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的幹部”

下鄉一年後，才十七歲的我居然鬼使神差地當上了生產隊長。說起來，這不過是偶然巧合的結果，我只是恰逢其時其地，被拉來扮演了這個角色。不過，因為扮演了這個角色，倒也經歷了一些難以忘懷的事情。

起因是下鄉後不久我當了知青點的組長。那時，上面對知青工作十分重視，經常召開有關知青工作管理的會議。這類會議常常要求村（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和知青組組長一起參加。這樣，我和大隊支書有了一些接觸。支書矮矮敦實的個頭，頭髮剪的短短的，一雙眼睛不大，但總是炯炯有神，透露出精明果斷，說話短促富有感染力，有那時年輕幹部的闖勁。他是一個復員軍人，在外面見過世面，想問題梃跟當時形勢的，甚至有些超前。我們下鄉時，他三十出頭，剛剛當上支書不久，頗有一番抱負。上面號召個什麼事情，他總是最先響應。例如，當時農業學大寨，又有報道說某地實現了自動化噴水灌溉。他就琢磨着帶着隊幹部去這些地方參觀取經，這可不是現在的假參觀實旅遊。其實，我們當時連水渠灌溉都十分困難，噴水灌溉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至少他敢想着試一試。

在一起開會時，我們有時會聊起生產隊裡的種種事情。支書欣賞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分析，有心“栽培”我。在年底的隊委會改組時，我被內定為所在生產隊的副隊長。那時各個生產隊有一個隊委會，每年改選一次。簡直不可想象吧，那時就已經有了村選舉了！不過那時的規矩是，由大隊領導提出每一個生產隊新一屆隊委會的六人候選人名單，由這個隊的社員實行等額選舉，結果可想而知。選舉完成後，再由大隊領導（也就是支書）決定六人中的工作分工，其實這些角色在確定候選人時就已經內定了。這六個角色是：生產隊長，副隊長，保管，會計，婦女隊長，貧協組長。每年的改選，通常是原班人馬重任，小有調整。隊委會成員，說白了，就是領着幹活的各路領工。那時的集體制度下，農民能偷懶就偷懶，因此方方面面都需要有領導帶領着幹活。比如說，隊委會中，貧協組長帶領一撥勞力做某項勞務，婦女隊長領着婦女們勞動，而副隊長通常是領着干最為重要的一擋子農活。例如，推車送肥通常就是副隊長帶隊，全隊的整勞力（即年青壯勞力）每人一車。副隊長領隊一馬當先，一路小跑，其他人緊隨其後，組成一列車隊，在田間肥坑之間穿梭往來。

一個知青當生產隊副隊長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當地生產隊的習慣做法是，生產隊長大權獨攬，而副隊長和其他隊委會成員只是遵照吩咐，帶隊勞動。所以，只要一個知青能夠吃苦耐勞肯干，通常就可以扮演副隊長的角色。

但是，支書突發奇想，要讓我當生產隊長。那時正是四人幫盛行之時，報紙廣播上整天嚷着要破格提拔年輕人。支書本人才三十幾歲就當了大隊支書，也是這個潮流的幸運兒。他想破格提拔我當生產隊長，頗有些“反潮流”的勇氣。一年以後，當四人幫被抓起來時，支書自嘲般地對我說：“咱倆都是四人幫的幹部。”

在那時的人民公社制度中，一個村是一個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化為幾個生產（小）隊。大概沒有比生產隊隊長更小的官職了。嚴格說來，生產隊長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官”。但是，在人民公社時代，生產隊長是直接和農民打交道的基層幹部。比如說，大隊支書在村里是有至高權威的，但他通常只是在大輪廓上加以部署指揮，並不接觸具體的農業活動安排，也沒有權力直接決定一個社員的勞動分派、工分標準、糧食分配。有關生產部署安排、勞力分配等等日常活動，例如今天澆那塊地、收哪塊瓜，誰去施肥、鋤草、打藥、播種等等，這些都是由生產隊長決定的。“隊為基礎”，指的就是生產隊。所以，生產隊長是直接執行政策、決定日常活動的第一線幹部。那裡的慣例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隊長先起來，繞着自己隊社員家庭居住地方吹起上工的哨子。十幾分鐘後，社員們陸續來到一個交通中心的十字路口，隊長開始分派各路活兒。大家領了指令後，由各路領隊帶着分頭下地幹活。早晨幹了一兩個小時後，收工吃早飯後，接着再干。到了傍晚，日落天昏，隊長拿着記工本來到各路幹活的地方，一邊檢查進度質量，一邊記工，隨後社員就可以收工回家了。到了農忙季節，晚上還要挑燈夜戰。

