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學校和村官

在縣城耗了幾天后就回家去。回家那天我起個大早，坐大麵包到了叉路口換了輛小麵包。車近小鎮時看到一群群孩子拎了小板凳抬着小課桌朝學校走去。該開學了，我便決定到母校去看看。

到了中學先找校長。校長和幾個老師住在校外一個獨院中兩層樓的房子裡。在那院子門口碰到頭上鼓起一個大黑包的吳師傅。他曾給我們學生蒸飯，負責把蒸熟的飯在我們下第三節課時擺出來並坐在食堂門口收蒸飯的飯票。我總餓得忍不住，在上第四節課時就要把自己的飯偷出來吃了。他們不讓把飯提前拿出來吃，為此我們發生了不少爭鬥。他見了我，嘿嘿笑，說是你呀。聽說我找校長，回頭領我去校長家。校長正在吃早飯。聊了幾句才知這樓房原是財政的。財政搬到叉路口，這房子便處理給了他們。這房子雖舊，對鄉鎮中學老師來說是太好了，大概只有夠了級別的才能住，因為這頂多能住八戶人家。房子是水泥地，一客廳，兩間臥室。我看了看廁所，是蹲坑的，水泥地和便坑都發黑，有自來水沖便坑。上廁所不用到外面的糞坑廁所去，這與一般民房有天壤之別。這樣的套房在這鎮上大概是最高級的。我提議到學校看看，校長便放下碗帶我去。

我先看了女生宿舍。那宿舍的破爛讓我目瞪口呆。我在網上看過一些貧窮地方學生宿舍的照片，這裡的景象比那些照片更讓人難過。這宿舍是我們從前的教室。如今牆發黑，水泥剝落下來。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污水幹了的坑裡飄着碎紙。兩層的木板床一張挨一張，床上攤些破被，一尺寬的道通到裡間。朝北的窗戶都釘死了。十一歲到十七歲的女孩就住在這樣的房裡。沒自來水，沒廁所。我問她們怎麼上廁所？校長說到外面。這宿舍北面就是操場，穿過操場，有個帶糞池的廁所。我說她們半夜要方便怎麼辦？校長說夜裡這裡放一隻糞桶，學生輪流倒。我說她們一周只回家一次，怎麼洗澡？校長說她們可以拿桶去打熱水，在宿舍里洗。宿舍轉身不開，怎麼洗？我們高中時也是這樣。可那是二十幾年前。那時我們讀《包身工》，同學們都說我們住的跟包身工一樣；二十年過去，這裡的學生反而不如我們那時候！我們那時至少房子還沒老到這樣。在過去的二十來年，我國的ＧＤＰ翻了四五番—— 翻到哪裡去了？我只感到心痛，希望能掏錢給這些孩子做棟像樣的宿舍，起碼裡頭有廁所，自來水，地面是水泥的。我拿出相機來照相，校長說：“站好，這是要登報的！”幾個女孩忙轉過背朝里躲。又看了男生宿舍，同樣破爛，也是我們從前的教室改的。校長叫學生把衣服扣好，說要登報，學生們便都嘻笑着擠上前來搶鏡頭。

路過操場，只見操場上長些黃瘦的雜草，岩石被雨水沖得突了出來。籃球架破了，籃板只剩幾片黑木片。一個乾瘦的母親正和一個女孩用根扁擔抬一張桌子向教室走去，扁擔穿過桌子腳。我問校長：學生還得自己抬桌子來？他說是啊，學校沒錢買桌子，只得這樣。我更感到震驚。我們那時上學桌椅是學校出的。我不知說什麼好，只想這鎮上的一把手，這縣裡的一把手，省里的乃至京城的許多政府高官都該為此下崗。我們這一鎮幾萬人的孩子就全靠這所中學，我們這一方人是否有出息就全賴這所中學。學校破成這樣，這一方人有什麼指望？

看完中學去村小學。村小學是干爺的大兒捐款二十萬建的。那二十萬本來建一所小學綽綽有餘，可小學建成花了四十萬，村里為建這學校倒欠了二十萬。當時的大隊書記從中狠撈了一筆。教學樓建起來一年就四處漏水，成為危房，下雨天只得讓學生回家。大哥曾是這小學的校長，找承包建校的。承包的說大隊還久他好幾萬，要修房子，得先把欠他的付清。這承包房子的也是同村的。他給公家建的房子全是危房，可他會“打砣子”，總有人找他建。他的訣竅就是把大半的錢塞到關鍵的負責人腰包里。大隊書記得了好處自然挑他。我曾叫縣政府的熟人給哥所在的小學撥過四千塊，可錢不知怎麼栽到了大隊書記這王八蛋手上。錢一到他手上就等於肥肉到了餓狗嘴裡，學校沒見到一分。我問哥錢到哪裡去了，這王八蛋怎麼如此大膽。哥說他截了，不知花到哪去了；找他要那錢，他說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我問為什麼讓他當書記，哥說原來老書記心好，狠不下心來逼人交錢，不願當；有良心有本事的人都不願當。這王八旦當過兵，傻呵呵的，原來當民兵連長，上面也認識幾個人，上面就讓他當。後來村里人還是告動了他，縣公安抓了他，可又沒審出個什麼來就把他放了。他現在不敢落屋，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村里共欠了四十萬。拿這些爛人有什麼辦法？國法不嚴不說，就是嚴厲執行也是馬後炮。這些人無知粗蠢，要讓他們規矩，最有效的是讓他們信點報應，可我國幾十年掃除封建迷信把他們上輩傳的那點報應觀都掃除得干乾淨淨，現在這些人干起沒良心的事來無憂無畏。強製法治自然是規範人們行為的重要途徑，但信仰對於規範人們的行為更有力。聽說我們鎮上文革中被砸了的廟又要在原址重建（我們的鎮名“覓兒寺”即源自那廟）。現正在民間募捐，凡捐款三百以上的將刻名於碑上，已募得十幾萬元。在青平家附近的山上已經有了一座廟。我想廟宇的復興是我們這裡走向文治、富裕的開始。一切善事在沒有基本信仰的群體中都無法達成；文治社會只在人們都有了基本的良善信仰之後才能實現。

