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世界化

                                --重讀胡適先生兩篇短文

吳言按：我對蜉蝣之暮君的印象源自於他的一篇《萬維博客的左右之爭》，文風平和，文字儒雅，對爭論熱鬧的萬維博友們苦口婆心、言之諄諄，令人印象深刻。爾後，蜉蝣之暮君的博文每期必讀，也願意就不同觀點和博主探討。（參見附件的博文及跟貼）

最近拜讀了萬維網友蜉蝣之暮君的博文《發展中國家的難題：分蛋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博主的“中國現在面對的不光是怎樣改革國內弊病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怎麼應對抗拒西方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政策，避免成為西方經濟上政治上的附庸。”的論述提出了疑問，並引用了胡適先生的說法，中國應該充分世界化，全面學習西方文明，成為合格的一員，繼而有機會參與制定遊戲規則。蜉蝣之暮君做出來詳細的回覆，並商榷：“中國怎樣才算充分世界化，成為“合格的一員”？誰制定的合格的標準？誰充當裁判？誰制定規則？是西方嗎？中國學習他人絕對重要，但把他人當成自己的既定標準，重複照搬他人的路恐怕是在學習中迷失了自我，甚至喪失了自信。”其實這個話題應該已經爭論了近百年了，似乎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結論。今天重溫了胡適先生的這幾篇短文，和萬維博友分享、探討我們該如何面對西方文化。

       胡適先生認為當年（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對西方文化的來臨有三種態度：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第一種那個時代就沒有市場了，現在應該也是；對於第二種很多人會認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有選擇的學習、吸收全世界的先進文化—這個的確很動聽，可是誰來選擇？用什麼標準來選擇？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中西方文明的衝突中，已經證明了這個曾引領東北亞2000年的文明體系落後了、失敗了，需要學習來自西方的科技和文化等一系列的新東西，如果我們所謂有選擇的學習，用自己舊的價值體系去判斷哪些該學，哪些不該學習，可能就學習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這也許是我們近代史上屢屢改革、又屢屢失敗的原因吧？

       相比中國的鴉片戰爭（1840-1842），日本被迫打開門戶的“黑船事件”發生於1853年，但日本人認定了舊的文明已經無法與西方抗衡而採用全面學習西方文明，用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話來說：“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結果明治維新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被我們成為“蕞爾小國”的日本，一舉擊敗了曾經的老大哥，東北亞文明的鼻祖。而那個時候的大清朝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有所謂的同治中興、洋務運動，大清的北洋水師當時是亞洲第一呀？嚴復，這位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以最快的速度翻譯出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在兩年前（即1893）發表的《進化與倫理》，也就是《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點，喚起國人救亡圖存，“自強保種”。 他明白知道中國的落後已經不是“船堅炮利”而是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甚至傳統道德的問題了。

       那麼，不按自己的標準選擇，如福澤諭吉所說的以歐洲文明（西方文明）為一切議論的標準，會不會讓自己的文化傳統丟失殆盡，迷失自我呢？胡適先生認為絕對不會，他在另一篇文章《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中寫道：“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琢磨，借他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滌而格外發揮光大的。”其實，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今天我們看到日本的柔道、茶道、藝伎、相撲等等這些傳統文化保留的非常好，甚至走向全球，和世界人民分享東方的文化。今天我們中國人如果要想看看自己唐朝的古建築，最好是去京都和奈良，對吧？當統治者或者御用精英們試圖告訴我們如何“取長舍短，擇善而從”或者“去其渣滓，存其精英”時，胡適先生告訴我們：“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所以，所謂有選擇的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抵制，或者葉公好龍式的學法。充分世界化，只會使刻苦耐勞的中國人民和中國更好、更快融入世界之林，繼而成為世界先進文明的建設者甚至領先者。

附1.《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二十年前，美國"展望周報"(TheOutlook)總編輯阿博特(Lyman Abbott)發表了一部自傳，其第一篇里記他的父親的談話，說："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阿博特在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了一句評論，他說："我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但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小錯。其實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還只是名詞上的爭論。"

這幾個月裡，我讀了各地雜誌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議論。因此我又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1929)"中國基督教年鑑"(Christian Yearbook)請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裡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鑑出版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評論周報"里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的字，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贊成後面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

陳序經、吳景超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們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討論。"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少的辯論，恐怕還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為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並不是這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並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為這個口號最近於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

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例如我此刻穿着長袍，踏着中國緞鞋子，用的是鋼筆，寫的是中國字，談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盤西化"的百分之幾?本來可以不生問題。這裡面本來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只不過是為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長袍和緞鞋和中國字，並沒有違反我主張"充分世界化"的原則。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討論，頗有太瑣碎的爭論，如"見女人脫帽子"，是否"見男人也應該脫帽子"；如我們"能吃番菜"，是不是我們的飲食也應全盤西化。這些事我看都不應該成問題。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這就夠了。

第二，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例如，陳序經先生說：

吳景超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釐之間罷。

我卻以為，與其希望別人犧牲那"毫釐之間"來遷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依我看來，"充分世界化"的原則之下，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就是那發表"總答覆"的十教授，他們既然提出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的三個標準，而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須充分採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麼，我們在這三點上邊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是哪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會是"全盤"了。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為何如?

二十四，六，二十二

參見《胡適文集》（5），P453-455 –歐陽哲生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附2.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參見《胡適文集》（5），P448-452 –歐陽哲生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附3.

發展中國家的難題：分蛋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 - 萬維讀者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