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十年前，老娘帶着我風塵僕僕的飛赴日本看在那兒工作的老爹。一下飛機我便被老爹拉上車，整個路上目不暇接的都是日本街頭色彩絢麗的霓虹燈。那時的我哪兒見過這等陣勢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大阪，有着我活了9年都未曾見過的，讓人眼花繚亂的燈火。

十年後的今天，我一個人風塵僕僕的來到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我唯一的一個可以稱得上親人的阿姨還在幾萬公里外的美國某個小鎮上。我看着還不如長春街頭夜景的多倫多街道，心裡狂喊：母親阿，你兒子活了19歲，終於知道了我們為什麼要解放在資本主義國家受苦的人民。

這裡有必要交代一下，我所要去的學校叫做邦德。全稱叫做多倫多國際語言學校。後來我才知道，在多倫多，有着數不清的所謂“國際語言學校”。而我所去的邦德，和麥唐納，五湖，並成為多倫多三大染缸。在多倫多這個魚目混雜的地方，能在三大染缸中獲得一席之地，可見，是具有一定實力的。

那天晚上到達邦德已經是晚上2點多了。那個時候的我還不曉得我所前往的地方是多倫多最大的黑人區，如果知道了說什麼我也不敢2點多褲衩里揣着幾萬美金坐在車上。當時還年輕，黑人給我的感覺無外是長得比別人黑點兒，體育比別人好點兒性能力比別人強點兒。一晃三年後，現在黑人對我來說就好像遇到了江湖時期的神龍教，能躲就躲，能溜則溜。

邦德開門的是個老太太。一見面兒就微笑着用中文問我：“你叫唐風吧？剛到啊”我一聽渾身都是暖洋洋的，想學校服務真周到，居然還派專門派一個會說中文的人來接待我。然後，事實是全校包括教師在內一共只有10個人左右不會說中文。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日子裡，我總是懷疑自己是不是來到了加拿大，而是呆在國內一個住宿性的語言學校。

5，老太太姓蔡，馬來華僑，五十多歲，未婚，長相富態。她笑容可掬的把我拉到收發室，隨手給了我2塊錢的電話卡：“沒給家裡打電話呢吧？報個平安吧。”我接過電話卡看了看，是張兩塊錢的CiCi卡。我把這張卡的時間準確分成兩半，給老娘打了一個，給張小芳打了一個。打完電話，我把電話卡好好的藏在了口袋裡，還暗自想這是一張多麼有紀念意義的電話卡啊，我一定要保存到死之前，那時候拿出來給那幫孫子曾孫子們看看，告訴他們你爺爺我就是靠着這張電話卡開始闖蕩到今天的。誰曾想到幾個星期之後我就把這張電話卡給弄丟了，估計哪天洗衣服的時候隨手給扔了。後來，當我把這事告訴給張小芳聽時，張小芳沉默了半天嘟囔出了一句：“哎，你們男人啊。”那是我聽張小芳講過的最深沉的一句話，我當時愣了半天都沒反應過勁兒來。

打完電話，蔡老太太便帶着我去看宿舍。這個宿舍是我出國前老爹就幫我訂好的。一個月900美金包食宿。老爹幫我訂了半年，然後轉過來告訴我說這半年我幫你安定，半年後你能咋樣，聽天命去吧。那時我哪顧得想半年後啊，光想着900美金的宿舍了。900美金啊，換成一毛錢人民幣夠燒着玩一天的了。那得是什麼伙食和住宿阿，估計都是水床，地毯都是帶足底按摩的。早餐一色兒都是鮑魚，要是哪天做的是龍蝦，估計都沒人吃，直接倒去餵狗。那時候的我剛從高中出來，多清純啊，別人開玩笑都會臉紅，拿錢特當錢，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一瓶飲料分成兩頓喝。

如果說我來之前對這個抱着的是一種期望的話，那麼我推開門之後就會發現那簡直是一種幻想。

房間大小跟我農村老家的豬圈差不多，格局看起來還沒老家豬圈的好看。不管怎麼說，老家的豬圈是經過我太姥爺親手設計的，濃縮了幾代養豬專家的精華。大小合適，明亮寬敞，我雖沒住過，但看豬們天天其樂融融，想來也不會難受的很。邦德的宿舍一共6平方米左右的地方，擠擠插插的放了一張床，一台長桌，一個洗手池和一把椅子。我走在那裡好像又回到了中學時的宿舍，那時候我們一間屋子12個人。中間的過道有時候只能側着身子過，就這樣還一不小心容易碰到襪子，內褲。但是區別是那時候我們一年九百人民幣，而這裡是一個月九百美金。

蔡老太太仔細的看了看四周，說你早點睡吧，明天早上我帶你去銀行，說完門啪的一聲關上。這是我來加拿大的第一天晚上，一切來的這麼匆忙，我甚至還沒看清我所要居住的這個城市。可是匆忙之間，我就已經被這樣關在了節能燈泡昏黃的光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