我下鄉後所在的二隊是全大隊中最為難管的一個隊，這個隊貧下中農階級覺悟高，領導階級意識強，社員強悍不遜，經常頂撞隊長，不服分派。而四隊是一個比較馴服的隊，原因說起來也是一個時代的荒唐，這是因為這個隊有一個富農家庭，三個兒子都已是中年人，各有一個眾多子子女女的大家庭。因為出身問題，這些子女沒有離開農村就業、上學的機會，全部在農村勞動，加上他們為成分所壓，勞動起來吃苦耐勞，勤勤懇懇，而且莊稼活上都是好把式。這個大家族的成員是生產隊的重要勞力，他們安分了，這個隊也就有了一個穩定能幹的基本隊伍。因此，支書決定讓我到四隊去當隊長。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秋收之際。有趣的是，儘管這事是支書一手包辦，但是還必須通過社員選舉這個過程。我當時是作為二隊的副隊長的角色參加選舉的，當然選上了。誰知選舉一完，支書馬上宣布，四隊原隊長調任二隊隊長，而我到四隊任隊長。這可是一件大新聞。一來，生產隊長跨隊的調動從來沒有過。按照農村慣例，隊長和他的家庭都在一個隊裡參加勞動和分配，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調到另外一個隊裡，就要參加那個隊的分配，這與把一戶農民調到另外一個村莊參加勞動分配並無二致。二來，一個年方十七下鄉才一年的毛小子居然可以當上生產隊長，在方圓幾百里從來沒有人聽說過。我的任命是那個荒唐時代的荒唐的做法。一個生產隊長的逐日決定可以影響到全隊幾百口人一年的生計啊！當時的我，年少無知，根本無從體會到這副擔子的沉重，居然敢應承下來，只能說是無知者無畏。

現在回頭想想，真是有些後怕。我的生產隊有五十多家，兩百五十餘口人，近三百畝地，是我們村最大的一個生產隊。十七歲，即使從農村長大，在農民眼裡也不過是一個毛孩子，更何況我在城市長大，一年前連麥子是怎樣生長的都一無所知。記得剛下鄉的時候，農民開玩笑問我，一顆麥粒種下去，長大後結幾個麥穗？

“當然結一個麥穗！”我理直氣壯地回答。我的無知引起了周圍社員的一片鬨笑。

至於當時生產隊種植的各種農作物，玉米、棉花、大豆、地瓜、煙葉、蔬菜、水果，許多我從來不知道它們是怎樣生長起來的。

宣布的當晚，我應命來到四隊的場院與手下社員見面，發表就職演說。雖然我在這個村子裡已經一年了，但每天的勞動都是在自己原來的生產隊裡，與自己隊的社員混得很熟，但對其他隊的社員只是點頭之交而已。記得那是一個昏黑的夜晚，秋忙季節，社員們晚上都在隊裡的場院上搓玉米（就是把玉米粒搓下來以便進一步加工）。不知是為了省電還是斷電，諾大的場院上只有幾盞煤油燈光在搖曳着，幾步以外連人的面孔都看不清楚。我已經記不清楚是不是有人陪我來到場院，也記不清楚我當時都說了些什麼，大概不外乎一些套話，如盡力搞好工作之類。場院上只聽見喳喳的搓玉米聲和女人們偶爾交頭接耳的嬉笑聲，除此之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社員們在黑暗中默默地干着自己手頭的活兒，沒有表情，沒有舉動，沒有反應，完全是無可奈何聽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架式。我就這樣走馬上任了。

說是當生產隊長，其實支書也知道我不堪重任。於是特意找了上屆隊委會的會計作我的副隊長，在即將開始的秋收秋種季節，他實際上在扮演正隊長的角色，每天發號施令，而我則扮演副隊長的角色，領隊推車送肥。這老兄雖然姓這村的大姓，但卻是一家農戶抱養的，因此總有些外來人的感覺。但是近三十歲的他寡言少笑，性情倔犟，出口噎人。當會計時已經鋒芒畢露，眾人對他都頗有畏懼。他排起工來，說一不二，極有權威。我在其中不過作一個陪襯而已。