現在村裡的一把手是黑沖。黑沖蠢頭蠢腦的，初中畢業，跟我同過班。不知他怎麼入的黨。據說他是選上的。他弟弟管電，用了一點小手腕；再者沒人想當這個村長，他就很輕易地當上了。哥說黑沖不僅不給小學錢，還動動跑到學校來要哥交出從學生那兒收來的學雜費去填補虧空。哥不給，他說要把這個學校拆了。黑沖的名言是：“當書記不就是為了吃點喝點，要不老雞巴當。”村里人紅白喜事都得請村幹部，吃喝機會確實不少。

現在小學只有不足二十個孩子，五六年級都集中到鎮上小學去了。八九歲的孩子走五六里地去鎮上小學就讀，下雪下雨的，不知做父母的如何放心得下。鎮上只讓留二嫂一人對付這十幾個孩子，我便給小學請一個幫忙，每月給三百塊。二哥電話里說要請我認識的一個民辦下放的老師。那個老師高中畢業，書教得不錯。我回來後發現請的是二哥隔壁四海的媳婦。她只初中畢業。我問為什麼沒請那個老師，二哥說她不來。我懷疑他說了真話，但也不好認真追究。世海老娘在我回來的當天就送了一隻老母雞過來。這一村孩子被兩個初中生糊弄，豈不全給耽誤了？二嫂還喜歡搓麻將，搓起來連自己的孩子都不大管，哪有心事教書？我和朋友們給小學每年捐款為了讓窮孩子能讀書，可這學校成了我們家把持似的，這讓我不快。我想讓她下崗，叫上面派個受過正規教育的來，但不好開口。縣裡在年底要把民辦或辭退或轉正，二哥求我幫她轉正。二哥可憐好不容易在眼看要打光棍時找上這麼一個媳婦，為了二哥，我也只得去求我的同學。畢竟她幹了十六年。我擔心她一沒事幹，種田又不會，兩個人在家便窩裡鬥。這會苦了二哥。他們已有了一個極漂亮的小女孩。

學校建在七八個自然村的中心。遠遠望去，三層樓的教學樓在青山之間還很漂亮。走近才見正牆上有一道道黃色的淚痕。樓前面有個院子，院牆上酒瓶鑲邊。院子角落有很整齊的柏樹，中間有個籃球架，一個旗杆。院裡是碎石地面，雜草間露出石子紅土。一樓有兩間教室門開着。我進了一個教室，十幾個孩子都坐在那兒，手背在背後。沒有老師。我在教室里等了半天，只得到隔壁。隔壁四海媳婦疲乏無力地坐在一張桌子邊，她身後的窗戶用木條釘着，窗戶上方牆上有紅紙黑字的“中成黨的教育事業”。那“忠誠”二字各缺一半，那紅紙已有些淡了。四海媳婦見了我站起來，有點拘束。她帶我再進教室，說今天上第一課。我便叫一個男孩念那課文。男孩臉紅了，緊張得要哭。我只得笑笑出來。

一會二哥趕來。二哥說只一樓可勉強住人，說他老擔心哪一天會塌了；屋後正牆上裂了一個大口子，一裂到底，鑽得過兔子。屋頂上又到處裂了，下雨就漏水。我問干爺的兒子怎麼不再管。二哥說他可能是生氣了。反正每年在外頭的人常常捐款，連隔壁的紅阿都捐了四千塊，叫把到灣里的路修修，可至今一粒土都沒動。捐多少錢都叫這些土皇帝吃了屙了，土皇帝的肚子都是個無底洞。院子一角有口枯井，一塊木板蓋了一半。我說孩子掉在裡頭怎麼辦，二哥說不會，說着拖了那木板蓋住井口。

三樓的一間儲藏室里一堆亂桌椅在雨水中霉爛。窗戶全沒玻璃。二哥說這旁邊村裡的孩子真壞，他們翻進學校把學校里的東西能偷都偷走了，不能偷的全砸了——窗戶玻璃沒一塊好的。我想我小時也一樣，看完電影路過學校一定要到學校屋上丟一氣石頭，砸得越響越英雄。住校的老師全吼起來，我們哈哈笑着撒腿就跑。我們只是為了好玩。這學校被砸被偷，二哥媳婦和二哥都有責任。他們應該住校照看。可樓房不結實，裡頭沒廚房，又不能怪他們。儲藏室原為集體辦公室。那牆上還掛着一面深紅色布面金黃色須子的錦旗，上繡金燦燦的“普九達標先進單位”。地上還有塊大牌子：“歡迎上級領導參觀指導！”想這是大哥當校長時搞的名堂。大哥最會搞這一套。他當校長一年學校就欠債七千。我想那錢多半花在“歡迎上級領導”上。牆上有孩子的糊塗亂抹，依稀可見“熱死了！”“狗屁老師”字樣。我想這“狗屁老師”包括二哥媳婦和大哥。

