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女士新著《往事並不如煙》因事涉“反右”、“文化大革命”、自由 民主派等“敏感”問題，近來反響頗佳。雖說此類題材如今並不稀見，但作者仍 憑着她特殊的家庭身份（中國民主同盟領袖章伯鈞女公子）、特殊的家庭交往和 凝鍊婉致的才情，贏得了眾多的讀者。筆者對於此書所載儲安平、聶紺弩兩先生 自由獨立的氣概和張伯駒先生的散淡情懷，深懷敬重。斯人已逝，願他們在天堂 安息！但就整體評價而言筆者並不太認同以孫郁先生為代表的一些評價，“（作 者）以親歷的筆觸，講述昨天；用血淚之跡，雕刻遠逝的靈魂，既得史家之魂， 又多詩人情致；既有《史記》遺風，又帶魯迅的悲愴，讀後令人迴腸盪氣：歷史 的悲劇與人性的美質間的衝突，把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風雲都烘托出來了” （見原書封底），這段評論不太合於此書真精神。“真精神”者，未必就是作者 本意，而是作品離開作者之後所單獨呈現的思想信息、精神譜系。《往事》意在 為一群特殊年代裡的大知識分子繪製“聖像”，即“用血淚之跡，雕刻遠逝的靈 魂”。當然，作者也表明自己無意畫“聖像”而僅希望使他們免於“遭受藐視”， 但今日既非“反右”亦非“文革”，自由主義正冉冉升上神壇，甚至談之、論之、 與之謬托知己都已成為知識界新時尚，何“藐視”之有？當然作者也寫了不少知 識分子的“缺點”，但那只是“小事”，“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羅隆基語）， 關鍵是在大問題大原則上她是如何為他們畫像的。書中有三個大原則：（1）反 抗專制之自由主義精神；（2）與革命標準扞格不入的舊式美德與情感；（3）真 正貴族紳士式的文化風度。依此三點，章女士虔敬地為他們繪製了一組親切動人 的“聖像”。但讀罷全書，我深感此書自相矛盾，感到有許多片斷和細節出人意 料地溢出了作者的約束、規範和控制，逾出了此書所設置的邊界。作者一心想塑 造“聖像”，但那些四處橫溢的細節偏偏顯示了自己的“真精神”，讓我們目睹 了“聖像”的倒掉。故未讀此書時是有不少的景仰，讀過之後，感動仍存，但多 少多了一些失望與倦意，以及對作者和我們共同置身的某種話語方法的懷疑。

　　在此書中，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最要者在於反抗專制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 “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分子來說，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 凸顯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是此書傾以濃墨重彩、寫得也最為打動人心的部分。 比如她寫著名報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之死，“是最後的修煉”，“他用 死維持着一種精神於不墜，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雖然儲的死況至今未明， 但我很感動於作者對儲臨終狀態缺乏實據的抒情，也願意認可她的評價，“魯迅 認為：‘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魯迅屬於‘真的知識階級’，儲安 平也屬於‘真的知識階級’。”這樣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中的優秀人物一樣， 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梁”。但讀罷全書我是失望的，因為儲獨立之“氣節” 可能僅有個案的意義，可以詩化卻未必可以代替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整體認識。正 如窮人並不天然地就具有道德上的優勢一樣，複雜的知識分子群體也並非天然地 就是反體制的自由鬥士。這在另外兩位更著名的民主人士羅隆基和史良的身上就 可以看出來。作者是將羅隆基看成一個有些個性“缺點”的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 信徒的，但考以羅之處世行事，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缺點”並非止於性格層面， 而與其知識結構、思想承傳有莫大關係。羅非常迷戀權力，特別講究等級和氣派， 總愛和別人比級別、比待遇，碰到比自己級別高的他就不服氣，比如他有一次找 體育館要票不如意，大發脾氣，“為什麼黨員部長可以坐主席台，而我這個四級 部長卻不能？主席台的請柬都發到哪裡去了？”對比自己級別低的他則要明確地 劃開等級界限，比如一次入川視察，他大擺官譜，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拒絕 別人與他共乘。這些確是“小事、瑣事”，但卻是可以以小見大的點點滴滴。在 這一點上，和羅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章伯鈞就比女兒看得透，他說，“也難怪努生 把坐車的事看得那麼重，因為在缺車少油的中國，坐小汽車是個權力和地位的標 志。”羅如此重視權力並習慣於從權力中感受自己的人生價值，應該是中國封建 傳統里的專制思想、權力崇拜在作祟，而與他師從的拉斯基自由主義沒有太大關 系。在史良身上，權力欲來得也不弱。 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病逝，史良因 在57年反右中“反戈”有功，滿以為自己會接任主席，誰知最後仍是花落別家， “據說，自那以後史良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羅、 史皆是熟諳英美自由主義法學的大知識分子，但就是在他們身上，仍有強烈的與 現代民主理念並不相符的體制迷思。這不免讓人對所謂“中國自由民主派知識分 子”的自由精神與批判立場產生根本的懷疑。筆者最近與作家韓少功先生做了一 個訪談，恰好說到了這個問題。韓先生對於現在不少知識分子把反專製作為一種 標籤使用很是不滿，“現在反專制的人，不是在原則上修改專制，只是因為在游 戲中我出局，我非常憤怒。憤怒情有可原，非常值得理解和同情。但是他那種批 判不是規則的批判，而是分配結果的批判。不是修改規則，因為他們表現出來的 地方有些也是那種規則。”羅、史不就是這樣？！他們不滿於專制政治，並不是 專制規則本身悖離了自由，而是專制形成以後的權力分配於己“不公”，自己被 權力冷落了，被棄諸“野”了。確實，在此書中無論是民盟內部的章羅鬥爭，還 是所謂“章羅聯盟”的垮台，牽動歷史軸心的，主要不是關於自由、民主概念的 理論探索上的分歧，而是圍繞着人事鬥爭和權力分配的反覆角逐，這些知識分子 斤斤計較的主要還是個人或小團體的利害得失。此書從反面表明，自由、平等、 民主等基本啟蒙理念，在現代知識群體中並沒有成為一種信仰基準和人生原則， 而更多地是一種可以運用、轉換或拋棄的知識系統，甚至是一種可以在利益場域 運作的文化資本。如此作論並無苛求羅、史等前人之意，因為即使在今天，把知 識、思想作為利益場上的博弈資本也是非常的普遍。像羅隆基這樣的知識分子， 即使有幸當政大概也很難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盤坐在他內心的權力崇拜、 宗派習氣本身就是民主的威脅。事實上在中國從自由到專制往往可能就是邁一個 門檻的問題，這樣的教訓實在不少見。所以，作者動輒將這些知識分子視作自由 精神之代表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現代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即使在權力角 逐中成了失利者，遭受過不公正的待遇，也並不天然地就意味着他們是“真正的 知識階級”。