不料麥子一種上，他突然撂挑子不幹了，乾脆一退到底，退出隊委會，當一名普通的社員。那份固執十頭牛也拉不回來。許多人事後都說，他這是知難而退。種下麥種後，大家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期盼着麥種發芽生長。要知道，在北方，農民一年收成的重頭是麥子的收入！那年秋種季節正逢大旱，麥種種下後老天爺遲遲不肯下雨。而新上任的保管沒有經驗，麥種下種前進行肥料浸泡時用量不當，燒死了許多麥種而毫無覺察。等到發現時麥種已經種下，造成許多麥種無法發芽。真可謂先天發育不良，後天營養不足。播種後，大家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望眼欲穿，看到的只是麥苗稀稀拉拉地在地壠中露頭，麥田裡大面積地缺苗。”那年冬天乾冷但降雪極少，可憐的弱小麥苗既沒有白雪蓋被禦寒，又沒有春來雪水溶化的滋潤，更是“屋漏偏逢連天雨”。有經驗的農民連連搖頭嘆氣：“今年的收成全完了”。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難有回天之力。及早退出，以免年終分配時遭人譏笑唾罵，這是一個聰明之舉。另外，為我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做副手，他大概也覺得很窩囊。

就這樣，上任一個多月後我就被命運推到了前台，無可奈何地真正扮演起了生產隊長的角色。

且將麥田比苗圃

長大成家以後，常見左鄰右舍侍弄花草。太太也笑話我從來對擺弄花草表現出過興趣。她哪裡知道，我下鄉那會兒已經把這輩子侍候花草的債全部還清了。我的意思是說，那時我們對麥苗的伺候勝過了今天人們對花圃的伺候。

不信嗎？看看我們開春後的補苗這齣戲吧。冬去春來，本來此時應該是綠油油一片的麥田，但因為大面積的缺苗而出現了一大塊一大塊的空地，露出乾澀的黃土地仿佛是禿頭上的癩痢，令人不忍注視。僥倖沒有被化肥燒死的麥苗經過一個冷酷乾旱的冬天甦醒過來，搖動着弱小的身干，遲疑地尋找着生存的理由。開春後接着乾旱，雨水貴如油。在靠天吃飯的農村，麥收的結局似乎在這時已經確定了。

但是，這是一個“人定勝天”的時代。上面一聲號令，“搶苗補苗”的人民戰爭就拉開了序幕。所謂“搶苗補苗”，就是將生長密集的麥苗的一部分移植到缺苗的麥壠空地中，然後澆水灌溉。如果這是花圃里的精耕細作也罷了，可這是幾百畝麥田哪！只見開闊的田野中，一群男女坐在矮小的板凳上，一手抓住一簇茂密麥苗中的一小縷，一手執小鏟將苗下的凍土輕輕鬆動，將那縷麥苗緩緩地連根拔出，放在一個籃子裡。另有一群人馬同樣坐在小凳上，手執小鏟，不過他們位處缺苗地帶，用送來的多餘麥苗補種在缺苗的麥壠中。第三隊人馬大多是孩子們組成，他們的任務是傳遞麥苗和提水送水，麥苗一種下去，馬上澆水施肥。這麼精細地伺候麥田，連當地農民都說是前所未有的。記得當時我在人群中補種麥苗，一面按苗入土，一面悄悄地向後看去：初春時分，乍暖還涼，土壤還在悄悄地解凍，遠處經過嚴冬拷打的蕭疏樹木，還沒有完全甦醒，而布滿田野的大批人馬，形形色色的衣襟，嬉笑打鬧的聲音，來回穿梭的隊伍，已經把大地攪動的春意盎然。這是一副多麼激動人心的畫面！坐在小板凳上的我，回頭看一看這壯觀的局面，仿佛自己是那運籌緯幄之中，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心中不免幾分陶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看溝子”的貓鼠之斗

補苗之後，麥田看上去略為整齊可觀了。接下的任務就是麥田灌溉。從開春到麥收前，要給麥地澆五、六遍水。我們隊兩百多畝麥地，只有三四眼機井，整個麥田澆一遍就需要十幾天的時間。所以澆水是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的農活，從開春一直澆到麥收前。