看完學校回家，路過周灣門口，老隊長和他堂客坐在門口摘花生，見了我兩老馬上抖掉身上的土站起來請我坐。隊長堂客說：“求你幫我們向上面說說。你看這些狗子雞巴日的，我都快七十了，你爺七十六了。我沒叫政府養着，他政府還要我們一年交幾百塊！你說哪來這個理！我是個殘疾，你爺也都老得站都站不穩，還活得幾年！你說這些狗子雞巴日的講不講良心！吃我們老人他吃得下去！你幫我們向上面說說！”隊長堂客是個跛子。老隊長一臉老人斑，骨瘦如柴。他氣弱力微地說：“你曉得是怎麼搞的。這不象共產黨幹的事呀。”我們這裡按人頭分田地，只要你戶口在家，田地照分，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要了田地就按田地交錢。一斗田一百來塊。母親七十六了，一人單過，也分了田，一年要交一百多塊。當然我可替母親出，但這邏輯太混帳。聽大哥說只我們縣是這樣。清平的父母都快七十了，一直住在縣城他姐那兒，早不在家種田了，村里也死活要他們駝田交錢。他們找了關係把兩老的戶口買到縣城才擺脫了這道耙。我聽說這些事就上火。我對老隊長說： “誰來要你交錢？你不交他們能把你怎麼樣？”隊長堂客說：“那些雞巴日的就象電影裡地主家的狗腿子，天天來要。哪年都交了。”我母親也交了。我縣政府的同學很高興地告訴我說他一月有一千多塊，我就想這些錢就是從這些老人的瘦骨頭上刮下來的。我不知怎樣安慰這兩個老人。

回到家我便打電話請轉業到鄰鄉當了幹部的戰友景春來玩。他原在部隊做飯，後轉成志願兵。一會他帶着一個五歲的兒子來了，上次見面時他還在為找女朋友發愁。他人長寬了許多，腰圓了起來。聽說他媳婦在武漢做服裝生意，一問才知他媳婦在家，服裝生意做不下去，現在就住在鄉政府，一家三口靠他一月五六百塊錢活着。我問他成天幹什麼，他說什麼都干：乾旱了組織抗旱，到堤上去照水；人家打架他們就去調解。我說鄉鎮這一級政府要裁撤，至少要大大減員，勸他轉到公安部門。他說公安不好進。我問為什麼不干他的老本行做飯，他是三級廚師，有十幾年的經驗。他說他煩了做飯。他說：“我看鄉級政府撤不了。事太多了，總得有人管。”我說什麼事那麼多。他說他們這些天就正在調解兩家糾紛。一家見了這家的女的就老說：“你怎麼還不死？”這女的一氣之下就真喝藥死了。這女方家就跑到人家把人家鍋里、水缸里、床上、屋裡堆的稻穀上全撒上劇毒農藥。兩家打起來沒完。一家都是幾十人，都上告。你說這怎麼處理？我說這得由公安的來處理。他問那你抓誰呀。我說你衝進人家屋裡撒藥，當然抓你。他說：那人家死了人，你能抓他們嗎？我說：“你死了人可以上告呀，不能自己動手。誰犯法抓誰。”他說：那你說那老叫人家去死的一家犯沒犯法？我說犯了呀。那女的可以先上告呀。他搖頭。說事情沒那麼簡單。我也知道這事很複雜。在美國這樣的事會被消滅在萌芽狀態。那女的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尖說：“你怎麼還不死？”就可通告警察。警察會警告對方。對方如再次對那女的說那話，女方馬上通知警方，警方就會將對方拘留。這類事情要公安和司法的參與則必需有龐大高效的公安司法系統，有巨細無遺的法律條文，有大批的合格司法人員，老農還得知法——被侵犯者知道通過法律自衛，犯法者知道什麼是法。我說反正鄉鎮一級的政府人員得裁。他說你裁誰呀？讓誰去裁？我們鎮上就要下放好幾個不幹事的，他們說：你不給我吃的我到你家裡去吃。我問：到誰家裡去吃呀。他說誰裁他到誰家去。我說以公家的名義裁。他說誰不知道誰，什麼公家，他就到一把手家裡去吃飯。你拿他怎麼辦？我說找公安的抓他們。他笑起來，說：“那你不要他們活了。好哇，他們也不要你活，跟你拼了。大家都有家有口的，誰敢做那麼絕。”我說：“那意思就是說誰不讓我當寄生蟲我就跟誰拼命，要是都這樣那國家還怎麼運轉？”他說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你看哪級政府精簡減掉了什麼人。我無話可說。是啊，大家都是人，要吃飯，要活好，舍幾利人好說不好做，如果我是個鄉鎮幹部，有家有口，又沒什麼謀生本事，要我下崗，我會如何呢？我也許會照樣叫嚷“誰不讓我當寄生蟲我跟誰拼命！”

