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的《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在波譎雲詭的政治風浪中，章，史兩戶名門世家的興衰榮辱，悲歡離合。是二十世紀歷史長卷中的一折。

　　名人的尷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戰爆發前夕，我還是個15歲的初涉人世的農村少年，身處窮鄉僻壤，知識很閉塞。偶爾看到一本關於《救國會七君子》的書。鼓吹救亡圖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蔣介石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關在蘇州監獄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書中收集了七君子的申明和20多名大律師的抗辯，義正詞嚴，鏗鏘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啟蒙教育。書中還收入七君子在獄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獄中練太極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肅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幗英雄，女中豪傑，成為我心中的偶像。

　　讀完章怡和女士這篇約15000字的長篇，使我悵然若失。當年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鬥士”，卻淪為裝飾“民主”的傀儡！充當“引蛇出洞”的打手！聳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轟然坍塌。但冷靜想想，也不能過苛地責備史良，這是時代的悲劇。

　　自古以來，在封建專制政體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不能獨立存在的弱勢群體，筆桿子鬥不過槍桿子已是不爭的事實。馬克思也鬥不過拿槍的冒牌假馬克思。毛澤東的《皮毛說》只是重複了古人的見解。知識分子只能存在於群雄爭霸的夾縫中。“百家爭鳴”只能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梁啓超，萘元培這些大儒只能馳騁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權定於一尊，知識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這張皮上的毛。統治者需要的是那種“三忠於”“四無限”的知識分子，對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識分子，說坑就坑，說閹就閹。說什麼“孔子著春秋，使亂臣賊子懼”啦，什麼“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國”啦，什麼“太史簡”“董狐筆”啦，哪有那麼牛氣！不過是知識分子自吹自擂罷了。在抗日救亡，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曾顯示出凜然正氣，錚錚鐵骨。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如《救國會七君子》；《李聞慘案》；《較場口事件》；《反飢餓，反內戰》中的《下關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蔣愛國運動，著名知識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犧牲生命，成為進步的旗幟。這是因為當時正值國共逐鹿中華大地，他們精神上找到了個阿基米德支點。老百姓有首順口溜：“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時，共產黨尚弱小，但它已成為受壓迫人們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文學藝術家，著名學者大師等）之所以一身正氣，滿腔熱血，其精神支柱也基於此。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徹底覆滅，共產黨終成大業。那個“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傾覆，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毛澤東的《皮毛說》，成為依附在共產黨這張皮上的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康生的解釋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而“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這個概念是不確定的，你“老老實實”，就給你民主；你亂說亂動，就專你的政。這是多次運動所證實了的。

　　“民主人士”們滿懷着勝利的喜悅進入新中國。此時，毛澤東在七大上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李銳訪談》，載《五柳村》)。其鬥爭的策略是“團結，利用。改造”。“改造”是漸進式的。（很多人聽說過這個比喻：把一隻青蛙扔到熱水鍋里，它馬上就會跳出來；但如果把青蛙放到涼水鍋里，慢慢將水燒熱，它就不會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時，已無能為力了。）

　　首先，把這些人安排在各種名義的官辦組織里（民間結社是絕對禁止的），圈養起來，接受改造。給一個榮譽官銜，享受高級官員的物質待遇。每個組織都派共產黨員貫徹黨的領導，實權就操縱在這位共產黨員之手，這就是所謂的“互相監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張瀾，副主席有沈鈞儒、史良、章伯鈞，而實際是民盟副主席-共產黨員胡愈之一手操縱——見《史良側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文件。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裡一篇簡短的文件卻要反覆學習，反覆討論，反覆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你的稜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寶劍”。

　　再就是寫自傳，一遍，兩遍，三遍，五遍的寫。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鬥，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說真話》中說：“我是認罪服罪的”。

