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在政府機關、國企或民營，在外企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很少有工作與良知相衝突的時候。政府機關和國企需要執行無良政策、違心阿諛領導。民營企業或創業公司呢，兄弟同心倒也順氣，但你得想方設法偷稅漏稅、賄賂官員—否則你很難弄到第一桶金。但在外企，公司所有的理念都是首先要做一個企業公民，遵守當地法規，對於違反公司操守的事情零容忍。從實際操作的角度，行賄受賄自有本地的合作夥伴幫你搞掂，財務風險也由哪些分銷商壓貨承擔，自己工資、獎金和股票期權收益想逃稅也不可能，公司已經幫你代扣代繳，號稱百萬年薪到手也就七十萬了—在十幾年前也是很高的了……你唯一的任務是完成銷售Quota。
不過，世事無絕對。有時候也會遇到一兩件考驗底線的事情。
先說對公司忠誠度方面。在上個世紀，西方的高科技公司對出口中國的電腦是有限制的，記得有個“巴統”的機構專門限制對共產黨國家的出口，我們所銷售的服務器如果運算速度超過多少MIP得禁運，在什麼速度範圍的得限定最終用戶。一般來說，運算速度快的，賣價也高，幾個項目就完成任務了，但得申報、填寫最終客戶使用承諾書等，有時候還面臨公司總部派專員(通常也是FBI要求的)過來的檢查，如果查實，那麼相關的責任人都得被Fire。對於我們這些大陸員工，當然希望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即可以完成Quota，又是愛國行為，何樂而不為?只是我們還得經過老闆們的審批。九十年代初期，幾乎所有的一線經理都是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華人，這裡面，新加坡華人最守紀律，幾乎無法通融，台灣人則看是什麼背景，容易溝通，最爽快的說香港老闆。他們既有對母國的感情部分，也有商人的精明，當你拿着這些資料匯報時，他們通常大筆一揮簽署，補充一句：如果有咩事，你自己搞掂哦!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很多的高端服務器以石油、電信、高校等名義買到軍方研究所、國防科技大學等敏感單位。未曾聽到同行中有因為此事被Fire的，但確有美國總部派人過來核實最終用戶的，比如94-95年DEC公司派人到北京核實幾台高性能服務器的使用情況，恰好哪位老兄真的是將這幾套服務器賣到了他所申明的用戶單位，而不是敏感部門。現在想來，當時限制的服務器運算速度還不及現在的一台雙核的筆記本電腦呢? “巴統”後來解散了，只是針對中國的某些限制或明或暗依舊存在。第二個例子是銷售團隊為完成Quota會儘可能將客戶的需求配置弄大，這樣客戶多買，我們每個項目的Deal Size大，也就更容易完成任務。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政府和國企都很窮，我們銷售人員也很淳樸，覺得這樣無端讓國家耗費那麼多外匯或預算來購買計算機產品，多少於心不忍。我曾和自認為比較好的老闆溝通過，均不得要領，他們有時會無奈的告訴你：“沒辦法呀，大家都搵食艱難啊?” 或者：“放心，將來都用得上。”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新老闆，UC Berkeley高材生，大陸海歸，很能體會到我們的心情，獲悉我們的矛盾心態後，主動將我們三個部門經理叫到一塊兒談心，和我們分享了他的三點意見：首先，我們銷售的是高科技，這些正是極弱多年的中國所缺乏的，不同於那些洋煙洋酒的，我們的產品賣的越多越幫助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其次，現在的官僚貪腐，這個錢你給他們節省，也會被貪污浪費掉，還不如讓他們多買些現代化的產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現代高科技日新月異，你們現在以為的高配置可以滿足五年十年的，也許兩年就面臨淘汰! 老闆說的句句在理，頭頭是道，我們釋然、以後欣然去將客戶的配置做大了。 外企，對於當年64後未能離開中國的年輕人來說，確實是一個好的選擇。不過在近十年來，大陸上所有的醜惡現象—任人唯親、吃裡扒外、潛規則女下屬、做假單、以次充好等等在大陸的外企都陸續出現了，當然這些現象一經敗露，公司還是會讓你走人的。相比二十年前，外企的相對收入已經不具備任何優勢，而且精神壓力大，遠不如在政府機關做個處長甚至科長來的實惠，總之，今天大陸優秀青年的第一選擇已經變成公務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