夜裡村裡的下鄉書記祥官約好本村的幾個幹部來看我。祥官是周灣的，他七五年高中畢業，結實健壯，能喝酒，能說會道，是留在鄉下極少的能人。在村里當過幾天書記後調到鄉里做了不在編的幹部。現在鄉鎮一級早人浮於事，大大超編，他卻能逆流而上，並不在於他能耐出眾，而在於他關係非凡——他有親戚在縣裡當管事的官。他現在下放到我們村里來當住村書記。

我對土皇帝打小就很厭惡。現在農村稍微聰明能幹一點的都走了，留下的是沒什麼辦法的；他們多半窮，只張着嘴望着怎麼搞點錢為幾所用。他們自己掙錢有限，消費無限，就全心全意搜刮。搜刮來的大部份自己消耗掉了，一部份交到上面。上面對這無情的搜刮“拿了人家的口軟”，睜隻眼閉隻眼，因為他們都是犯罪同盟。

閒談一陣之後，祥官說：“我今天代表村里請你吃餐便飯，感謝你多年來對村小學的支持。”我問：“誰掏錢哪？”他說：“這你不要管。”我說：“村里窮成這樣，還請什麼客！我也確實沒功夫。”他說：“這個面子你要給。我好歹是這一村之長。我是代表全村幹部請你。我知道你怕花了村裡的錢。這樣好吧，我掏錢！你給不給這個面子？”他很逼人。我說：“何必要你花錢，我請你們吧。”他說：“你就真成了美國人？一村之長請吃飯都請不動？”我說：“這不是面子問題。” “那是什麼？是怕我窮了？我請得起。”我不知如何回復。一會他說他要請我，也是有事要商量。說灣里這麼窮怎麼辦？現在他在這裡蹲點，要把這個村搞上去。我想他要政績，這是好事，問：“你有什麼主意？”他說灣里梅田那片地，他要讓雙安包下來，要萬把塊錢投資。你把那些錢給中學幹什麼？誰謝過你！人家只嫌你給他們添了麻煩！把錢給村里投資，種了樹樹長在那兒……

我一聽就要冒汗。梅田那片坡地朝東斜下來，北面沒什麼遮攔，正當北風；附近沒有一棵樹，土都是黃崗土，論風水是塊惡地。種水果絕對不靈。他選中的又是文盲雙安。那種果樹不是鬧着玩的。老六還時時自己花錢參加全國的養殖專業戶經驗交流會去學新技術，搞些新品種，雙安能幹什麼？雙安早說了，要他種，給他貸款他就種，虧了也是貸款。他意識是想讓我把哥中學的那點助學金捐到村里來支持幾個養殖專業戶。我說那助學金是我的朋友們湊的，我決定不了。祥官問：“你說這村裡的窮要不要變？”我說當然。他問：“怎麼變？我們該不該管？”我說當然要管。他問怎麼管法。我說：“比我老的這一輩是完了，要好好培養下一代。” 我看農民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即是“消滅農民”——從職業上消滅農民。通過教育與職業培訓讓農民能脫離土地謀生；通過法規政策鼓勵農民自由遷徙並讓他們享有居住地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這需要時間。我們這一代的教育及培訓已來不及了，但不能再誤了下一代。改變農民孩子命運的關鍵在於教育，我們要把所有的節餘都投放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下一代有了遠超前輩的教育與職業培訓，他們的命運才會徹底改變。現在我國政府確實是在有意無意地消滅農民，但多是在從肉體上消滅農民——通過嚴厲的計劃生育控制；通過殘忍無情的搜刮讓農民流離失所無處安身以減少其生育機會；對農民的醫療保健不管不顧，讓其自生自滅… …這些當然沒法跟他說。他問：“那雙安三紅你二哥都不活了？”我說：“只能將就了。”他說：“那可不是這樣說。算了，今天我不跟你說，我請你吃飯。給說個時間。”我還是堅持請他們。他說你請是你請，我請是我請。我感到為難。還是拒絕他請。氣氛很惡劣。黑沖說：“算了…”祥官打斷黑沖：“我現在是代理書記，你得聽我的。”黑沖站起來要走。祥官還逼我受請。我問：“為什麼村里七八十歲的老人還得繳錢？這個錢交到那裡去了？誰叫繳的？這收上去的錢是怎麼花的？” 他說：“我告訴你，你哥嫂的工資誰出？公安的要不要錢？還要上繳國庫。你說這些錢誰出？”我說：“總不能要七八十歲的人和殘疾老人出吧？”他說：“那這個不出，那個不出，錢從哪裡出？”我又忍不住說美國農民種田越多，得的補貼越多。他說：“中國不比美國。美國我們去不了，我們不說美國，只說這村里。你說這村里大半是老弱病殘的，哪個該繳錢，哪個不該繳？你告訴我，我照你說的辦！”我的聲氣也高起來說：“你們只知道收錢，搞得家家關門絕戶，田地都拋荒了。這樣搞下去村里跑得一個人都沒了你們就有錢了？…”我感到很沒意思，怎麼跟他扯這些，弄得大家都掃興。爭了半天，他又繞回來說指望我把捐給中學的錢捐到村里，我堅持說我決定不了。他死活要請我吃飯，我只堅持由我請他們，沒有結果，大家不歡而散。

