所能地上廁所(誰都知道上廁所的重要性)、運動和讀書等等，圖書館還有專門針對殘疾人和老年人的送書服務。

許許多多的民間慈善組織也都在自發、自覺、自願地做着幫助殘疾人和病人的工作。在這個時間有價的國度，卻有那麼多人願意默默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為這個群體做一些事。許願基金會(MAKE A WISH FOUNDATION)幫助數以千計的病孩和殘疾小孩實現他們想去迪士尼樂園的夢想，讓這些飽受病魔摧殘的孩子能夠在那個童話世界一展歡顏；很多慈善機構在聖誕節期間都有專門的捐助項目，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得到一份聖誕禮物，可愛的聖誕老人尤其把病孩和殘疾小孩的禮物放在心上呢！

記得我第一次在這裡乘公共汽車時，車到一個站時停了很久，我才注意到是因為有一個坐輪椅的殘疾人要上車，司機正在啟用專為輪椅族和推車族設計的升降梯，待那位坐着輪椅的先生沿着升降梯緩緩上車後，司機自己又親自走下座位，幫那位先生系好輪椅族專用的安全帶，全車人就靜靜地看着這一切，而那位先生的表情是那樣得坦然，沒有一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時我的震驚不是用語言可以形容的，這一系列對殘疾人的禮儀，仿佛紅地毯之於總統，是那樣得莊嚴。他們就是這樣給了我一次震撼教育，而那位輪椅先生的表情更讓我琢磨了許久，一個社會要對殘疾人的尊重到了怎樣的程度，接受者才會有這樣的坦然呢？

我至今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在國內時看過的一台電視晚會，那是一個專門為希望工程籌款的晚會，有許多準備捐款的企業，也有那些失學或瀕臨失學的準備接受捐款的孩子，當主持人告訴其中一個小女孩因為有人為她捐款她可以繼續上學了，要她對捐款人表示感激時，那個小女孩感動地哭了。我卻怎麼也感動不起來，上學是法律賦予她的神聖權力，她不能上學，已經夠難過了，為什麼還有讓她在大庭廣眾之下扮演一個可憐的接受者的角色？對任何人都不應該這樣，何況她還是個孩子。小女孩的淚眼，是一個提醒，提醒着大家，我們在對人尊重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健康人的基本尊重和照顧尚且如此，更遑論對殘疾人？ 加國的殘疾人真可以說是無障礙通行，印着輪椅的牌子就是他們的的尚方寶劍。因着殘疾生病，他們的的生活不方便了許多；卻因着種種規章制度和人們的愛心，他們的生活又方便了許多，殘疾人和健康人的距離因此而縮短了。

很難想象在中國，殘疾人是怎樣上廁所的？又是怎樣上樓梯的？北京已經是大都市了，一切也在向國際看齊，許多人行道上也有專為殘疾人通過而設的通道，可我上次回國，卻發現上面停滿了車。

猶記天安門廣場的殘疾人通道第一次啟用的情形，是以前總書記鄧小平之子鄧朴方的輪椅的第一個通過作為標誌的，我知道鄧朴方為殘疾人這個群體做了很多事，可是以他的輪椅的第一個通過作為天安門廣場的殘疾人通道開始啟用的標誌，與其說是體現了對殘疾人的尊重，不如說是包含了一種尊重官本位、尊上媚上的意味。

中國人和西人相比，似乎更喜歡求全，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不同想法影響了他們對待完全和殘缺的不同做法，還是不同的現實強化了他們的不同想法？

西人對殘缺似乎沒有我們那麼在意。我曾不止一次聽到周圍的中國人甚至中文報紙議論過前任總理克里田的歪嘴，可他在加國政壇就歪着那張嘴馳騁了十幾年，參加國事訪問，大家也不覺得他在給加國人丟臉。

中國人的追求完全有很多的佐證。我們有“委曲求全”“求全責備”這樣的成語；孩子拿回成績單，即使得了95分，許多家長都會追問那另外5分是如何丟掉的；自己的孩子務求德智體全面發展，上名校，國內的獨生子女政策更是強化了這種傾向，只能有一個孩子，所以一定要保證這一個的完美，否則就是零，全或零，就是這麼簡單的公式。