　　名人們還要寫些阿時附世的文章，寫些圖解政治的文學作品，或修改過去的舊作，添個革命的尾巴。名家們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於“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一片空白，沒有出過像《阿Q正傳》《駱駝祥子》《子夜》《雷雨》等傳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發，批判。1953年毛澤東狠批梁漱溟。在政協大會的公開場合，毛指着梁的鼻子，居高臨下，霸氣十足，橫蠻無理，臭罵一頓。使梁無地自容，毛也有失“偉人”風度（參見《毛選》第五卷）。這是對這批大知識分子的“殺威棒”。郭沫若指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逼得這位文學巨匠想割腕自盡。從此折筆改行，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但他仍逃不脫“批判靶子”的命運，其中，最歷害的是常和沈來往的畫家范增。文革中范無中生有，揭發沈一百多條莫須有的“罪狀”，致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胡風的萬言書，開頭就批朱光潛，把他上綱到“為蔣介石法西斯服務”。還有，巴人批聶紺弩，；巴金批蕭乾；蕭乾批沈從文；老舍批吳祖光；吳祖光批叢維熙；錢學森批錢偉長；史良批章羅；吳晗更是批“章羅聯盟”的積極分子；後胡風被欽定“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後，名人學者聞風而動，萬炮齊轟，袞袞諸公中只有一個小小的呂熒不識時務，敢於唱反調，終被關入大牢。……若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可編一本《二世世紀名人混戰大全》。有一首民謠：“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蟬，黃雀在其後。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橫掃一切，“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多乾淨”。連以整人為專職的周揚也被掃入秦城監獄，成為最後一名殉葬者。

　　靈魂的畸變

　　知識分子經歷了長期的脫胎換骨的改造後，關節都錯位了。生存哲學降到道德的底線以下。從“士可殺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殺”；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着”。他們逆來順受，阿諛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於，四無限”（“三忠於”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四無限”即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大名家進一步發揮：“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於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但不知顧老先生活到今日他會怎麼樣？

　　在這種外加壓，內攻心的雙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殺的。這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使我們活着的人想起來就悲痛欲絕。現在人們為景仰死者，激勵來者，都稱他們是“以死抗爭”。其實死者並沒有抗，也沒有爭，只是想當“馴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無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請讀讀一些死者的遺書吧：

　　文革中，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夫婦服毒自殺，在翦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只見一張上寫着“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着“毛主席萬歲”，（《魯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服毒自殺。傅的遺書是：“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乾乾淨淨的傅雷》——劉水清 載品味網）

　　鄧拓的的遺書是“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對他妻兒的遺書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 （《鄧拓之死》——摘自《炎黃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勛李立三自殺，留下的字條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交代了”（出處未記）

　　彭德懷病死獄中，他的遭遇也夠淒涼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條保證：1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當反革命；2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3今後工作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區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給毛寫過幾次信。1967年元旦，給毛寫了最後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3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

　　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 日”

　　1967年9 月17日，專案組建議：永遠開除彭德懷出黨，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含恨去世。骨灰運回四川，謊稱王川，32歲，成都人。（《彭大將軍的遭遇》——摘自《老年時報》03/01/22）

　　這是千百自殺者遺書的中的幾份。沒有反抗，沒有憤怒，沒有怨恨。筆者讀這些遺書時，既悲且憤。白居易詩云：

　　獸中刀槍多怒吼，鳥遭罹弋盡悲鳴。羔羊口在緣何事，暗死屠門無一聲。（白居易。禽蟲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連一聲呼喊都沒有的弱者，說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魯迅則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暴力重壓下，如果無力抗拒者尚可理解，無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報》副刊03/06/27廷獻點評）。

　　文天祥被元蒙統治者俘虜時，高唱《正氣歌》；岳飛抗金時；高唱《滿江紅》，成為千古傳頌的人間正氣。可是當岳飛被趙構，秦檜害死於風波亭時，不也是“暗死屠門無一聲”嗎？敵我，忠奸，自古就是一個說不清的模糊概念。