９．涿洲

在家裡住了幾天后又回武漢。一下公共汽車就感到武漢的空氣逼人窒息。空氣是灰黑色的，人和車都仿佛在濁水中流動。出租車司機脾氣不好，恨不得早早把我丟下，到了我要去的大學門口就要掉頭。終於到了明佳屋裡，空調過濾過的空氣才讓人好受一點，但胸內如塞滿玻璃碎片一樣難受。我不知這武漢人在這樣的污濁空氣中怎麼活法。

離開武漢前見了朋友趙謙的夫人。七年前為赴美被單位勒索五千塊的買路錢，我一月工資四五百，不夠吃飯，早欠了一屁股債，對着這些舉着單位國家利益金字招牌攔路打劫的流氓我一愁莫展。是趙謙和他夫人設法湊了五千塊電匯給我讓我順利出國。五年前趙謙剛過四十就得肝癌去世。她夫人把他弟弟從鄉下弄到一家酒店看門，月薪八百。幹了半年，他弟弟不見了。找了好久都沒音信。他家裡還有老婆孩子，孩子已經上到高中。是不是他有神經病？趙謙的妻子說沒有。是不是他跟人爭鬥，人家害了他？他老實巴交，又托的是朋友，不會。是不是他見了什麼犯罪景象，被人滅口？無從知道。一個四十多歲的大男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在武漢上空消失了。這樣的事在美國會上新聞，在武漢卻象沒這回事一樣，大概人失蹤的事在武漢稀鬆平常。我就一直琢磨：他到哪兒去了呢？被人沉到了江里？自己投了江？這樣趙謙兄弟倆都沒了，他老娘卻還在。趙謙夫人說她每年都給她寄筆生活費。

趙謙夫人開車送我去火車站。正是堵車時間，到了車站，火車已快開了。下了車，馬上有人上來要幫我拎行李，十塊錢送上車。車站內人山人海，走正門進去肯定要誤點。趙謙夫人說：“你帶着護照吧？走旁門。”我說：“行嗎？”她說： “對外國人有特別通道。”我說：“我又不是外國人。”她說：“有護照他們就把你當外國人。”她指給我站北的一個鐵門叫我先過去，自己忙着去給我買站台票。我便領着拖行李的去那北門。一老頭看門，見了我們忙上來堵住。我不好意思裝假洋鬼子，說：“我們車還有十分鐘就開了。請幫個忙放我們進去。”老頭叫道： “走正門！這裡不通！都走正門！”根本不由分說就把門鎖上了。我急忙折回去，碰上趙謙夫人急火火拿了站台票趕來。她說：“我送過朋友的，哪有不通！”她帶我回來，對那老頭說：“他是從美國來的，回美國去。”老頭便要證件。我忙摸出護照給他。老頭顛來倒去聞了護照半天，開了門。我們便長驅直入。看到在天橋上大家拖泥帶水你推我擠，真擔心他們會擠斷欄杆掉下來。我這裡路上無人，輕輕鬆鬆。到了車上，幫我送行李的漢子把我的大包小包安置好已是大汗淋漓。我給了他十幾塊。坐下後，趙謙夫人說：“看到了吧，要是沒這個護照，你就得去死擠，還得誤車——你還回來幹什麼？”

車直達北京站。戰友勝軍用軍車把我從北京接回涿州。勝軍是我們鄰村的，與我同時入伍，在部隊幹了十八年，已是少校。到了涿州，有些激動。街道還是那麼灰流流的，泥漿水坑散布路邊；兵營圍牆沒什麼變化，牆外那原來色澤分明的瀝青路卻幾乎被泥巴淹沒。一會到了勝軍住地。沒想到他還住在簡易平房裡。他說他已買了房子，正在裝修。我不知部隊的房子怎麼還能買，將來轉業了怎麼辦。他說到時總有辦法。他父母老婆孩子都在這裡，擠得轉不開身。讓人欣慰的是他屋前有塊地，地上搭着架子，藤蔓上掛滿瓜豆。上午勝軍有事，老鄉清喜來陪我。清喜帶我去看了一下勝軍的新居。他的新居是建在原來簡易平房上的四棟六層套房中的一套。通到樓群的路上有尺來厚的泥漿。我們跳跳地走到樓前，上了三樓他們的套間。他父親正帶着幾個人在那兒裝修。三室一廳，一個半廁所。房間都很大，說是一百三十平方，實際不止，裝修完了將是很漂亮的房子。在樓對面有一排停車庫。

