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燦爛的一天

蠻

　　直到4月4日，天突然放晴，溫度一下子爬升到華氏60，穿了粉紅色的短袖小T走在校園裡，草地似乎在一眨眼間蔥綠起來，又一眨眼就布滿了熙熙攘攘的日光浴者。再眨一下眼，清澈得近乎毒辣的陽光已經讓我的眼睛疼痛了。

　　陰寒一絲一毫地從骨子裡潰逃，整個人卻並沒有輕鬆，有一種也許是力量的東西追着哀兵占據了弱小如舊的身體。陽光燦爛的一天，每個人的笑容都別有意味。

　　在天主教大學讀書。每幢古舊的樓上都有I.H.S.的字樣，好像意思是IN JESUS WE BELIEVE.信仰其實很簡單，簡單得讓我做不到。隨處可見的聖母像美麗肅穆，腳下不知何時開出了淡紫純白的小花，形狀像鬱金香。

　　在學校教堂的長凳前讀書，身邊草坪上有一群畫寫生的學生，很安靜，可以聽見筆的行走。

　　校園很不錯，連JCREW拍廣告時都會來取景，冬天去ROCKFELLER中心的店裡看JCREW的衣服，一直到現在都在等一件瘦瘦的牛仔衫打折，喜歡那種舊舊的頹唐顏色，藍里摻着絲絲的綠。

　　這種天穿就很合適。冬天的外套清一色墨綠，而T恤卻全是偏暗的紅，只有人蒼白，所以必須努力地神采飛揚，不然會靜靜地繼續失色。而春天裡還是藍和綠好，至今想念幼年時波上寒煙翠的柳色，只有蘇州才有。

　　江南不可憶，追憶回去，誰知道墮落的靈魂究竟家在何處。

　　讀書，故事神學，很多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一扇門，有時候打開了就合不上，有時候進去了就出不來。讀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在這陽光燦爛的日子：發生在柬埔寨，原諒我對國際政治的無知，那似乎是共/產/黨掌權前的內戰時期，當時的政府為了抵抗反對武裝竟然動用了童子軍，被逮捕的不良少年有兩種選擇，坐牢或當兵，他們大多選後者，因為有槍有鐮刀更有飯吃。記者採訪了一個16歲的男孩，他自稱來自佛教徒家庭，因為不堪非人的貧困而上街搶劫，於是開始了童子軍生涯，接受採訪時他一手擺弄着鐮刀一手趕臉上的蒼蠅一邊解釋：鐮刀是用來砍人頭的，殺了對面的人要帶回頭來，頭越多，給的飯就越多，當然，前提是你得頂着自己的腦袋回來。記者驚詫地問：你不是佛教徒嗎？男孩答：是啊，我每晚都求菩薩保佑我多砍人頭呢。記者又問：你這難道不是罪過嗎？男孩憤慨地答：我砍人頭，可那些商人砍佛像的頭去賣給外國人，誰比誰罪過？

　　命運的拼圖里有政治，貧困，殘殺，佛。

　　忽然覺得有東西堵在胸口，慌忙移開眼睛逃向頭頂的藍天白雲。

　　聖母的頭在遠處潔白一團。

　　草坪上的人已畫出滿紙錦繡了吧。��

　　於是笑了，竟然是陰冷的，所以不再自覺虛弱。這書在身邊放了很久，好像就等着這陽光燦爛的一天呢。有時忍不住顧影自憐，有時又借着社會的公義強自義憤填膺以填補心中的空洞，都不如這種不可逃避的殘酷或豐富真實。

　　陽光燦爛的一天，我們可以坐在無處不在的黑影里，無可奈何，無所作為。

　　奧托說神聖的本質是一種不可理喻的東西，它與人隔絕，讓人恐懼並敬畏。�牎癿ysterium�爐remendum et fascinans”，那神秘可怖的他者永遠在我們的把握以外，而我們在恐懼和戰慄中供奉真愛。

　　以往宗教里我們總在說善與愛，那卻只是神聖的一些表皮。所以奧斯維辛時，上帝是沉默的嗎？擁有最極至最偉大的愛的所謂上帝，按理論說也應該有能力最完美地邪惡着，或者冷漠。

　　掉了腦袋不過碗大的疤，而沒有身體的佛頭裝飾着別人的博物館。

　　又怎樣？

　　提問的人只有我們。回答不了問題的也只有我們。有一陣子我為此絕望得厲害。然後，絕望把自己消解了。而我像那個男孩一樣，揮動鐮刀是為了吃飯。吃飽了飯就想着漂亮衣服，藍中透着絲絲的綠，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不再自怨自艾。但也忽然有氣力在陽光下猙獰一笑。

　　無緣無故地。

　　什麼是因果？什麼是秩序？什麼叫天理人慾？理性是一件尷尬的衣服，繃緊在瘋長的存在身上，於是捉襟見肘地兩廂疼痛着。

　　貝克特在巴黎街頭被人刺傷幾乎送命，事後去問那兇犯，人家滿臉茫然地說：對不起，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貝克特於是只好滿臉茫然地回去寫劇本，後來被問到“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漢在等什麼時，他繼續滿臉茫然着：“如果我知道，早就寫出來了。”

　　我把Waiting for Godot中的Godot理解為尼采的“Gott ist tot”�牭目s寫。

　　死就死了吧，好像活着也並不與我們相關。

　　以前無聊時跟朋友要來安徒生童話，沒想到就翻到了The Sandhill的故事，完全是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的掙扎，所謂的真善美是虛無的背景，使我們的痛苦更為鮮明。本來想借美麗童話打發時間的我抱怨了很久，卻有點感懷於這種緣分。