澆水需要有人看管。這個農活當地俗稱為“看溝子”，就是將水通過水渠（水溝子）引到麥壠里。在一壠麥田澆到頭後，馬上改水道引水到另外一壠麥田裡。田地里的大部分水溝子都是用泥土簡易堆成，經常會在流水的沖滌下坍塌決口，造成“跑水”，浪費水源。所以，看溝子的人需要不斷來回走動檢查水溝子是否漏水。通常，白天一眼機井的灌溉只有一人看管，而晚上看溝子通常是由兩個婦女一組，作伴壯膽，一組上半夜，一組下半夜。白天，這項農活是輕活，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輕鬆了。“春眠不覺曉”，正是睡覺時。尤其是下半夜，睏乏得眼睛都睜不開了，還要在漆黑的麥田裡深一腳淺一腳地奔波，一不小心就會滑進水渠，冰涼的春水把鞋襪浸濕。但是，這裡也有偷懶的技巧。如果一次把十個麥壠同時打開，渠水分流，進展緩慢，土地吃水深重，一個晚上也只能勉強流到這十個麥壠的盡頭。這樣，看溝子人就可以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呼呼大睡到天亮。如此這般，麥地澆水的進度就會大大緩慢。每塊麥田的高低縱橫、吃水量和機井的抽水量每每不同，隊長也不能按照一個統一的進展指標來考核。

說來可悲，農民本來是最為關心莊稼的，最為關心自己利益的。麥田澆水是一個好收成的關鍵一環。俗話說，麥漿就是靠澆水攻上去的。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人性極大地扭曲，社員沒有什麼積極性，能偷懶就偷懶，能偷工減料必行之。當時幹部罵社員的一句口頭禪是：“你TMD偷懶耍滑，你這是給共產黨幹活，還是給國民黨幹活？”言下之意，你給共產黨幹活怎麼還這麼滑頭使壞。當然，這樣說也有點絕對了，也有些社員（尤其是老人）打心眼裡關心莊稼關心集體。只是這種人實屬少數。

所以，從開春到麥收的一個個漫長夜晚裡，隊長的職責之一就是“查溝子”，即對看溝子的情況進行檢查監督。那一個春夏季節，除了偶爾下雨停止澆水的幾天外，澆水的機井馬達沒有停止過，我也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每個晚上要去查溝子，甚至三四次，而且特別要在後半夜去，因為這是最容易出差錯的時候。生產隊的近三百畝麥田，高高低低，起落不平，散落在不同位置上。當麥子長高了，麥秸粗大，擠滿了麥畦，也遮蔽了田埂。黑燈瞎火，常常看不清楚腳下的路，一腳踩空，落入水中，沒有幾次是乾爽着鞋回來的，甚至會人仰馬翻地摔進水溝子裡。走這一遭，需要大半個小時到一個多小時，回來接着再睡。

不僅每個晚上要去查溝子，而且要和社員“鬥智”，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農民是聰明的，她們不斷地了解規律，總結經驗、琢磨對策。例如，有些生產隊長在晚上睡覺以前去查一遍，然後放心地回家睡覺去了。看溝子人則對症下藥，熬到隊長檢查完畢，然後敞開十個麥畦的水道，一夜不再理會。所以，我查水溝子時，每晚要去幾次，什麼時間去，都不能固定。記得那段時間，每天晚上要數次用鬧鐘把自己從熟睡中驚醒，懵懵懂懂中拿上手電筒摸索着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田野中，檢查看溝子的情況。開始有好幾次看溝子人躲在機房裡蒙頭大睡，被我當場拿獲。一旦拿獲，懲罰是十分嚴厲無情的，不僅厲聲責罵，而且幾天的工分一併扣除。經過幾個來回後，後來無論我如何改進技巧，都極少發現偷工減料的情形，而灌溉的進度大大提高了。

寫到這裡，我都有些納悶：即便在生活節奏急劇加快、工作壓力極大的今天，這樣的經歷也可以說是十分痛苦不堪的；自己當時似乎也沒有感覺到其中的辛苦。那時只是一個心思把工作做好，憋着一口氣要做出點樣子來看看。不知是那個時代所致，還是年輕氣盛的結果？

後來聽說其他隊的隊長們早就放棄麥田的希望了，也沒有半夜查溝子的習慣。所以，在麥子生長期我們隊的麥田澆了五六遍水，而其他隊只有兩三遍。

“聽黨的話，沒錯”