很想去我從前幹過的連隊和我工作過的理訓處看看，可有衛兵把着門不讓進。這時我從前的同事小朱騎了自行車出來。十三年來他一點沒變，只是又穿上了軍裝，上校軍銜。見了我他跳下車，寒喧一陣，叫哨兵讓我進去。進了大院，裡頭有草有樹，原來的平房不見了，起了一棟四層樓；原來一萬平方米的蘋果園不見了，栽了草，成了水泥地，中心有個雕塑。正在雕塑邊走，迎面走來老秦，穿着白運動鞋加上校制服。見了我撲上來摟住，只叫：“我的老天爺！我的老兄！哎呀呀！” 搖頭跺腳。我們曾同一張桌子吃飯，天天談笑。有一陣他住我們隔壁，常被漂亮老婆罵得狗血淋頭還哈哈笑。有回他問我會不會理髮，我說會，拿起剪刀把他的頭髮剪得黑白燦爛，沒法收拾。為此他被漂亮老婆大罵一頓。回頭他對我發火。過一天他又跑來哈哈笑着謝我，說因我給他剃了那個頭，他只得到理髮店裡把頭髮全剪了，參謀長看到他頭髮理那麼短，着實表揚了他一頓。此時他激動大概是為我死而復生。他說他們時時談起我，說着便帶我去他們辦公室，一路抓着我的手不放，不住地搖頭跺腳。理訓處搬到了一棟新樓。進了一個教研室，裡頭沒有空調，原來的紅漆地板換成水泥地。辦公桌也半新不舊的，比我在時的還小。大家桌上都沒計算機。老秦呼喚來我從前的同事。他們都一律扛着上校軍銜，臉上都沒有什麼變化。老崔是我最想見的，有很多話要說，握住他的手卻又說不出什麼來。當初我因“嚴重違反部隊的政治紀律”被押解回家時他抓住我的手，說他們幾個朋友已在城裡給我找好地方教書，叫我回家辦好手續就回來，東西都留下。坐下來談天。大家談起同事小安。小安轉業開了公司，最近被抓了。小安和我八九年六月二號分手後就失去聯絡，直到九五年才巧遇在北京街頭——那天我正在北京街頭騎車（自行車）逛街，車後違章帶着老婆（那時還是朋友），一輛豪華車突然停在我面前，小安從車裡里跳出撲過來，嚇我一跳。後來我缺錢花，小安還給過我資助。五年前他到我那兒去過。那時他公司已有六億的資產，他想讓公司在美國上市。這回我正備去北京找他——他的電話打不通。他們說他的公司是借國有銀行的錢開的，那家銀行虧了一百多億，行長因收賄胡搞被抓了起來。小安也在追查之列。他跑出去又跑了回來，大概是想把事情說清楚。我想：他老婆孩子呢？

談了一陣，清喜摧我出來。我只得告別他們。於我的這些同事，時間似乎停滯了。我想如我也在這裡呆下去，我今天是個什麼樣子呢？也許會跟他們一樣，有一個楚楚動人的嬌妻？也許比現在精力更充沛些？我想象不出來我會是個什麼樣子。勝軍後來告訴我說我的這些同事月收入不過一千七八。我吃一驚，說上校都只這麼一點，只基本工資吧？他說：“什麼都在裡頭。我搞財務的還不清楚。他們拿這點錢已經心滿意足了。”問清喜，他說他在附近的一個工廠上班，一月不過七百。

中午吃的是鴿子。十幾個留在這城裡的小老鄉都齊了。餐館地面很乾淨，人一走過，那剛擦過的地面上便全是大黑腳印子。有個小伙子專門跟着拿個拖把拖。

飯後清喜帶我去見留在城裡本地的一個戰友，寫詩的。聽說他在政府一個小部門做到主任。很容易就找到他。他三點上班，只得與清喜等。我一直想找到他，也許是想從他那兒找回一點丟失的自己。我們在部隊聊天是聊得最多的。他年紀比我大些，與我相識時我在警衛連站崗，他是志願兵，詩寫的精緻。終於等到他。見了我是那種詩人的激動。他馬上逼清喜走開，說無論如何要讓我跟他在一起聊一夜，對不起，求我們老鄉原諒。清喜直逼我跟他走，我也覺得必須跟老鄉們多呆，可他的這種熱情使我走不脫。

這朋友原來一貧如洗，老婆沒工作，又有孩子，轉業又沒個好單位，要什麼沒什麼，後來琢磨這麼着不行。一天蹲在廁所里看參考消息，在縫隙里看到一則賣電腦畫像設備的廣告。一套設備三萬多塊，吹的很神。他心血來潮，三下廣州，對那電腦照相設備考察了個底朝天，終於決定花血本買上一台。這玩意在涿州還新鮮，馬上照相的排成長隊。那個錢就嘩嘩嘩地往他袋子裡流。這麼着恨賺了年把才有人跟上來，可他又投資買了更高級的設備，在兩個商場都搞了這個東西。現在生意平和了下來，夠保本。

下班後從他辦公室盪到他家去。街上覆蓋一層黃土，灰塵砸臉。見兩邊許多樓房上掛“洗澡”招牌——有的整棟樓上就這兩個字。我還從沒有看到這麼多 “洗澡”的招牌。在武漢也有同學玩笑說要請我“洗澡”，五百一“洗”。我問朋友這裡真給人洗澡？朋友說這“洗澡”樓里確實也給人洗澡，但那是最便宜的服務，就象餐館裡免費送上的開胃菜。真正的服務是性服務。服務的都是小姐，反正都是單間，由你跟小姐講價。其中一項就是“掬油”：口手齊上，讓男人排泄。這“洗澡”場所跟地方公安連成一體，甚至跟公安部也是通的。很多人洗澡都是公款。我驚奇於這裡發達的“洗澡”行業。涿洲因桃園三結義而聞名，該是仁德之地，這 “洗澡”業似乎不應該在這裡發達。但這裡距北京不過幾十分鐘，也許來這裡洗澡的多是北京顧客。有人說這“洗澡”行業創造了不少工作機會，可要把這骯髒的街道清理得纖塵不染，要多少人！為什麼不組織財力人力治理這滿街的灰塵？在灰流流的街上，澡洗的最勤，不把街道弄乾淨也是白搭。而在這麼破爛骯髒的地方不知死活地要“洗澡”，則如豬在污泥中打滾。這如此發達的“洗澡”業，根源於有社會沒有正常運轉，有餘錢的人把錢用在自己獨有的享樂上，而這些有錢人的余錢本應由政府通過稅收抽出來維護公共環境，從而使所有人（包括有餘錢者）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朋友有三室一廳的房子，客廳內掛幾張當地名人真墨字畫。他有一間書房，備有計算機，可寬帶上網。他妻賢女慧，錢足閒多，日子讓人羨慕。只是我不知他能奈那街上的灰塵何。