　　 十年前死為完人

　　對弱者，對受害者的指責並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條硬漢。我也是從“萬家墨面”的泥潭中爬過來的人，我也曾求做“馴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矇混過關；假如我當時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門無一聲”。

　　梁漱溟曾指責馮友蘭在文革中"謅媚江青"，馮的女兒宗璞針對這一指責說了段至為沉痛的話："我們習慣於責備某個人，為什麼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後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識分子是改造對象，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訪談錄》）

　　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紅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突擊手們選中一個攻擊的目標，就認定是一個敵人的堡壘（如民盟，胡風集團等）。他們慣用的伎倆是：避免自上而下，單刀直入，而是尋找突破口。即找一個關鍵人物，施以重壓，讓其戴罪立功，站出來揭發，從而發動其他人，劃清界線，狠批狠斗。這叫“挽救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選中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親偕同去拜訪史良，偶爾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態，淚如泉湧。此時她已78歲，夫妻間的感情並不甚篤。她哭的恐怕不單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後半生是淒涼的，痛苦的。被迫違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靈的創傷是相同的。（當然，那些乘風起舞，落井下石，踏着別人的屍體往上爬，至今毫無反悔的人，用季羨林先生的話說：“把他們稱為畜牲，那是對畜牲的褻瀆！”）

　　還有一位沉冤難申的舒蕪先生。他是胡風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難逃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於是被突擊手們選定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與胡風的私人通信（那時，公民是沒有隱私權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這些信中並無任何“反革命言論”。交出可能為冤案申辯，不交反可能成為“見不得天的罪證”。一經那位“頂峰”曲筆批註，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就成為“反革命”鐵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舒蕪也被戴上“胡風分子”後又戴上“右派分子”的雙重帽子，受盡折磨。

　　胡風冤案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1956年後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78人（內黨員32人），其中骨幹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壠死於獄中，方然自殺，盧甸悲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沒入獄的後來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盡苦難。

　　此最大冤案現已平反。熬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含冤者死的死了，瘋的瘋了，倖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華和才華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蕪白髮蒼蒼，至今仍為不他的朋友們和文壇諸公所諒宥。

　　“七斗八斗”之後，人間充滿仇恨，積怨，芥蒂，隔閡，猜忌，恐懼，戒備……這是以鬥爭為樂的人生哲學，給我們這個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難以癒合的創傷。

　　對一些被迫違心地傷害過朋友的人，受害者不防換位思考一下，你處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麼樣呢？他的心靈所受的傷害並不比你輕，只是在這場曠古的大悲劇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樣罷了。

　　1985年，一位記者去採訪83歲的沈從文先生。當記者無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掃廁所時，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不禁嚎陶大哭。當時，文革破滅已18年，他深埋在內心的創痛依舊無法彌合。晚年的沈從文再也無法恢復他的寫作能力了。……

　　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力量，不是致力於剝奪人的財產，消滅人的肉體，而是致力於貶低人的尊嚴，摧毀人的信念，破壞人的親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的子彈並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見的力量。魯迅說過，即便是“真的猛士”，也鬥不過“無物之陣”。那個時代，被毀掉的是“尊嚴”，“個性”，“自由”，“親情”，“信任”和“文明”這些人類最值得珍惜的東西，直到今天，傷口依然沒有癒合。

　　在新中國，唯一沒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學家只有魯迅，那是因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敵人的匕首卻被用來投向人民。我曾設想：魯迅如還活着，他會怎麼樣呢？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條是走老舍的路。後來讀到周海嬰著《我與魯迅七十年》，我才發現他還有一條路——那就是胡風的路。

　　據《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載：1957年，羅稷南（翻譯家）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 ，（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有位作家的文章標題是《十年前死為完人》（從“反右”回溯），這句頗具哲理的箴言，適用於魯迅，胡風，郭沫若，史良………，也適用於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