結果是，麥子收下來後，我們隊的麥子單產總產都是全大隊第一。這總產第一是因為我們隊的土地最多，理所當然。但單產第一卻是歷史上第一次，因為我們隊的土地質量不如其他隊。而且我們的副業因為以前的底子好，在一些老農的指點下，也沒有耽誤。麥收後，我們隊的收入分配在全大隊名列第一。農民是最講究實際的，一旦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馬上就認可你的工作。所以收了麥子以後，我在隊裡的威望如日中天，真有點“土皇帝”說一不二的地位。

其實，我這是聽“黨”的話的結果，這可是一句大實話。那年的旱情也影響到了其他幾個生產隊，只是我們隊的墒情的困難因為化肥誤用尤為突出。其他幾個隊長一看這個局面，知道今年靠種麥子是無法吃好過好了，於是開始在副業上動腦子了，有的乾脆把麥田管理棄之不管了。回想起來，他們實際上富有經驗，機動靈活。而我一個對農活沒有經驗的城市孩子毫無主見，只是老老實實地執行大隊和上面的指示。上面強調麥田管理，我就死腦筋地硬抓下去 ，不敢有任何鬆懈怠慢。聽“黨”的話，很大程度上就是聽大隊黨支書的話。大隊支書是復員軍人，他的管理方式也多少受到軍營的影響。在三夏、三秋農忙季節，他把大隊長和各隊的生產隊長召集在大隊部里集體宿營，每早一起吹哨上工，每晚交流生產進度情況。而且，公社上級也不斷地下達各種農田管理的指示。所以，當時的一句套話用在這裡倒確實恰如其分：工作的成績應該歸功於“黨”。但是說實話，這是歪打正著了。聽黨的話跟黨走，沒錯！但怕就怕黨犯了錯，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當時“黨”要求一心加強麥田管理，但是如果當時麥田沒有挽救過來，隊裡兩百多口子人可就慘了。

幹部一起宿營的另外一個主要內容是每晚的“吃喝”。通常，蔬菜輪流到各個生產隊的菜園提取，而某個人總有辦法搞到一點肉或其他葷食和一兩瓶低劣的土造白酒。入夜後大家便聚集一起飲酒吃菜，折騰幾個小時。這是我在農村所看到的幹部最為“腐敗”的情形了。那時的我還一心想接受“再教育”，所以白天不僅指揮生產，而且還身先士卒地從事重體力勞動。有時嚴重失眠，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身子一歪就斜靠在路邊的麥秸捆上睡着了。到了晚上已經是筋疲力盡，連吃喝的精力都沒有了，常常吃了幾口菜喝幾口酒後後便身子一歪，渾然睡去。

都說農村幹部霸道，現在的情形我不清楚，但是那時的確如此。派什麼活、給多少工分，基本上都是隊長說了算。說是“基本上”，是因為生產隊有着社員“自報公議”的工分制度。例如，壯勞力一天的零工（即沒有特殊布置、只是跟着領工的干）的工分是十分；一個整婦女勞力每天工分是8。5。中年以上男工是8分，等等。如果大家出零工，隊長無權改變工分基數。這大概是對農村幹部權力的一點約束吧。但是，隊長可以通過派活或制定包幹的方法來繞過這些規則。最為重要的是，若有差錯，懲罰的權力完全在隊長的手中。社員勞動表現不好，隊長有權扣減工分，停止上工，甚至停止他的家庭參加收成分配。

舉個例子。在三夏農忙季節，收上來的麥子正攤曬在場院上。“六月天，孩兒臉，說變就變”。在大太陽天，忽然間就會雷雨交加。如果不能及時把攤開的麥子收攏蓋好，麥子淋雨後就會發霉變質，一年的辛苦就會成為泡影。所以，這個季節，只要一有雷聲，農民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會自發地拋開手中的家什，向隊裡的場院裡奔跑趕來“搶場”。當然也有些人姍姍來遲，甚至沒有露面。通常，這是因為他們勞累中睡着了，沒有聽見雷聲。當然也有個把人是想偷懶，要知道在這個時節，每天超負荷的勞累使得人們的骨架子都要散開來了。一躺下，就不想挪動分寸。但是，在這個節骨眼，誰敢這樣，誰就會遭眾人白眼。這也是我施展隊長淫威的機會。在“搶場”的手忙腳亂過後，我逐一點名，凡是沒有露面的甚至姍姍來遲的名字，我手臂一揮，把那張記分本上已經記錄上的以前各天的工分，不管有幾天，一筆勾銷。那時的記工本是印刷好的，十天工分記一頁。因此有些人近十天的勞作就因此白做了，那是農民每天辛辛苦苦勞作掙下的工分啊。現在回頭想想，這樣做是十分殘忍的。但在當時似乎是司空見慣的。