１０．北京

第二天勝軍找了輛出租車送我去北京。我要先到北京表哥處。這個表哥是我另外一支的表親。我外祖母與他外祖母是姐妹。他姑姑原為伯父的童養媳。伯父失蹤，他姑姑跟了父親，生頭胎生死了。

到了北京叫司機停車讓我前去一個餐館方便。餐館門前的道上黑色泥漿使這一角猶如鄉下。餐館裡一個穿着沾滿黑灰的白褂的黃胖小伙子正在倒騰山高的一攤面，沒有顧客。廁所里小便池脫落了，歪吊在牆上，那尿水就沿着牆流，流過地面，匯入便坑；便坑已堵了，浮着糞便和亂紙，讓人毛骨悚然。地上溢流着垢黃的小便，無處下腳，有一根拖把橫在地上讓人踏腳。我不知該在哪兒尿好，研究半天，只得也對着已破裂的牆上的小便處尿。大概這是貧民區的餐館，大家是來吃，不是來拉，不至於根據廁所來判斷餐館的好壞。

車子廢氣和街上的灰讓我胸部難受。一輛輛的大公共汽車在街上爬行，一溜溜的自行車悠然流動。立交橋下人們在跳交際舞。一棟棟的高樓正在建築中，起重架高高挑起。一溜溜黑色轎車上綁着花，原來是九月六號，結婚的好日子。在車上用司機的手機撥通表哥的電話讓他告訴司機怎麼走。早上九點就到了表哥的建築工地。

表哥承包建築工程。臨時辦公室後面就有兩棟已有架子的十幾層的高樓豎起。表哥跟我一年大學畢業，分到北京一家工廠。他一心要掙錢，從沒停止過倒騰。先是騎着自行車倒賣，後來買了一輛小摩托。我八六年在部隊時他就騎着小摩托到涿州去倒過鞭炮。九零年他買了一輛破得象個拖拉機的紅旗，但表哥能坐主席坐過的車子還是瞞驕傲的。他是學機電的，會鼓搗，總能哄得那大笨傢伙喘着粗氣撒開腿跑。看他修那大紅旗，我驚奇於這車子結構的單純——單純得象毛澤東時代老百姓的思想：打開前蓋，裡頭只一部發動機加幾根電線。表哥就用手把這根線接到那根線，有時燙得他甩手跳腳。也許他把這車裡除發動機外的東西全給省掉了，那車已成了他自己發明，只是外殼還是毛主席坐過的那個車的樣子。在我離開北京後他花二十萬買了個桑坦拉。現在他有好幾部車。自己常開的是部奧的，還有部本田，表嫂也有一部自己的車。他還有部老吉普，幾部工程車。

表哥有些發福，是個生意人的標本，一望就是那種拿得住的樣子。他的三個哥哥，堂弟、妹夫，還有他的堂兄弟一共十來個都跟着他干。他的兄弟在老家縣城原都處於失業狀態；表弟和他的幾個堂弟都來自木蘭湖邊。我很佩服表哥，他一人照顧着所有親戚。我出國時考托福ＧＲＥ的錢都是他掏的。當時在北圖連吃飯的錢都沒有。老婆和我到機場都是他借了朋友的車送，老婆的家人到北京來也是他請客。二哥在家裡沒法活，也是他安排在他廠里做臨時工；二哥回家結婚他又送了幾千塊。

大表哥和表弟在別處開車，表哥便帶上在身邊的二表哥三表哥陪我去餐館吃飯。二表哥老實巴交，幾乎不說話，好像還沒有從失去女朋友的悲痛中恢復過來。他在家有個打小定的親。女孩是個獨生女，漂亮得遠近聞名。可十九歲失腳掉在塘里淹死了。她父母從此都瘋了。後來舅父就承擔了他們兩老的生活，養了他們十幾年直到死去。二表哥黃瘦，原有胃病，笑得疲乏。

飯後約了同學徐敏陪我去逛書店。書店裡許多人粘在樓梯上看書，原來沒有坐椅。書店裡沒有廁所，就近去了一個公共廁所。公廁比原來的好多了，只是還是蹲式，沖水用腳踏，或許是為減少接觸有意設計成這樣。買了幾本書後又去逛王府井。王府井大街成了步行街，很大氣，有點超級大國都市街道的味道。

夜飯後去了另一個同學華容家。她工作干的很上路，有自己的車，又剛買了七十來萬的房子。房子裝修得明快高雅，富有藝術情調。在美國我很少見多少家庭裝修得如此漂亮。廁所的設計用料都非常精美，使人就想在那裡頭坐一坐。看來我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在急起直追美國中產階級。美國只不過有較多的地皮，有汽油燒，城市已經鄉村化了，人們的住房可向鄉下無限延伸。中國城市向鄉村的延伸才剛開始，在將來也會受到地皮的限制。