學者周國平有過一個患眼底腫瘤的女兒，名叫妞妞。由於得了這個可怕的病，妞妞只活了一歲半，而且生下來沒多久，妞妞就瞎了，周國平在要不要給妞妞動手術這件事上猶豫了整整一年多，到最後已經錯失了手術的最佳時機。他痛析自己猶豫的真正原因是內心深處不願意接受一個有殘疾的女兒。可就是這短短的一年半的生命，妞妞可愛得都讓人心碎，也徹底改變了周國平對完全和殘缺的認識。他在“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中有是這樣說的“全或無-----一個多麼簡明的公式，又是一個多麼幼稚的公式！在這個非此即彼的公式中，生命固有的缺陷、苦難、辛酸被一筆勾銷了。-----“全”只是理想，現實總是不“全”的，有缺陷的。”他又寫到“那時我確實不懂得，一個殘疾的生命仍然可以有如許美麗，如許豐盈。只是後來，妞妞已經成了一個小盲人，卻以她的失明使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我以往的淺薄和自負，也看到了一個縱然有缺陷但依然美好生動的殘疾人世界。 是啊，誰又是完美的呢？對殘缺的在意，本身說明了自己認識的殘缺。生活也從來不是充滿了玫瑰色，就象張愛玲說過的“生命象一件華美的袍子，爬滿了蚤子。”從一定程度上講，每個人都是殘缺不全的。欣賞殘缺美就是欣賞自己，善待殘疾人就是善待生命。記得女兒班上有個叫ECHO的小朋友，她有一點輕微的智力障礙，據說是因為媽媽生她的時候難產缺氧造成的，想一想“難產缺氧”，是不是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女兒告訴我，ECHO有時候隨意亂塗，同學都說她畫得好，大家都不願意傷害她的感覺。

是啊，加國老百姓從心眼裡很照顧殘疾人，是不是因為有這樣的民心基礎，加國政府就把對殘疾人的照顧延伸到了更廣的範圍？對殘疾人的照顧是人道，但對殘疾人的外延擴大就既不人道，也不負責，同時也對不起有着體恤民心的老百姓。現在的加國把吸毒、酗酒也當成是病，也是殘疾，這些吸毒的癮君子和酗酒的“劉伶”們，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是擁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政府卻花納稅人的錢給他們補貼，這既是對所有納稅人的不負責任，包括對殘疾人團體的不負責任。想一想，納稅人的錢，其中的一部分會用作補貼，這些錢是有限的，把羹分給了那一團體，這一團體是不是就得少分或不分？同時也是對這些癮君子和“劉伶”們的不負責任。有人出錢養着，誰還想着出去找工作呢？退一萬步說，如果吸毒和酗酒真的是疾病的話，這樣做的結果，不但治不好這些病，還會染上另一種病：懶惰。前一陣自由黨政府有一項改革，就是縮短發放補貼的年限，反對的有之，上街遊行的也有之。能上街遊行卻不能出去工作？更離譜的是，溫哥華市政府居然花費150萬納稅人的血汗錢，建了一個給吸毒人士的免費注射屋，出發點是因為吸毒是一種病，得了這種病的人，他們自己也沒辦法，與其在外面吸不安全、不衛生的毒，不如政府花錢讓他們吸安全衛生的毒。既然得了病，就應該治病，可以蓋戒毒屋，那有蓋免費注射屋的道理？有人吸毒，就是親爹親媽也不會給提供毒品，因為親爹親媽知道那樣更會害了自己的孩子。可我們的溫哥華市長李建堡居然還說，一個免費注射屋不夠，需要設立更多的免費注射屋，因為需求很大，云云。呵呵，需求很大？要是沒準兒那一天，把搶劫也當成了一種病，政府會不會花納稅人的錢建幾個搶劫屋，裡面塞滿了金銀財寶，讓那些得了搶劫病的人在犯病的時候去搶，那樣的需求會更大吧！一個肯定是不夠的。

而中國對殘疾人沒有那麼照顧，別說非分的毒品免費注射屋了，好多本分該有的殘疾人設置都沒有，所以許多殘疾人只能靠自己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更強的毅力去生存、去發展，身殘志堅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還真應了中國古人的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當然加國殘疾人自立自強的例子也很多，象Terry Fox自己得了癌症，一條腿都殘了，還在加國境內跑步為癌症病人募款，他的行動感動了無數的加國人，所以才有現在一年一度的Fox Run。我的意思是加國是對殘疾人的外延進行了擴大，前面已提到，很不好，把應該自立的人搞成了不自立的人；中國呢，前面也提到，是本來應有的殘疾人設置都沒有，有點把殘疾人當成健康人，對殘疾人的外延進行縮小的意思，這樣當然很不好，但至少沒有把應該自立的人搞成了不自立的人那樣不好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