　　真的是隨手一翻就打開了黑暗之門，可見它無處不在。

　　安徒生的故事只是悲慘，安德烈耶夫卻是可以逼人發狂的慘烈。

　　忘了那故事的名字了，只記得寫一個神甫如何虔信上帝卻只是屢遭天災人禍，最後連教堂都着了火，而那神甫葬身火海。這樣的故事背後有約伯記，關於innocent suffering.東正教神學家舍斯托夫寫過“在約伯的天平上”，而拉美解放神學的宗師古鐵雷茲也為此寫出了“關於約伯”，他們都盡力說信仰如何戰勝荒誕，而安德烈耶夫只是更勇敢地堅持提問而已。有時候尋求答案是怯懦的，雖然也許更艱難，但真正的大勇氣在於把問題本身堅持到底，這堅持毫無依託，而你是從虛無中站起的人。

　　托斯妥耶夫斯基也許太急着回答問題了。讀他的“罪與罰”剛入戲時心跳加速手腳冰冷，而拖到最後的感化與懺悔時卻只有一串哈欠。“白痴”就更不用說了，那個梅涅金上竄下跳，那幅救世主面孔把我給煩的。

　　可能應了尼采奴才哲學和主人哲學的區分，善的東西是有媚顏的。

　　寫小說的俄國人里，最不可抗拒的是蕭洛霍夫的大氣和安德烈耶夫的鬼氣。托斯妥耶夫斯基被人叫做鬼才，我倒更願意把他叫做虔誠的老鬼，尖銳最後都被悲憫收盡了。果戈理倒是寫鬼故事出身的，最後自己成了瘋鬼，他的故事卻是恐怖而美的，力量在表面就被耗盡了，觸不到絕望。這一點類似愛倫坡。中國的聊齋算是鬼故事嗎？書生美女的人文精神十足啊。

　　安德烈耶夫的鬼氣在於那種毫無矯飾更不加克制的邪惡和絕望。

　　上帝的另一張臉，如果他/她還活着。

　　那麼人的臉又是怎樣的？　　

　　寒假裡借了一本厚厚的蘇聯小說集，只為讀裡面安德烈耶夫的故事。後面緊跟着的就是高爾基。高爾基是我心目中最親近的作家，無論他成就如何。那篇東西竟然沒有讀過，是他的早期作品，好像是“在人間”的一點點草稿，講他在碼頭打工時如何被人欺負。那些窮苦的碼頭工人只能以捉弄更弱小的童工為樂。

　　想起“在人間”里的種種惡作劇，孩子們在貓尾巴上拴鞭炮，大人們逼着癆病患者在規定時間裡吃完過量的肉和麵包。

　　有一種謊言是：儘管窮人生活艱苦，他們卻高尚而純潔。

　　這種謊言甚至把窮人叫做世界的希望，於是現有的秩序被維護了，哪怕富人上不了天堂，而貧窮成了另一種可怕的烏托邦。城外的人盡情幻想着城裡的美好風景，卻就是不願涉足半步；而城裡一切照舊。驚恐的黑貓拖着爆炸的尾巴四下狂躥，卻無路可逃。

　　萬物的靈長也好，上帝的寵兒也罷，人究竟是什麼？

　　人有兩種，男人和女人。去年上女性神學的課，喜歡得不得了，卻一直沒有向別人提起這個問題：女人難道是不能也不會作惡的？

　　現在的女性主義把萬惡都歸根於男權制，好像男人就等於霸權，戰爭，壓迫，剝削，而女人是被奴役被壓制的真，善，美。這當然是有道理的，而且有血淚斑斑的歷史和現實。但是，但是，如此的揚女抑男和啟蒙年代的以理性全面代替信仰何其相似。

　　法國大革命時居然出現了理性的神壇，據說還有人牲。

　　男人們自我標榜為真善美的年代裡，女人並沒有生活在天堂里。

　　女人找回自己真善美的坐標時，我們的世界又會被定位在哪裡？

　　男人和女人的平等有這樣一層含義：他和她在惡與虛無面前是平等的。他與她迥然相異的身體裡埋藏着相同的黑暗。

　　黑暗的意義在於，每個活着的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嚮往死亡。搞精神分析的弗洛姆跟着弗洛伊德說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個體本能地想要自我保存，或者自我毀滅。

　　現在想來自己從來都是有morbid thirst的。這種渴望一旦投射出去就會傷害別人，而這種過程叫作惡。又是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會寫文章的人是能把它用文字宣泄了的。昨天臨睡前翻Lord Tennyson的詩集，又讀了一遍Ulysses，�牶鋈蛔⒁獾竭@位大英雄的不停出航也許不僅僅是逃避平庸生活或其他什麼積極向上的解釋，誰說他不是在逃避生命本身而投入未知的死境呢？

　　那裡有什麼樣的上帝在等他？

　　這首詩是Tennyson為紀念亡友Arthur Hallam而作的，那早夭的美少年是怎樣的一種召喚呢？

　　一同出航吧，去那無人歸返的神秘國度。

　　一邊漫無邊際地胡思亂想着，一邊背着包在校園裡轉悠，不想再讀書了，去草地上睡一覺應該會很舒服。綠的草，粉的衣服，藍天上白白的雲。

　　今天的陽光多麼地燦爛啊。

　　燦爛的陽光里，我看到草地上躺着一隻沒有頭的松鼠，空洞的頸口漆黑一團。所以這一片草地沒有人。人們興高采烈地來了，看見了，走開了。

　　我真的看見了那隻松鼠，沒有頭。我用我的頭瞠目結舌，卻不能思考。

　　在我美麗的教會學校。

　　在這陽光燦爛的一天。

　　於是在laptop上打出這篇沒頭沒腦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