夜裡回到徐敏家。他的房子要窄一些，他還在讀書，但也在準備買房買車。

第二天回到表哥那兒，大表哥和表弟已從房山趕來了。大表哥還在開車，還笑得那麼快活，臉上還有那坑——那從前是個酒窩，那酒窩曾讓個大家閨秀陷進去。大表哥叫哈巴，人洋洋哈哈。曾為軍區司令司機，因生得帥，被司令的軍人女兒愛上，做了司令的快婿。大表哥不過高中畢業，舅父不過是個縣城磚瓦廠的黨支部書記，足見司令是正宗無產階級家庭出身，家訓中充滿先進的無產階級思想，沒有半點門第觀念。表哥帶着司令女兒去過我們家，他和媳婦都穿着閃亮噴香的軍裝。那麼明亮白漂的女軍人我只在電影裡見過。後來表哥要去外地當官，媳婦不許，他便一氣之下回了老家。媳婦找到老家，決心跟他回縣城過。在縣城住了一段後回北京去辦隨夫手續。手續沒辦下來，他們就那麼稀里糊塗地離了婚。表弟跟着大表哥開車。他紅紅的，寬寬的，抓住我的手半天說不出話來。表弟是細舅的老二。兩個舅父共七個孩子，只這個表弟的老婆孩子還在那山窩裡。這是表哥們的安排，他們要他在山窩裡守祖墳。媳婦也是他們給他找的。他結婚時我去看他，他裂着大嘴哈哈笑着說：“我媳婦好醜哈？我見了她就提不起勁。我沒用哇，找不到俏媳婦。” 他說他現在一月吃喝除外給一千，一分多的也沒有。

表哥坐了一會就帶我和三表哥去他家。三表哥還從未去過他家。他有四個很寬的房間，全是木頭地板。表哥的岳母癱在床上，有阿姨全日照看。表嫂上班去了——這天星期六。表侄比表哥高，黃黃瘦瘦，很怕生的樣子。想不出幾年前滿桌子底下鑽、滿頭冒汗嘎嘎笑的孩子會變得這樣文靜。他有自己的房間，房裡書架上除了課本外沒什麼書。表哥說他將來怎麼也要給兒子留下一點財產。說他受了很多苦，不能讓兒子再那樣。將來希望兒子能接着他的公司干。

中飯由秘書劉姐安排在附近的一家湖北飯館。我們去吃飯時老家來的人已蹲在地上捧了盤子吃米飯南瓜，表哥叫他們都放下飯碗跟了上館子。兄弟們便都丟下碗，分坐了車子去。包間富麗堂皇。弟兄們團團坐在一張巨大的園桌邊，說說笑笑。我很感動。

飯後二表哥和表弟坐大表哥開的本田送我。大表哥沒摸過奧的，想借送我機會開奧的，表哥沒讓。出發前劉姐拎來一包裝在黃綢包裹的精緻木盒裡的茶葉。我無法推卻，只得接了。

在機場匆匆拜別表哥表弟，一會上了飛機。人有些麻木，有些眩暈。我的家、我的朋友、我的國家就是這個樣子。在美國枯燥憋悶的生活中讓自己興奮的是我國的經濟發展喜訊，愛國愛到了不願聽到任何關於中國的壞消息。我常在計算機上玩弄數字推算中國未來，推來算去，發現只要不出大的亂子，只要抓住了全民教育，二十來年後我國將是世界經濟頭號大國。不回國是有些犯傻。在美國只能做行屍走肉：掙點小錢為活命，活命又為掙小錢；這個輪子中轉得多出來的只是個孩子。回國吧，青春將近胡不歸？可回國又得活命，要活命又得回到城裡的煙塵與熱氣中，而我想的是回到門前的竹園裡，回到木蘭湖邊。那山林中有電、電話、計算機、電視機後，一切現代城市該有的信息都有，還可盡享山林之美。可活在那裡得有辦法養活自己和家人。電視裡看到九寨溝，看到中國的奇山異水，心醉神迷，頓覺此生白過。該領略的沒有領略，該完成的沒有完成。時不我待。後生可畏，我不再後生了。有百歲之童，三歲之翁，自己卻不敢擅稱童子以自慰。雖然意識中的自己還是二十來歲，但疲乏常逼人知天命。讀《論語》讀到“四十五十而未聞則不足畏也” 便膽顫心驚。時時懷恨，恨自己一事無成，至今還在為活命而活命，可又無法拯救自己。生活的套子越拉越緊，而掙扎求脫的精力越來越少，恍如陷到沼澤中，早早掙脫了就得救，晚了就只有被吞沒，而自己眼看就晚了。家中後院種了一棵瓜，只正午能接到陽光。我一直盼着它開花結瓜，可它八月份才開花，九月份未見果。天氣越來越冷，到了十月份，瓜藤就全蔫了。我也許會如那棵瓜。我的生長期還有那麼一段，可我的生命已被予售一空，我把自己贖回的可能已很小。要贖回自己就得回國，只有回國才有希望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回得去嗎？回去哪裡？只好不想。