　　章詒和女士把“自由”不假思索地當成了知識分子天然的標籤，但她沒想到 的是，恰恰也是她自己拆解了這一神話。《往事》還回憶了大量的知識分子的 “有德”“有情”之事，其中既有個人品德，也有朋友之間的君子之交和親人之 間的相濡以沫。不少地方甚是感人，比如史良在丈夫不在的私人場合拒絕與男人 合影，以其“有容、有執和有敬”的大家閨秀風範贏得了蘇聯專家的極大尊敬， 比如張伯駒老夫婦步行從地安門到建國門去看望章伯鈞去世之後的章家母女，僅 為看她們一眼，“放心”。當然，作者也如實地回憶了很多批判、反目、背叛之 事，比如史良對章伯鈞的“反戈一擊”、蒲熙修對有着“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 的羅隆基的發難，但這些被特定的話語彌合了，因為這些不堪之事皆是專制高壓 的結果，背叛者本人是痛苦的，他們後來也往往得到了諒解。這表明，舊式美德 與情感在這裡，不但得到了最好的保存，甚至歷經劫難還煥發了新的生機。不能 說這些不是事實，但另外一些細節的存在不能不動搖我們的嚮往與敬重。比如被 作者讚不絕口的史良的婚姻，就多少讓人對這夫婦二人的品行產生一定的懷疑。 作者看到的是，小陸對史良“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 還“無比忠誠”，模範至極，但稍作深究，我們就可以看到作者觀察的浮淺：其 實小陸很有可能根本不愛史良。小陸“年輕英俊”而史年老貌丑（據照片），小 陸在國外讀書時還“和一個漂亮姑娘關係密切”以致不願回國見史，但史有名、 有錢、有勢，小陸出身低微，出國、讀書包括後來的工作全是史良通過自己或朋 友（如宋慶齡、周恩來）一手包辦的，史良一怒小陸前途就要化為泡影，所以， 這樁婚姻是一樁交易還是兩情相許，實在不難看清楚。至於小陸後來對史良“比 保姆還保姆”，“在史良成為部長後，他一門心思都撲在妻子身上。人前人後， 常常是‘史部長’、‘史部長’地叫着”，是不是夾雜着被迫、無奈乃至虛偽呢， 而史良的大家閨秀風範，也有可能只是在公眾場合的刻意表演。所以，讀至書中 所寫晚年史良揮動着白手帕“以憂傷表達出來的至愛”，不免多了幾分疑心，難 以感動。與史良相比，康同璧更被作者視為老派美德稀有的見證，但就是這位知 書識禮的老人，表現出了極端的自私，比如她為了讓女兒羅儀鳳長期照顧自己， 竟“不願意女兒和男人來往”，一次同仁堂的樂家大姑專門來說媒，“沒幾分鐘， 康老就把樂大姑攆出了門”，這種變態的自私與《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又有多少 不同呢？史、康對待親人尚且如此虛偽、自私，她們對待朋友又能夠真誠到哪裡 去呢？這就不免叫人懷疑作者傾心不已的“有德”、“有情”恐怕大半也是她霧 里看花的結果。其實就書中所見，這些知識分子待人接物都重在“禮數”，而缺 乏“知心”之誼，表面上醇味悠長，實則疏遠，各各心裡樹着一堵高牆，很少彼 此交流自己內心的情感。他們不願將內心示之於人，也缺乏理解他人的興趣與能 力。就以作者論，她交往過這麼多的知識分子，但她對他們身世、情感和遭遇的 了解實在泛泛得很，書中那些動情描寫，多半是寫書之時揣測、臆度而成，人物 內心是否真是如彼，未必經得起推敲。