當生產隊長有時也會受到訓斥。記得當上生產隊長不久的一個早晨，生產隊的男女老少都在一塊煙地里鋤土，就是用鋤頭將地面鬆動然後摟平，以便保墒。當時，幾個十幾歲的孩子幹得十分利落，一路領先，而幾個老漢們則是不緊不慢，邊聊邊干，不久就落在後頭。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衝着他們喊道：

“你們能不能手腳利落點？還不如孩子們幹得快！”

不料，一個老漢頓時脾氣發作，大聲地斥責我： “你懂不懂莊稼活？”

到現在我都能記起他當時的模樣：瘦峭的面孔頂着半禿的尖頭，下巴因為凸出的牙床向前傾斜，一對粗眉因為怒氣而倒豎着。他縱過田壠來到一個孩子鋤過的田地，喊道：

“你過來看一看，這是偷懶的農活，他們只是在地皮上劃了一下，太陽一曬就全乾了，根本不能鬆土保墒！我們雖然慢，但是我們的活一鋤是一鋤，實實在在的！”

面對這鐵一般的事實，我啞口無言，只得虛心認錯。

蟲子咀嚼的聲音

你聽到過蟲子咀嚼的聲音嗎？小時侯養蠶，一個大大的簸萁里，撒上一層綠綠的桑葉，小心翼翼地把小指大小的蠶兒一隻只地挪上來，它們很快就蠕動到桑葉的邊緣細細地咀嚼起來。夜深人靜，孩子貪玩的心靈收攏不了，輕手輕腳地爬起來，去查看蠶兒可好。窗外灑進來的月色下，萬籟俱寂，一片靜謐，只有那簸萁里傳來蠶兒牙齒磨擦桑葉發出的輕輕的“喳喳”聲音，撩撥着心弦，悅耳動聽！

下鄉後我也聽到過另外一種聲音，有着刻骨銘心的記憶。麥子收下來的一個夜晚，隊裡場院上燈火通明，人來人往，熙熙攘攘，脫麥粒的馬達轟鳴，震耳欲聾。忙裡偷閒，我一個人走到村頭的田地里查看玉米苗的生長情況。在中國北方農村的耕作方式是小麥與玉米輪作。為了增加玉米的生長期，農民在小麥尚未收割前就在僅有腳面寬窄的畦壠上點種上了玉米種子。待到小麥收割時，玉米苗已經有三五寸長了，整個田野一片綠油油的。

遠離了嘈雜的打麥場院，忙碌的燥熱被清涼的微風徐徐地驅走，幾天前還塞滿了沉甸甸麥穗的田地現在一片空曠，遠處不時出來幾聲蟲鳴鳥啼，為這深邃的夜增加了幾分涼爽和神秘。可當我來到玉米田地頭時，突然聽到了刺耳的“吱吱喳喳”的聲音，此起彼伏、連成一片，在這空曠的田野里仿佛有着巨大的回音，十分震耳。我怔怔地呆了好一會，才搞清楚那些聲音是從腳下的玉米地里發出的。趴下身子仔細一看，我的天啊，每個玉米苗上都有幾個半指長的蚜蟲在肆意咀嚼嫩綠的葉子；有些玉米苗已經半株盡去。那一大片玉米地里有着成千成萬的蚜蟲，正放任撕咬，那聲音是它們尖利牙齒逐口啃下葉子邊緣發出的。如果不馬上採取措施，到天亮這裡就會成為一片光禿禿的田野。這些蚜蟲原來寄生在麥秸上，隨着麥秸的乾枯本來已經瀕於滅絕，但麥收時它們隨着麥秸的抖動而墜落到正在發芽生長的玉米苗上，嫩綠的玉米苗突然為這些蚜蟲提供了新的養料，喚醒了它們奄奄一息的生命。

我連忙一路小跑趕回場院，叫保管趕緊拿出平時捨不得用的打蟲特效藥敵敵畏，又招呼了幾個女社員來到田裡，兩個田頭各站一對，一個添水兌藥，一個身被噴藥器邊走邊噴，逐畦打藥滅蟲，一直折騰到凌晨。

在回憶當生產隊長的這段經歷時我曾經這樣說過，當知青是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而當了生產隊長後，你就和農民同哭同笑同命運了。這的確是我的切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