　　關於貴族紳士式的文化風度，是作者最津津樂道的。但她關於張伯駒夫婦、 康同璧母女講得越多，就越顯露出她對現代知識分子精神理解的南轅北轍。在現 代中國，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真正可貴的素質在於對正義與良知的承擔，在 於對自由、平等理念的不懈探索及實踐，在於對國家、社會現實責任的擔當。而 書中的貴族氣質是什麼呢，一是品茶論詩（舊詩），再就是生活的考究了（作者 寫得最細緻的），比如一條毛巾頂多只用兩周才算文明，比如要經常去名店吃西 餐（奇怪地是章家所結識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熱愛吃西餐，在自己吃過的無數 次餐宴中，作者也只願把吃西餐的氛圍與情調拿出來一次又一次地寫），當然， 在店裡吃西餐還未見品味，羅儀鳳在家裡招待客人的西餐才叫上等氣派，吃一次 西餐要換兩百隻盤子！康家連裝豆腐乳的盒子都是很講究的，盒子要六隻，分別 裝什麼致和豆腐乳，廣東腐乳，紹興腐乳，玫瑰腐乳，蝦子腐乳，等等，每種腐 乳都要二十塊，每二十塊放在一個盒子裡，絕不可相混……作者對此非常留戀， 反覆稱這是“藝術化”“審美化”的優雅生活方式。但這些回憶除了能激起今天 部分中產階級的嚮往之外，並不能讓人對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增加絲毫敬意。 在那樣的年代，有誰願意相信一個熱衷於飲食吃穿的群體會是真正社會良心的代 表！

　　反抗專制、舊派美德、紳士風度，是作者用以畫制現代知識分子“聖像”的 三件法寶。然而恰在這三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精神的駁雜性，看到“聖 像”的倒掉。但為什麼章怡和女士自己未能意識到“聖像”已經倒掉呢？這就在 於她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趨附與迷戀。章女士理論水平有限，但她對目前流行 於知識界的自由主義的一套敘述方法還算是大體掌握了的。自由主義之核心在於 自由概念，而自由概念因為社會各階層生存狀態的不同而呈現為不同的內涵，比 如底層群體可能將它理解為“免於匱乏的自由”，知識群體則可能將它理解為 “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所以談論自由是需要考慮具體的社會語境與 各社會利益群體之間的 “對話”現實的。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知識階 層的片面立場出發，將自由理解為“思想的自由”，理解為為了思想之自由而反 專制、反體制。《往事》形散而神不散，其“神”就在於這種反專制的意識形態 迷思。全書有一句點睛的話，是康同璧說的，“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 人”，這種完全經不起推敲的話，與反體制敘述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凡受到體 制壓制的人就是好人，凡壓制好人的體制就是應該被憎恨的。這種反體制敘述被 作者努力灌裝到所有的“片斷往事”之上，在有的人物（如儲安平、聶紺弩）身 上確實可以見出自由精神的光芒，在有的人物（如史良、羅隆基）身上則似是而 非，在有的人物（羅儀鳳、康同璧）身上就不倫不類了。而且，作者本人對於反 體制的認識實在也是知表而不及里，事隔半個世紀，並沒有比她當年的“羅伯伯” （羅隆基）前進半步：即只反對與己有害的體制，而對與己有利的體制卻嚮往有 之。這在《往事》中往往不被人注意，比如作者一邊激憤批判極“左”體制，一 邊卻又很有興致提到一個“林女士”。作者雖見過她多次，雖然她算卦奇准，但 因為她實際上只是一個依賴康家生活的女傭，身份很低，故作者對她的名字、身 世全無了解或寫出來的興趣，但是，對於她的“謙恭順從”的姿態，作者興致勃 勃，反覆渲染，對她為忠心耿耿為康家守着各種遺物也大加描繪，欣賞之情，溢 於言詞。這不就是一個舊戲曲里常見的“義僕”形象？在貴族（封建）體制下， “義僕”是貴族對窮人的一廂情願的一種設想：人的命，天註定，你們窮人要安 分守己，要做好僕人的本份（或曰“職業倫理”），貴賤有份，那是沒有辦法的。 對林女士形象的不自覺欣賞，充分表明作者對於體制的反思僅止於詛咒體制曾經 給自己或自己所屬階層帶來的傷害，而不是對體制本身的挑戰與反省。

　　說到底，《往事》缺乏真正的歷史反思，它所做的，主要是魯迅先生所批評 的那種以計較個人利害為原動力的控訴式表達。章詒和女士對於知識分子“聖像” 的塑造以及她所依附的自由主義反體制話語策略，都是需要深刻反省的。迄今為 止，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百年來西方的自由精義，不過如一顆被風 吹起的種子，並未在中國的權力文化土壤中找到落地生根之處。中國知識人若欲 成為“真正的知識階級”，還有漫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